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終極聖殿、被視為自由市場神話活化石的紐約市，經歷了一場可能足以載入史冊的地震。年僅33歲的曼達尼（Zohran Mamdani），一位公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DSA成員），在強大的民主黨建制派和億萬富翁們的圍剿中突圍，贏下了市長選舉。在曼哈頓下城那座象徵着資本永不眠的銅牛雕像的注視下，被高房租和通貨膨脹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紐約人，選擇了一位發誓要凍結租金、向富人開刀、甚至由政府開辦雜貨店的年輕穆斯林來領導他們。

不禁想起，冷戰剛剛以西方的全面勝利告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給出歷史終結」的樂觀論調。

此時，兩位並非學院派主流的歷史學家威廉·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和尼爾·豪（Neil Howe），在他們合著的《第四次轉折》（The Fourth Turning）中，極其不合時宜地拋出了一個有些荒誕不經的警告：「在2025年之前的某個時間點，美國將穿越一道巨大的歷史關口，其重要性堪比美國獨立戰爭、內戰，以及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災難的風險極高。國家可能會爆發叛亂或國內暴力，地理上四分五裂，或者屈從於威權統治。」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站在2025年的尾巴上，預言落地的聲音震耳欲聾。

曼達尼的勝選，這不僅僅是一次選舉的意外，這是歷史板塊劇烈碰撞時發出的沉悶轟鳴。當最推崇資本主義的城市開始呼喚社會主義，我們知道，施特勞斯和豪筆下的「凜冬」不再是一個遙遠的比喻。

為什麼「社會主義」這個在美國政治語境中曾經等同於政治自殺的詞彙，如今卻成了年輕一代的動員口號？矽谷最具哲學思維、也最具爭議的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在2019年發給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一封私密郵件中，極其冷酷而精准地解剖了這一點。這封郵件，比任何社會學論文都更直白地揭示了美國社會的深層病灶。

蒂爾在郵件中寫道：「當70%的千禧一代說他們支持社會主義時，我們不能簡單地斥責他們愚蠢、自以為是或被洗腦了事……如果一個人背負太多的學生債務，或者住房極其難以負擔，他就會長期處於負資產狀態……如果一個人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沒有利益相關（stake），那麼他很可能會轉而反對它。」這就是問題的核心：利益相關性的喪失。

二戰後的「美國夢」建立在一個基本的社會契約之上：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能買得起房，養得起家，過上比父輩更好的生活。這個契約讓工人階級成為了資本主義最堅定的捍衛者。但現在，這個契約被單方面撕毀了。

美國連續幾屆總統都出生在1946年，嬰兒潮一代不僅佔據了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的頂層，更通過房地產政策和金融工具，鎖死了財富的向上通道。他們享受了戰後繁榮期低廉的教育和住房紅利，然後抽走了梯子，留給子孫的只有天價的帳單、不穩定的零工經濟和日益攀升的國債。

當一個紐約布魯克林的年輕人發現，他需要打三份工才能勉強支付一個沒有窗戶的地下室的租金，而華爾街的對沖基金經理僅靠資本利得稅的優惠就能日進鬥金時，「資本主義」對他來說就不再意味着自由和機遇，而意味着債務奴役。相反，「社會主義」則意味着一張付得起的地鐵票、一間不會被隨意驅逐的公寓。

曼達尼的勝選，某種意義上，就是「無產」的年輕一代對老年金權政治的一次絕地反擊。

在曼達尼勝選的同一周，美股正在由英偉達帶領着衝向新的高點。曼達尼在競選中提到了一個詞：「Halalflation」（清真通脹），指的是他在街頭感受到的、普通穆斯林社區連基本的清真食品都快買不起的窘境。這與不斷刷新歷史新高的股指和「強勁的宏觀經濟指標」形成了極具諷刺意味的對比。人們投票給曼達尼，不僅僅是為了他承諾的免費巴士，更是為了向那個冷酷運轉的資本機器投出一塊磚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