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震盪全國的大示威後，伊朗似乎又迎來新危機：美國的軍事威脅。

1月25日，航行多時的美國「林肯號」（USS Abraham Lincoln，CVN-72）航空母艦戰鬥群正式抵達中東，美國中央司令部（CENTCOM）隨後在27日宣布：司令部轄下的美國第九航空隊（又稱中央空軍，AFCENT）將進行為期數天的軍演，以展示在美國在中東部署、分散和維持作戰空中力量的能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司令部雖然釋出軍演訊息，卻沒有公開軍演日期、實際地點等細節。且特朗普（Donald Trump）也在27日表示，另一支美國「艦隊」正在開往伊朗，自己希望德黑蘭能與華盛頓達成協議。往復之間，美國打擊伊朗似乎箭在弦上，卻又似乎不以推翻政權的最高目標，而是希望達成特朗普所謂「協議」，不論是核協議或其他新安排。

但即便如此，伊朗也已在多次重申間擺出姿態：只要美軍打擊，伊朗就視作全面開戰，將攻擊美國的各處基地來報復。當然，從伊朗2023年捲入加沙戰爭後的各種「自我克制」來看，這不排除是虛張聲勢的吹口哨壯膽，也就是只要美國攻擊僅限「公關秀」、沒有對伊朗傷筋動骨，德黑蘭也就不會真的玉石俱焚，在中東上演與美國的全面戰爭。

但毫無疑問，中東各國已為此全面戒備，除了土耳其反覆示警：伊朗願意談判、美國不應輕率打擊外，海灣阿拉伯國家也同樣大力斡旋，並希望盡可能與衝突劃清界線，例如沙特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就在27日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Masoud Pezeshkian）通電話，承諾沙特絕不會允許任何一方利用沙特領土攻擊伊朗，言下之意就是不會協助美國發動攻擊。

可以這麼說，美國雖然希望解決「伊朗問題」，卻不是全無現實限制：除了一擊未成可能引發的後續政治問題、需要加碼的軍事成本外，還有區域盟友的不願「捨命陪君子」，都是美國需要顧慮的關鍵。當然，特朗普往往給人不確定性高、做事全憑直覺的暴走形象，但對於伊朗問題，顯然也不是全無顧慮，否則就不會有2025年6月轟炸伊朗核設施又迅速下台階的前例。

平心而論，美伊對峙經年累月，特朗普的下一步怎麼走或許無法確定，但拜登（Joe Biden）政府的曾經挫敗、美國當前的戰略局限，或許可供外界一窺特朗普的腦內風暴。

拜登政府怎麼應對伊朗？

首先是拜登的「挫敗」。之所以說是「挫敗」，並不意味拜登沒有削弱伊朗，而是即便美國持續削弱伊朗，卻也還是無法阻止2023年10月的「阿克薩洪水行動」爆發，也就是伊朗為了阻止美國力推的沙特與以色列建交，不惜代價進行地緣豪賭，既策動哈馬斯閃擊以色列，也在後續動員所有「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牽制以色列攻打加沙。

而其結果，雖是伊朗為此傷痕累累、以色列不計毀譽加開戰線，卻也同樣把美國強制捲回中東戰場，迫使華盛頓緊盯情況、反覆斡旋阻止大戰；而隨後以色列對於加沙的殘忍屠戮，又在很大程度上衝擊了民主黨的總統選情，成為賀錦麗（Kamala Harris）大選落敗的關鍵之一，並且同時暴露美國面對俄烏與加沙戰爭的雙重標準。

當然，這種情況絕非拜登樂見。回顧2021年1月，伊朗問題其實是拜登就職後少數明確闡述的外交議題，方法則是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美國既要努力「反擊伊朗破壞區域穩定的活動」，也要重新加入被特朗普單邊退出的伊朗核協議，並以此為跳板強化原初協議的種種缺陷。

說得更直接，拜登還是寄希望於伊朗改革派，所以既要阻止「抵抗軸心」持續壯大、導致附著其上的強硬派永遠如日中天，也要藉著重啟核協議增強改革派話語權。但眾所周知，即便伊朗改革派有意接下橄欖枝、拜登等溫和派也持續施力，美伊兩國強硬派卻是有志一同、不肯重啟。

美國一方的邏輯很容易理解，也就是認為極限施壓才真正有用，重啟核協議不過是為伊朗發展核武爭取時間，而這顯然也是以色列的擔憂；不過伊朗強硬派則是認為「優勢在我」，包括德黑蘭在這段期間已經強化與北京、莫斯科的關係，同時又以美國單邊為理由推進核議程，所以當美國溫和派釋出重返核協議的訊號時，強硬派明顯推高了門檻：第一，要求美國給出有力保證，避免再次退出；第二，主張原協議的制裁豁免力度不夠；第三，指出美國應就2018年至2021年期間未提供制裁豁免的情況作進行補償。

但可想而知，這些門檻拜登政府都無法滿足，因為如前所述，拜登要的是用美國重返核協議，換取伊朗繼續參與後續加固協議的談判，而不是做出更多讓步、懇求伊朗繼續遵守規則。此外，從美國的政治結構來看，在共和黨持續強悍的背景下，拜登也不太可能補償伊朗損失，更無法保證未來政府會繼續遵守協議。

更重要的是，在華盛頓與德黑蘭僵持期間，美國與核談判主要夥伴「英法德三國集團」的分歧也日漸加劇。原本在特朗普任內，英法德三國還不斷呼籲美國重返核協議，但之後隨著伊朗持續推進核議程，三國的不安明顯上升。尤其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伊朗又因與俄羅斯的特殊關係，所以從2022年8月起向莫斯科提供無人機、在2023年夏季於俄羅斯建造無人機生產設施、自2024年秋季起向俄羅斯提供短程導彈，可以說是實質介入了俄烏戰場，結果當然就是嚴重得罪英法德三國。

因此後續可以發現，在協調伊朗核協議的國際原子能總署理事會會議上，英法德三國就多次力主對伊朗實施嚴厲制裁，並對華盛頓考慮放棄施壓、優先與德黑蘭達成不透明交易的做法愈發不耐煩。可以這麼說，原本特朗普任內作為美伊關係「剎車皮」的歐洲，到了拜登任內已是日漸稀薄，甚至有變成油門的傾向。關鍵在於，美國有必須撤出中東的戰略考量與需求，所以始終有對伊談判的動機；但歐洲並沒有被捲入中東戰場的擔憂，而是對於伊朗持續介入俄烏強烈不滿。

至於拜登所說的另一個重要目標，「反擊伊朗破壞區域穩定的活動」，其實也就是阻止伊朗進一步動員「抵抗軸心」，則基本上沒有收到任何成效，相關議程甚至是被直接擱置，因為核談判幾乎占據政府對伊政策的唯一重心。當然，美國或許有試圖強化與區域盟友的軍事關係，但這對削弱「抵抗軸心」毫無作用，畢竟2023年「阿克薩洪水行動」的爆發，就證明美國制裁、事前嚇阻，都不能阻止伊朗進行相關活動。而且這次閃擊發生後，美國的對伊政策也就基本陷入被動，只能反覆阻止伊朗與以色列爆發大戰。

特朗普要怎麼辦？

基本上，這就是特朗普2025年接手的局面：伊朗已經因為加沙戰爭傷痕累累、國內經濟同樣搖搖欲墜，「抵抗軸心」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創，包括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的領導層被掏空，敘利亞也直接變天，伊朗可以說是陷入近10年最脆弱狀態，卻因為核議程的持續推進，而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接近擁有核武器；與此同時，以色列與伊朗的衝突也來到近10年最白熱化的巔峰，並也在「特朗普2.0」後的2025年6月，直接爆發了以伊「十二日戰爭」。

整體來看，伊朗核計劃算是其廣泛政權戰略的一部分，也就是與「抵抗軸心」類似，都構成捍衛國家安全的「前沿防禦」，只不過「抵抗軸心」相對「非對稱」，核議程的潛在威懾力卻更大，一旦德黑蘭真的心想事成造出核武，基本上就可以在很大程度確保自己在海灣、乃至中東的軍事優勢地位，就連以色列恐怕都不能輕易出手。

這就解釋了以色列何以在加沙戰爭爆發後，不斷加開戰線、升高戰事，尤其是在「特朗普2.0」開始、美伊核談判看似有所推進後，以色列更破天荒在2025年6月直接打擊伊朗本土，衝破過去各方心照不宣的共同默契，結果也引發伊朗的升高回擊，最後更把美國、海灣的卡塔爾等一起捲入。

但即便經歷前述衝擊，伊朗也都沒有在核協議的關鍵問題上讓步，談判依舊陷入僵局，濃縮鈾也持續生產；正如隨後的加沙停火，也沒有讓伊朗停止動員「抵抗軸心」，德黑蘭依舊想盡辦法向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運送導彈。顯然，在伊朗內部仍由強硬派掌權，也就是哈梅內伊（Ali Khamenei）擔任最高領袖、革命衛隊依舊勢大的背景下，光憑加沙戰爭削弱、「十二日戰爭」衝擊，還不足以扭轉伊朗的對外戰略，尤其在「抵抗軸心」衰弱的背景下，核議程的威懾角色恐怕會持續上升。

這對美以來說，其實就構成一個危險訊號：要解決伊朗問題，恐怕需要政權更迭，因為伊朗當下奉行的反美反以意識形態，從1979年革命以來便根深蒂固。但這也就是問題所在，如果推動政權更迭如此容易，美國與以色列又豈會容忍伊朗至今？從任何角度來看，這都是比轟炸核設施更艱鉅的目標，甚至可以說不論是美國或以色列，其實都不確定要如何實現，因為如果按阿富汗、伊拉克的前例，軍事占領的終點就是無盡泥淖，而光憑以色列自己做不到，當前美國民意也不會支持重返大量出兵中東戰場。

說得更直接，特朗普面對的局面就是，除非伊朗發生重大政治變革，否則很難從根本上改變其中東與對美政策，包括推進核議程與動員「抵抗軸心」；但實現這一目標究竟要用制裁與外交徐徐圖之，或是祭出軍事打擊，恐怕就是各有極限與成本。

因此觀察「特朗普2.0」以來的種種做法，這位看似暴走的美國總統，其實是採取了類似冷戰時期應對蘇聯的作法：在與與蘇聯進行外交互動、各式談判與代理人戰爭時，也持續爭取蘇聯內部民心，其實也就是所謂「民主推廣」（Democracy Promotion），來推動政權更迭的終極願景。

套用在伊朗的案例，其實也就是邊與伊朗進行核談判、邊收緊制裁繩索，再輔以不至於爆發全面戰爭的軍事壓力，同時積極介入伊朗內部示威，削弱神權政府的政權合法性。放到航母打擊群逼近的當下現實，美國的短線目標，就是通過與以色列、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合作孤立伊朗，同時與「英法德三國」利用伊核協議「快速恢復制裁」條款的回彈機制，進一步弱化伊朗財政，再加上示威鎮壓衍生的軍事介入名目，迫使德黑蘭屈服讓步，讓特朗普達成一套比2015年伊核協議更為全面的外交協議；但長線目標，當然還是在伊朗促成政權更迭。

而在2025年6月已經轟炸過伊朗的背景下，這次特朗普的可用空間當然拓寬不少。不過相同問題還是存在：外交與軍事手段的交替使用或許更加有效，但無論軍事打擊多麼成功，通過外交手段其實也能達成類似結果，且成本與不確定性都將低於軍事行動。

此外外交手段也可能具備軍事打擊所不具備的其他優勢，例如建立雙方都認可的核查和監督機制，以及為國際合作和責任分擔創造更多機會。當然，外交手段的最大弊端正如美國鷹派之前對伊核協議的指責：最終可能在政治和經濟上鞏固伊朗政權，為發展核武創造戰略機遇與時間。這或許就解釋當前特朗普之所以要求重談協議的動機：用足夠全面的新協議，避免外界留下伊朗政權再次逃過一劫的印象，同時確保伊朗無法將制裁解除帶來的收入用於投入核計劃或動員「抵抗軸心」。

當然，有鑑於伊朗與以色列雙方的高度敵意，以及中東地區錯綜複雜的地緣形勢，特朗普能否心想事成，恐怕就跟這次行動的軍事天花板究竟在哪一樣，都是眼下還不容易確定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