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或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從美國外交政策的角度來看，往往給人一種格格不入之感。到底什麼才算是美國優先，什麼才算是偉大，都難以說得清楚。特朗普本人的種種個別外交行動也未能讓人抽離出一個能夠統攝一切的外交戰略。

相較之下，無論是拜登（Joe Biden）時代的「聯友制華」，還是傳統共和黨強調美國例外、好用軍事強權和單邊行動、以民主自由解讀或包裝美國國家利益的「新保守主義」，甚至是奧巴馬（Barack Obama）時代以伊朗核協議、巴黎氣候協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為代表的多邊主義和（國際關係上的）自由主義，都比MAGA派的外交來得清楚明瞭。

箇中的矛盾，其實不難理解。美國外交往往是華府精英的工作，選舉卻完全由內政主導。但到了2010年代，全球化對於平民百姓生活的衝擊、外來移民對於本土文化和身分認同的影響、金融海嘯的後遺、美國入侵伊拉克暴露出來的華府外交建制敗壞，種種因素都構成了一場外交政策「革命」的土壤。這場「革命」就由特朗普帶有獨立主義、懷舊主義、不干預主義色彩的「美國優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勝選口號為開端。

回顧2016年的共和黨初選，作為特朗普對手之一的魯比奧（Marco Rubio）是共和黨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當時的魯比奧還在以非常具有美國政治意識形態的方式來批評特朗普，指後者像是「第三世界強人」（Third-world strongmen）－－正如古巴移民後裔魯比奧自己所熟悉的拉丁美洲獨裁者一般。

魯比奧當時便說：「世界上許多失敗的國家，往往是因為他們把希望寄託在某一個人身上——一位強勢領袖站出來說：把權力交給我，我就能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新保守主義利用MAGA失敗告終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MAGA派執政班子遠遠尚未成形，共和黨內部傳統勢力仍在，華府建制還是以特朗普只是美國政治的「歧出」來看待他的崛起。於是，正如一心促成保守派法官主導聯邦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時任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及保守派法律界組織「聯邦黨人學會」（Federalist Society）一樣，共和黨的新保守主義外交精英依然企圖透過和特朗普合作來推進自己的議程－－其中的表表者就是2018至2019年擔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的博爾頓（John Bolton）。

這些傳統共和黨人想要的是MAGA派的民氣和權力，而不是MAGA派的任何主張。

在法律層面，傳統共和黨人是成功的。如今保守派在最高法院的六對三絕大多數，正是出於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任命，而有可能會維持二三十年。

在外交層面，特朗普不帶原則的MAGA派外交，最終和博爾頓的新保守主義構成決裂，導致後者在2019年被炒。無論是特朗普首屆任期最終不敢出兵委內瑞拉、同朝鮮領袖金正恩友善交好、面對伊朗擊落美國無人機而不願以軍事還擊，以至傾向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等，博爾頓的鷹派主張同特朗普都格格不入。

最終，博爾頓變成了另一個在野猛批特朗普的舊部，如今更成為了特朗普利用司法部追殺的政敵之一。

相較之下，另一個新保守主義者魯比奧，就有脫胎換骨的轉變。

魯比奧如何加入MAGA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魯比奧和博爾頓的最大差別在於，他並沒有單純的把MAGA派看成是可以利用來推動自己主張的權力空殼，而是要把自己變成MAGA派方興未艾的外交政策的塑造者。

2016年經歷總統初選失敗之後，魯比奧繼續留在參議院，卻轉向低調。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魯比奧開始充當特朗普的拉丁美洲智囊，兩人經常就該區問題通電話。在2017年的特朗普減稅法案中，魯比奧也幫助當時熱心政事的「第一女兒」伊萬卡（Ivanka Trump）推動通過子女免稅額的政策。2020年新冠疫情下的特朗普派錢政策背後也有魯比奧的主力推動。

到了2022年魯比奧競逐連任參議員之際，特朗普就開始公開為他站台。六年之後，魯比奧這個前初選對手已經變成了特朗普的政治盟友。

到特朗普2024年競選，魯比奧一度成為副總統大熱人選之一，只不過最後特朗普決定選擇萬斯（JD Vance）。然而，特朗普勝選之後，一個近乎不可能的情況卻出現了：作為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的魯比奧，竟然被委以國務卿的外交重任。

而到了上任剛滿百日的原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茲（Mike Waltz）因「Signal泄密門」和MAGA派網絡紅人的攻擊而被調職之後，魯比奧更變成了繼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之後第一位兼任國家安全顧問的國務卿。兩大外交要職由一人擔任，體制上，魯比奧就成為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主導者。

當然，在特朗普王庭般的白宮中，權力的分配並不依體制職能，而是看特朗普的個人喜好決定。只要特朗普喜歡，毫無官職、一身利益衝突的「第一女婿」庫什納（Jared Kushner）也能變成加沙問題、俄烏問題的主要談判代表。

新保守主義的「暗渡陳倉」

不少人認為，魯比奧只是一個為了權力的MAGA派歸順者，為了爭取成為共和黨未來的權力繼承人而完全放棄了自己的信念和主張。這種看法也是有其道理的，例如魯比奧一直支持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認為其對美國國家安全極具關鍵，然而在特朗普再次上台頭幾個月的削減政府風潮之中，魯比奧卻成為了實際上拆除USAID的人物。

又例如，在俄烏戰爭之初，魯比奧是挺烏抗俄的強硬派之一。但當削減對烏克蘭援助變成了MAGA派的外交主張之後，魯比奧到2024年已經開始投票反對繼續援助烏克蘭，如今亦變成了特朗普推動和普京（Vladimir Putin）修好的外交方向的支持者。

不過，從美國近來的外交發展來看，魯比奧正在做的更像是把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戰略「暗渡陳倉」植入MAGA派之中。

博爾頓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未能促成的擊炸伊朗，在魯比奧作為國家安全顧問的背景之下卻變成了現實。如今特朗普還正在中東累積兵力－－第二艘艦母福特號（USS Gerald Ford）據報也正在開往中東－－萬一談判未如理想，試圖推翻伊朗伊斯蘭政權的軍事行動依然是可能選項。

1月的委內瑞拉行動，更是完全由魯比奧主導，實現了博爾頓未能實現的目標。如今，擄走馬杜羅（Nicolás Maduro）之後，在委內瑞拉主政的馬杜羅舊部似乎對美國言聽計從，迅速修改石油開發投資相關法律，一舉推翻查韋斯（Hugo Chávez）遺留下來的主要政策。這次代價極低的成功軍事行動，使魯比奧聲望水漲船高，其下一個目標已轉向以能源供應來施壓古巴。

魯比奧的「暗渡陳倉」之所以成功，在於其利用了「美國優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模糊性來給新保守主義的外交目標作重新包裝。

MAGA派不是反對像伊拉克戰爭那樣的對外軍事干預的嗎？魯比奧的新包裝是，MAGA派反對的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持久戰爭，如果能夠一擊即中達成美國的目標，那當然就是「美國再次偉大」的明證。

MAGA派主張的不是要讓「美國優先」嗎？為何要花費美國資源來干預他國？「美國優先」當然難以套用在伊朗身上，不過在西半球，魯比奧就透過特朗普版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或所謂的「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將「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推向「美洲優先」（Americas First），當中只差一個「s」。

其干預拉丁美洲的政策目標，也換上了打擊販毒和移民的MAGA包裝。

在剛剛過去的慕尼黑安全會議（MSC）上，相較於去年萬斯就言論自由、排除極右、外來移民等問題嚴詞評擊歐洲的文化戰爭論述，魯比奧本年延續同一論述，卻將重點放在連繫歐美的所謂「西方文明」之上，聲明美國是「歐洲的孩子」，有着「在數百年共同的歷史、基督信仰、文化、傳統、語言、血緣，以及我們的先輩為了這個共同文明所一同付出的犧牲」。

他表示，美國同歐洲的命運永遠交織在一起，而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特朗普才會「直接和迫切」地（或者說「恨鐵不成鋼」般）要求歐洲認真起來，並對等地為捍衛這個文明作出付出。

當然，魯比奧也作出了反對大拙模移民、反對自由貿易、反對氣候變化政策等表態，不過其演說重點其實就是要把MAGA派捍衛美國白人文明的精神和捍衛整個西方文明的目標連結起來。既然「美國優先」基於地理因素可以演變成「美洲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何以不能基於文明同源性而演變成「讓西方再次偉大」？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以「舊酒新瓶」來形容魯比奧的演說，認為其與萬斯去年演說內容一樣，只是換了新的包裝，酒是MAGA派的酒，瓶是傳統跨太西洋主義的瓶。但如果我們從魯比奧還是新保守主義信徒的維度來看，他的酒其實是新保守主義的酒，瓶才是MAGA派的瓶。

魯比奧的MAGA外交改造還是是一個「進行式」。不過，從過去一年的特朗普外交政策走向來看，新保守主義已經慢慢植根到MAGA派的政治土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