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孩跑去戰地當無國界醫生 伴隨爆炸和槍聲迎接新生命誕生

撰文: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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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我們曾採訪過一位在衝突國度、戰火陰影下救援的無國界醫生,她叫蔣勵,今年39歲。之前,她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一位婦產科醫生。
自述:蔣勵 / 編輯:倪楚嬌(一条)

9年前,她辭去工作,與丈夫分離兩地,成為了一名無國界醫生,前往阿富汗救援。在孕產婦死亡率極高的當地,在爆炸和槍聲下接生孩子。她所在的三個月裏,沒有一例孕產婦死亡。她加入的這個組織,叫「無國界醫生」,是全球最大的獨立醫療人道救援組織之一,在199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每年「無國界醫生」會派出3000名救援人員在約70個國家服務,協助生命受到衝突、疫病或天災所危害的人群。正如蔣勵所說:「即使不在前線,亦可參與救援!無窮的遠方 ,無數的人們,其實都與我們相關。」

1. 我在阿富汗當無國界醫生

我叫蔣勵,今年39歲。在大學裏,我第一次聽說了無國界醫生這個組織。當時覺得這個工作挺酷的,可以去醫療資源特別匱乏的地區,做當地人民唯一的醫生,那種感覺很吸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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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接到了第一個任務,所以辭掉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婦產科的工作,去了阿富汗三個月,後來又去了巴基斯坦。周圍的人會覺得說:「這種鐵飯碗你為什麼要丟掉?」但我完全沒有這種顧慮。

當時因為各國的部隊,包括塔利班,在阿富汗有一些武裝衝突。爸爸媽媽還是有點擔心的,雖然他們在嘴上說:「你不一定能被選上。」但我後來才知道,爸爸默默地找了很多阿富汗的相關資料。

當我出這個任務的時候,組織就告訴我,這個項目是無國界醫生所有項目裏頭,安全級別最高的,也就是最危險的。這意味著,救援人員不能夠隨意活動,所有的行動都需要符合安全準則的要求,只能在醫院和駐地之間兩點一線地活動。

從當地機場到醫院的路上,可以看到那個地區非常貧窮,連柏油路都沒有,鎮子裏所有的基礎設施都非常破敗。集市裏也都是男性,很少能見到女性。偶爾見到一兩個女性,也都全身穿著她們傳統的服裝,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從我們到達這個地方的第一分鐘起,我們也被要求,外出的時候要戴頭巾遮住頭髮,還要穿長衫和長褲。

2. 這裏就像一個「嬰兒工廠」

我所在的阿富汗霍斯特省的婦產科醫院,有60張病牀。在這裏,一個月分娩量大概是1300例。北京的三甲醫院,一個月大概分娩也只有200到300例。更大的不同是,在北京我們是一整個專業的團隊。而這裏,連我在內只有兩位婦產科大夫。每個人要負責一個24小時,就是說24小時都是主要你來負責。而在你休息的時候,如果同事處理不過來,也會來叫你,所以基本沒有安穩覺可睡。

這個醫院就像一個「嬰兒工廠」一樣,經常一個孕婦還沒有生完,就有下一個孕婦要生。就像一個流水線,不斷地有嬰兒被生出來。待產室裏住不下,病人就在地上打地鋪。我在車上、地上都接生過……

醫院的設備很簡陋,一些咱們習以為常的醫療的設備,都是沒有的。比如在當地的手術室裏,我們沒辦法做全麻。那時候我們有一個非常嚴重的病人,「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的這麼一個情況,就是說她所有的血都不凝了。

在當地,我們也沒有更好的止血紗布,也沒辦法給她輸更高級的血製品,我只能把我該做的做完之後,看了她半個小時。病人的生命體徵,也不是非常平穩,心率很慢,我覺得在那一刻,我感到了作為醫生的非常絕望的心情。但是好在,那個病人後來恢復過來。第二天當我去查房的時候,她已經能夠坐起來喝東西了,我就覺得非常開心。

在阿富汗,每十萬例裏頭,就有四五百例的孕產婦死亡,相當於咱們國家的大概20多倍。但我在那的3個月裏,沒有一例孕產婦死亡。我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壓力應該挺大的。有一次我剛轉完病房,在回寢室的路上,看東西就開始模糊,等我再恢復意識的時候,才發現剛才是暈過去了,就倒在地上倒了一會兒。那時候,我特別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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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陋的醫院

我在的醫院原先是一個廢棄的軍隊醫院。我們的宿舍,是利用集裝箱式的材料,建起來的一座一座的小房子。外面砌了一層磚牆,防止子彈打進來。我們的醫院大門外頭都會有個標識,就是「禁止武器入內」,我們不管你是屬於哪一派的,也不管你的種族、你的宗教。只要你放下武器,你都可以到我們這兒來接受醫療的救助。

醫院旁邊就是個警察局,經常會有反對派的武裝攻擊這個警察局。有一個晚上,我在跟我先生打電話,然後醫院外突然發生了爆炸,還有很多槍聲。我已經習慣了,他聽到就很緊張,他就說:「你趕緊趴下,你趕緊躺平了,不要起來。」

除了工作,我們其實有挺豐富的活動的。雖然不能出去,但是在駐地的院子裏,弄了一個網球場、乒乓球枱子,我們能時常運動運動。每周大家也會挑一部電影,一塊看。只不過對於我和另外一名婦產科大夫來說,因為我們時時刻刻都有可能被召喚,所以我們倆永遠是參加一下,最早退的那個。我們一定要把有限的時間用在休息上,保護好自己的體力。

4. 如果沒有衝突,那該有多好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遇到了一個嚴重窒息的孩子。我們復甦了30分鐘還是沒有任何的起色,但我一直沒有放棄,總覺得我再捏一會兒氣囊,也許這個孩子就能突然一下哭出來,然後就沒事了。

後來,是這個孩子的祖母走過來,把我手上的氣囊拿掉,然後捧著我的臉,跟我說了一堆話,最後指天,然後說了一個「阿拉」。大概能猜到她是在感謝我,在那一刻我會覺得很受震動。

另外一個是一個雙胎的病人,第一個孩子出來之後,第二個孩子變成了橫位。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但孩子在裏頭待的時間比較長,所以有窒息。我們馬上給他做了新生兒的復甦。整個的過程,他的奶奶都是看在眼裏的。

第二天我在查房的時候,護士告訴我說外面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是這個老奶奶,她特意到集市上買了一匹布,然後來送給我,讓我來做衣服。對於我們來說,可能算不了什麼,但是對於他們來說,真的要花非常多的錢才能買這麼一匹布。他們這種對於醫生的感情,都是非常樸素和純樸的,我覺得作為醫生,你希望得到的也就是這樣吧。

我記得,我是在快要離開阿富汗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我們駐地的大鐵門旁邊,然後聽著我先生髮給我的一首大提琴曲。我突然感受到,咱們覺得特別平常的一些東西,對於那兒的人民來說,可能是求之不得的。如果說沒有戰亂或者是爭鬥,會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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