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王丹籲香港年輕人靜待歷史時機:政局愈保守危機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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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20歲的王丹風華正茂,他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早在1989年學運前,就在校內組織民主沙龍,學運爆發後,他亦是站在最前線的學生領袖之一。不過坦克和槍聲,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亦改變了王丹的命運。他是頭號通緝學生,兩次入獄,最後變成「人質外交」的籌碼,流亡到美國後,至今未能回國。

三十年後,王丹依然走在推動民主的前線,去年在美國成立智庫「對話中國」,整合海外和港台的民主力量,推動華人社會民主化。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他接受《香港01》專訪,指無論內地還是台灣、香港,這些年的發展都深受六四影響,他一直關注香港的政局,對於雨傘運動後社運陷入低潮,他寄語港人等待時機、不要放棄,「反逃犯條例13萬人站出來,就知道火還在香港人心中燃燒。」

八九民運中,柴玲(左起)、吾爾開希、王丹是三名最知名的學運領袖。六四後柴玲和吾爾開希流亡出國,只有王丹被捕入獄。(Getty Images)

三十周年的意義 不僅於悼念悲劇

多年來一直在公眾視線下的王丹,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非常忙碌,先在歐美多所大學巡迴演講,又到台北出席六四三十周年研討會,還接受全球不同傳媒的訪問。到台北之前,他接受《香港01》記者越洋視像專訪,回顧、反思和展望爭取民主的路程。

記者月中亦在台北現場採訪,王丹以一貫溫和與堅定作風,在研討會台上有條不紊地闡述重建六四記憶的重要性。台下的王丹則略顯疲態,但仍順應各種採訪要求,只為留下更多歷史憑證與反思。

他強調,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不僅悼念悲劇及分析事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更是叩問整個人類文明社會的發展。「從一戰到二戰到八九,要不要再犯同一樣錯誤,一再(對中國)懷抱希望,一再being naive(幼稚)?」

擔當意識 走到學運最前

「我在1988年,整年都在北大校園從事校園民主活動,組織民主沙龍,學運爆發後我們也沒有推卸責任,站到整個運動最前面。」王丹記得,自己成為歷史主角的原因和感受,「我們非常莊重地承擔國家民族的責任,但也有些興奮。那麼多群眾、學生集中在廣場或長安街上,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我們二十多歲居然能改寫歷史,也有一份光榮感。」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爆發過不同的學潮,王丹並無料到,八九民運會擴展至全國,「這是與政府互動的結果,如果沒有『四二六社論』、戒嚴令,也不會擴展到這麼激烈。」王丹更沒有預料到的是,民運在槍聲和坦克鐵輪下落幕,「整個八十年代的成長和經歷,不可能想像正試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政府,會用正規軍屠殺人民。」

1998年,王丹獲准保外就醫,他形容是人質外交的籌碼,自此被禁足中國大陸,他的媽媽(右一)只能飛往美國探望兒子。(法新社)

成人質外交籌碼

6月3日夜晚,槍聲響徹京城。當夜王丹並不在天安門廣場,而是在北大校園內,他說當確認解放軍開槍後,腦中一片空白,「無法思考、無法記憶、無法表述,完全出於麻木狀態。」王丹被列入21名通緝學生領袖中的首位,他先逃亡到安徽,但無法忍受躲藏,又回到北京,最終在7月2日被捕,換來四年刑期。

出獄後,他為政治犯家屬籌款,發動公民上書,到1995年再次被捕,被判監十一年,「我心裏非常清楚,我就是一個人質,作為交換的籌碼。」1998年王丹獲保外就醫到美國,之後未曾踏足中國內地,他年邁的父母只能出國探望他,但他今日依然希望回國,繼續未竟之志。

王丹(右二)的智庫,有香港的黃之鋒(左一)和台灣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左二)擔任理事,圖為他們與另一位太陽花學運領袖陳為廷(右一)合照。(資料圖片)

成立智庫整合民主力量 讓外界認識另一面中國

2008年,王丹取得哈佛大學歷史暨東亞語言學博士學位,翌年到台灣的大學教書八年,之後回到美國,去年在六四二十九年之際,在華盛頓成立「對話中國」智庫,整合海外和港台的民主力量,推動華人社會民主化。智庫成員除了1989年的學運領袖吾爾開希、項小吉,以及當年的知名知識份子王軍濤外,還有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台灣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

王丹說,理事有黃之鋒和林飛帆,是希望打破香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隔閡,「把大家凝聚在民主的旗幟下,共同推進整個華人社會的民主化。希望整個世界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各國政府對中國政策的制定方面,能聽到來自中國異見人士或者自由派知識份子的聲音。」智庫亦會發表研究報告,讓西方社會認識另一面的中國,例如智庫成員、流亡美國的前人權律師滕彪發表研究報告,探討西方跨國公司在中國政府壓制人權和自由中的角色。

王丹去年成立智庫,推動華人社會民主化,日前到台北出席六四研討會。(胡家欣攝)

有中國學生以為鎮壓合理

轉眼三十年過去,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這段歷史,在中國內地依然是禁忌。王丹說,執教鞭以來,接觸過許多「後八九」出生和成長的中國內地學生,很多人都知道有六四這一禁忌,只是不知道當中細節,不少學生更覺得鎮壓是合理的,「這可以理解,在國內受教育就是這個樣子,也想像不到政府這麼兇殘,正如我在北大讀書時,也不相信文革中有人吃人一樣。我是歷史的見證人,可以實事求是告訴他們當年的事情,誰願意坐下來跟我面談,我有這樣的自信,他們之後的觀念都會改變。」

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解放軍戒嚴部隊在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向途人開槍,市民、學生中槍身亡。(Getty Images)

政治改革進程停頓 並非「八九」而是「六四」造成

王丹說,在大學巡迴演講其中一個重點,是要釐清「八九」和「六四」之別,「1989年發生了兩件事,一個是『八九民運』,學生提出民主訴求、反對腐敗;另一個是政府主導的『六四鎮壓』。」他常遇到質疑,是學運打斷了中國政治改革的進程,令中國(民主)倒退幾十年,「學生有權利走上街頭表達意願,政府可以選擇屠殺或者不屠殺,改革的停頓不是『八九』造成的,是『六四』造成的。」

另一種質疑,是當年學生不肯退場,造成悲劇。但王丹說,當年在廣場上,每間大學都有代表,就預算、宣言等重大議題投票表決,高峰時有三百多個代表,「5月底我們曾經提出過撤離廣場,但被聯席會議否決了。我們是有機制,廣場上沒有失控。」

六四後,中國遭西方封殺後不久,又重回國際市場,經濟飛速發展,至今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令以鎮壓換來經濟奇蹟的「經濟發展論」大有市場。王丹對這種論調嗤之以鼻,駁斥說:「是否有人願意讓子女被殺死換來經濟發展呢?若只讓自己小孩活着,希望別人死,這樣跟禽獸無異。」

1989年,學生反官倒、反腐敗,要求民主自由而走上街頭。(路透社)

政治上愈保守強硬 民主化可能性愈大

八九民運以六四鎮壓收場,不過王丹認為,八九民運依然留下許多種子,為中國的變革儲備人才,亦打破了中國傳統上人民對政府的無條件信任,「當年,如果沒有對政府的信任,學生是不會走上街頭的,今天的大學生根本不會上街,因為今日中國人對政府是不信任的。」

三十年前的政治體制改革剎停後,中國的民主和自由程度停滯不前,近年內地意識形態上更愈來愈保守,王丹笑說,「經過三十年來的洗腦,中國人的思維水平穩步下降,腦殘程度穩步提升,是整個民族墮落的表現,很可悲,但這是現實。」但他並不悲觀,「政治上愈來愈保守和強硬,從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危機愈來愈大,緊張、焦慮,所以,民主化的可能性也愈來愈大。」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記者到天安門廣場觀看降旗儀式,大批民眾和遊客圍觀。進入廣場需要嚴格安檢。(羅君豪攝)

13萬人反逃犯條例 證雨傘運動無失敗

政府愈緊張焦慮,人民喘息的空間愈窄,內地如此,香港亦如此。香港自2014年雨傘運動後,社運陷入低迷期,一直關心香港政局的王丹說,這是正常的歷史現象,但若認為運動失敗是過於悲觀,「人類歷史上追求進步的運動很少一次就成功,所有的成功都是以一次次失敗積累的。雨傘運動令年輕人關心香港的命運,投入基層選舉。香港人恢復的能力也是非常強,這次反逃犯條例,13萬人站出來,你就知道這把火還在香港人的心中燃燒。」

近年,香港維園燭光晚會受到質疑,學聯退出支聯會,更有人希望將中國與香港切割,認為六四是「鄰國的事」,與香港無關,王丹坦言只能當小孩子的話,「香港今天的局面,百分百是中國造成的,中國民主化,香港才有各種空間,去討論前途。」

2019年4月28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遊行,有13萬人參與。(資料圖片 / 李澤彤攝)

八九民運沒有結束 只是換了城域

今日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處境,王丹說都深受三十年前的事件影響,他覺得八九民運一直在香港延續,「感激二字不足以形容我對香港的感情,三十年以來的維園燭光晚會,就是八九民運沒有結束,只是換了城域,到了香港。」

他寄語香港年輕人等待時機,不要放棄:「我對香港的年輕人說,香港今天的情況我完全知道,非常令人絕望,但我還是希望大家不要放棄,在這麼絕望的情況下,如果不放棄,多少還會有一點機會。經過一段歷史時機,未來還是光明的。」

2019年5月26日,平反六四遊行,加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元素。(資料圖片 / 羅君豪攝)

上文節錄自2019年5月27日出版第164期《香港01周報》文章〈六四30年 尋記憶 思前路〉。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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