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天安門四君子周舵　難忘與軍官談判撤離廣場生死一線

「事過境遷了，誤打誤撞，我是『被綁上去的』。僅僅是因為最後救了這幾千人，我才絕不後悔，才覺得這件事有意義。」周舵看着三十年前他最為人熟悉的照片時，感慨萬千。那是1989年6月2日，他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天安門廣場見記者宣布絕食，四人後來被稱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兩日後的6月4日凌晨，解放軍開槍鎮壓。周舵在北京接受《香港01》專訪，他說共產黨激進革命文化，影響1989年北京學運和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他思考中國走入民主憲政的可能性，但被問到近年民主是否倒退，他婉拒回答：「這是那條最粗的紅線，是不能碰的。」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系列報道：尋記憶　思前路天安門四君子周舵　難忘與軍官談判撤離廣場生死一線天安門四君子周舵反思激進革命文化：民主憲政路遙遙

敏感日子依然「被旅遊」

「四君子」後來命運各異，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兩年前在獄中死於肝癌；高新早年流亡美國至今；歌手侯德健已回到內地演出舞台，不再談政治，更為被視為讚頌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歌曲《中國夢》作曲，記者兩年前曾聯絡到侯德健，但他拒絕接受訪問；至於周舵，去過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後，又回到中國。

與周舵相約在北京郊區的一間咖啡廳訪問，他說電話依然長期被監聽，敏感日子「被旅遊」。他曾在十年前，即六四二十周年時根據內地法律和程序，申請到天安門廣場靜坐，換來的是被軟禁在家；今年他並無特別行動，但早已被告知不能出國。

1989年，周舵是當時內地最大科技民企四通集團的高層，更早之前是北京大學社會研究所教授，亦曾經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任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知名的公共知識份子。當年那場波瀾壯闊的民運，周舵依然歷歷在目。

當改革派橋樑​　動員各界精英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聚集和遊行，悼念胡耀邦，爭取民主自由；到4月26日，時任總理李鵬趁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出訪朝鮮時，促《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激起學生和市民的情緒，學生要求撤回「四二六社論」。趙紫陽回國後，5月4日在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上發表《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講話，試圖為局勢降溫。

周舵在4月已主動加入學運，並動員成熟、理性的各界精英加入，希望改變學生運動中不斷激進化的趨勢，但每當趙紫陽一方令學生情緒降溫，李鵬一方又把學生怒火激起，「廣場上已經形成一個巨大的能量場，誰進去誰就被同化。」

到5月中，統戰部與多名黨外知名知識份子開會，周舵是其中之一，希望擔當學生與趙紫陽為首的中共改革派的橋樑。時任統戰部部長閻明復根據周舵的提議，到廣場借用學生器材發表講話，保證絕不秋後算帳，甚至願意一起跟學生回校做人質。周舵形容講話很感人，很多學生都哭了，但仍未能勸退學生。

一生最艱難決定　與劉曉波絕食

5月19日，李鵬宣布北京翌日戒嚴，周舵指這亦意味着知識份子的斡旋使命以失敗告終，「刀已經架在學生們的脖子上，儘管對學生們的很多做法我不同意，但我別無選擇，只能站在學生一邊。」

戒嚴多日後，廣場上仍有過千學生留守，5月28日，周舵指劉曉波突然提出要到天安門廣場絕食，「他的理由是知識份子縮到後面，把學生推到前面，太可恥了。」周舵覺得，絕食難有意義，若把群眾再動員起來，又控制不到局面，情況可能更壞。

翌日，劉曉波再催問周舵參加與否，「我做了我這一生最艱難的決定」，他說最後決定參加，除了已誇下海口站在學生一邊，更是因為仗義，「我1988年才認識劉曉波，沒多久他就到處說我是最好的朋友。他是一個容易衝動的人，骨子裏是一個詩人、浪漫主義者，如果我不去，說不定會幹出什麼瘋狂的事。」

6月2日下午4時，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人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開記者會，交代絕食事宜。周舵說，當時氣氛並無異樣，但到了第二日，他在軍中的朋友換上便服潛入他所在的帳篷中，「說今晚要出大事，我問有多大？他們說要多大有多大。他們洩露軍事機密，也要讓我盡快離開，但我說不可能一個人跑了，聽天由命吧。」

談判

6月3日晚，解放軍戒嚴部隊入城，市民沿路攔截，解放軍開槍鎮壓。「6月4日凌晨3點鐘左右，一個北京大學自治學生會的學生，剛從槍聲最密集的地方跑來（找我們），聲音是顫抖的，說當兵的瘋了，見人就開槍。」當時廣場上還有約3,000人，周舵、侯德健和另外兩名學生，找到戒嚴部隊的軍官談判，希望讓學生安全撤離。

他說，「我甚至把他的姓名、職務、部隊番號都記下來，叫季新國，是團政委、上校，51048部隊，是38軍的。上校跟我說，他們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必須在指定時間到達指定地點，完成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

周舵與戒嚴部隊談判後，回到紀念碑學生聚集處，當時學生還在爭論是否撤退，「再找戒嚴部隊談判，希望推遲半個小時，上校說『軍令如山，奉勸你們四位，學生不撤就自己跑，否則不能保證生命安全』。」

撤離

第二次談判後，學生表決撤離，「我們去紀念碑第一層平台，就被士兵擋在那，第二層平台已經被戒嚴部隊佔領了，一個士兵用衝鋒槍，把學生架設在紀念碑上的喇叭打壞了。」最後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留出通道，讓學生離開，周舵撤離時，與侯德健等人失散，他當晚回到家中。

六四清場時，周舵是天安門廣場內的見證者，他說自己沒有親眼看到軍隊打死一個人，而當時死傷最嚴重的，都是在廣場外，如木樨地一帶。關於死亡人數，他引述數據，當時紅十字會黨委書記譚雲鶴親自清點727具屍體，其中14名軍人，其他是市民和學生，他認為，「肯定是有漏統計的，差不多有一半沒有統計進去，1,000多人死亡是比較準確的數字。」

回看當日成為「天安門四君子」的相片，周舵感慨萬千：「事過境遷了，誤打誤撞，我是『被綁上去的』。僅僅是因為最後救了這幾千人，我才絕不後悔，才覺得這件事有意義。」

▼1989年6月3日，周舵絕食翌日接受台灣記者訪問▼

「我們中國人如果說，一旦高壓到來，沉默的沉默，歸順的歸順，那麼中國就真正沒有希望了。」——周舵，1989年6月3日

被扣上「操縱學運幕後黑手」帽子

六四後周舵被捕，關押近一年後獲釋，1992至1994年到美國哈佛大學社會系擔任訪問學者，但他沒有如其他民運領袖一樣，流亡外國，而是決定回國。

「所有親戚都老淚縱橫勸我不要回去，我說我愛國啊。」周舵苦笑地說道，回國正因中華民族歷盡苦難坎坷，「肩上有責任，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事情，讓民族不再重蹈歷史覆轍。」

審訊期間，周舵被扣上「操縱學運的幕後黑手」之名，他反問若背後有人操縱、有嚴密組織，事情不會發展到如此地步。回國後，他在持續被監控下，研究中國政治，「中國政治現代化不可能靠激進革命、三天兩晚就完成。只能一磚一瓦，做思想理論建設。」

不認同佔領中環　是激進黨文化所害

比較1989年的民主運動，以及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周舵有自己一番體會和看法。他直言不贊同採取「違法達義」佔領中環的模式爭取民主，更認為兩次運動中，學生領袖到後期難以控制群眾，示威現場愈趨激進，溫和聲音被認為是「叛徒」，這都與共產黨的激進文化並無二致，即堅決不妥協、不知進退。

「這是共產黨幾十年來向人灌輸的、激進革命的黨文化：革命英雄主義、往前衝、誰往後退就是叛徒軟骨頭。實際上共產黨自己並不是這樣，共產黨的策略非常靈活，只要能達到目的，什麼手段都可以使。」

最粗的紅線　不能碰、不能答

近年周舵不時在網上發表文章，內容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等敏感話題，文章不僅僅在網上發表，周舵更曾稱有渠道讓中共的領導層看到。

他認為縱觀世界歷史，英美所代表的自由憲政模式成為現代化主流模式，但中國在1949年選擇了法俄式的激進革命模式，是走錯路，「從斯大林模式，怎麼走出來，走回自由憲政的英美道路，難度更大。」

記者緊接問，從1989年至今，或習近平上台後，是否又走回頭路，周舵如此回答：「這就是那條最粗的紅線，是不能碰的，所以這條問題我只能不回答了。」

上文節錄自2019年5月27日出版第164期《香港01周報》文章〈六四30年　尋記憶　思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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