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天安門四君子周舵 難忘與軍官談判撤離廣場生死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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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過境遷了,誤打誤撞,我是『被綁上去的』。僅僅是因為最後救了這幾千人,我才絕不後悔,才覺得這件事有意義。」周舵看着三十年前他最為人熟悉的照片時,感慨萬千。那是1989年6月2日,他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天安門廣場見記者宣布絕食,四人後來被稱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兩日後的6月4日凌晨,解放軍開槍鎮壓。

周舵在北京接受《香港01》專訪,他說共產黨激進革命文化,影響1989年北京學運和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他思考中國走入民主憲政的可能性,但被問到近年民主是否倒退,他婉拒回答:「這是那條最粗的紅線,是不能碰的。」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系列報道:尋記憶 思前路
天安門四君子周舵 難忘與軍官談判撤離廣場生死一線
天安門四君子周舵反思激進革命文化:民主憲政路遙遙

周舵(左起)、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年6月2日宣布絕食,被稱為「天安門四君子」。(支聯會提供)

敏感日子依然「被旅遊」

「四君子」後來命運各異,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兩年前在獄中死於肝癌;高新早年流亡美國至今;歌手侯德健已回到內地演出舞台,不再談政治,更為被視為讚頌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歌曲《中國夢》作曲,記者兩年前曾聯絡到侯德健,但他拒絕接受訪問;至於周舵,去過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後,又回到中國。

與周舵相約在北京郊區的一間咖啡廳訪問,他說電話依然長期被監聽,敏感日子「被旅遊」。他曾在十年前,即六四二十周年時根據內地法律和程序,申請到天安門廣場靜坐,換來的是被軟禁在家;今年他並無特別行動,但早已被告知不能出國。

1989年,周舵是當時內地最大科技民企四通集團的高層,更早之前是北京大學社會研究所教授,亦曾經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任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知名的公共知識份子。當年那場波瀾壯闊的民運,周舵依然歷歷在目。

「天安門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堅持留在北京研究和思考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多年來一直被監控。(羅君豪攝)

當改革派橋樑​ 動員各界精英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聚集和遊行,悼念胡耀邦,爭取民主自由;到4月26日,時任總理李鵬趁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出訪朝鮮時,促《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激起學生和市民的情緒,學生要求撤回「四二六社論」。趙紫陽回國後,5月4日在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上發表《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講話,試圖為局勢降溫。

周舵在4月已主動加入學運,並動員成熟、理性的各界精英加入,希望改變學生運動中不斷激進化的趨勢,但每當趙紫陽一方令學生情緒降溫,李鵬一方又把學生怒火激起,「廣場上已經形成一個巨大的能量場,誰進去誰就被同化。」

到5月中,統戰部與多名黨外知名知識份子開會,周舵是其中之一,希望擔當學生與趙紫陽為首的中共改革派的橋樑。時任統戰部部長閻明復根據周舵的提議,到廣場借用學生器材發表講話,保證絕不秋後算帳,甚至願意一起跟學生回校做人質。周舵形容講話很感人,很多學生都哭了,但仍未能勸退學生。

周舵(右三)回憶,絕食是受好友劉曉波(右二)邀請,並不是他的本意,但為了仗義而參加,最後和侯德健(右一)一起,與戒嚴部隊軍官談判,讓數千人撤離廣場,因此絕不後悔。(路透社)

一生最艱難決定 與劉曉波絕食

5月19日,李鵬宣布北京翌日戒嚴,周舵指這亦意味着知識份子的斡旋使命以失敗告終,「刀已經架在學生們的脖子上,儘管對學生們的很多做法我不同意,但我別無選擇,只能站在學生一邊。」

戒嚴多日後,廣場上仍有過千學生留守,5月28日,周舵指劉曉波突然提出要到天安門廣場絕食,「他的理由是知識份子縮到後面,把學生推到前面,太可恥了。」周舵覺得,絕食難有意義,若把群眾再動員起來,又控制不到局面,情況可能更壞。

翌日,劉曉波再催問周舵參加與否,「我做了我這一生最艱難的決定」,他說最後決定參加,除了已誇下海口站在學生一邊,更是因為仗義,「我1988年才認識劉曉波,沒多久他就到處說我是最好的朋友。他是一個容易衝動的人,骨子裏是一個詩人、浪漫主義者,如果我不去,說不定會幹出什麼瘋狂的事。」

6月2日下午4時,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人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開記者會,交代絕食事宜。周舵說,當時氣氛並無異樣,但到了第二日,他在軍中的朋友換上便服潛入他所在的帳篷中,「說今晚要出大事,我問有多大?他們說要多大有多大。他們洩露軍事機密,也要讓我盡快離開,但我說不可能一個人跑了,聽天由命吧。」

談判

6月3日晚,解放軍戒嚴部隊入城,市民沿路攔截,解放軍開槍鎮壓。「6月4日凌晨3點鐘左右,一個北京大學自治學生會的學生,剛從槍聲最密集的地方跑來(找我們),聲音是顫抖的,說當兵的瘋了,見人就開槍。」當時廣場上還有約3,000人,周舵、侯德健和另外兩名學生,找到戒嚴部隊的軍官談判,希望讓學生安全撤離。

他說,「我甚至把他的姓名、職務、部隊番號都記下來,叫季新國,是團政委、上校,51048部隊,是38軍的。上校跟我說,他們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必須在指定時間到達指定地點,完成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

周舵與戒嚴部隊談判後,回到紀念碑學生聚集處,當時學生還在爭論是否撤退,「再找戒嚴部隊談判,希望推遲半個小時,上校說『軍令如山,奉勸你們四位,學生不撤就自己跑,否則不能保證生命安全』。」

撤離

第二次談判後,學生表決撤離,「我們去紀念碑第一層平台,就被士兵擋在那,第二層平台已經被戒嚴部隊佔領了,一個士兵用衝鋒槍,把學生架設在紀念碑上的喇叭打壞了。」最後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留出通道,讓學生離開,周舵撤離時,與侯德健等人失散,他當晚回到家中。

六四清場時,周舵是天安門廣場內的見證者,他說自己沒有親眼看到軍隊打死一個人,而當時死傷最嚴重的,都是在廣場外,如木樨地一帶。關於死亡人數,他引述數據,當時紅十字會黨委書記譚雲鶴親自清點727具屍體,其中14名軍人,其他是市民和學生,他認為,「肯定是有漏統計的,差不多有一半沒有統計進去,1,000多人死亡是比較準確的數字。」

回看當日成為「天安門四君子」的相片,周舵感慨萬千:「事過境遷了,誤打誤撞,我是『被綁上去的』。僅僅是因為最後救了這幾千人,我才絕不後悔,才覺得這件事有意義。」

1989年八九民運,學生要求剷除封建專制,建立民主國家。(支聯會提供)

▼1989年6月3日,周舵絕食翌日接受台灣記者訪問▼

「我們中國人如果說,一旦高壓到來,沉默的沉默,歸順的歸順,那麼中國就真正沒有希望了。」——周舵,1989年6月3日

六四後周舵被捕,關押近一年後獲釋,曾到美國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但他沒有如其他民運領袖一樣,流亡外國,而是決定回國。近年周舵不時在網上發表文章,內容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等敏感話題。他不贊同香港採取「違法達義」佔領中環的模式爭取民主,但被問到內地近年是否走回頭路,他說是最粗的紅線,不能碰不能答。(詳見另稿)

上文節錄自2019年5月27日出版第164期《香港01周報》文章〈六四30年 尋記憶 思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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