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天安門母親追求「真相、賠償、問責」決心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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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中旬,北京爆發民主運動,學生湧至天安門廣場,要求民主自由。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凌晨,解放軍清場,大批市民阻止軍隊入城,士兵開槍鎮壓,至清場完畢後,北京城內依然槍聲處處。不少人成為槍下亡魂,死難者家屬組成「天安門母親」群體,要求「真相、賠償、問責」,追求公義的代價,是多年來不斷受打壓。

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之一張先玲、發言人尤維潔在北京接受《香港01》專訪,訴說守靈三十年的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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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發起人張先玲在「六四」中失去兒子,她的丈夫王範地前年離世,她許諾會繼續肩負責任,為兒子討回公道。(羅君豪攝)

張先玲子中槍 埋屍天安門旁

張先玲今年已81歲,退休前是航天部高級工程師。一年半前,他的丈夫、中國著名琵琶音樂家王範地病逝。張先玲說,丈夫臨終前有一隻眼睛沒有閉上,她許諾完成丈夫未完成的心事,繼續肩負天安門母親的責任,之後就把丈夫的眼睛閉上。

1989年,張先玲兒子王楠只有19歲,是北京月壇中學的學生。三十年前與兒子的最後對話,令她自責至今。「6月3日那天晚上,他問我:『媽媽,你說會開槍嗎?』當時我不該跟他說『不會開槍的』。他想當攝影記者,說要看看歷史的真實情況,帶着相機和錄音機就出去了。」

這一別成為永訣。六四鎮壓後,王楠失蹤,到6月14日張先玲才找到兒子遺體,「他在(天安門西面)南長街南口遇難後,被埋在二十八中學的牆外。」6月7日,中學投訴屍體發臭,戒嚴部隊把遺體挖出來,因為王楠剛結束軍訓,穿着舊軍服,被誤認是士兵,「他那個坑裏埋了三個人,另外兩個是無名屍,肯定被燒掉了。這也是老天爺有眼,讓我們知道天安門廣場旁邊還埋了人。」

張先玲後來才知道,子彈射穿王楠的頭盔,他左前額中槍,子彈從左後腦射出,戒嚴部隊威脅群眾不能救人,有跟在部隊後面的醫學院學生幫王楠包紮,但失血過多,回天乏術。

那一夜的槍聲和救護車鳴笛聲,張先玲至今依然無法忘記。「一眨眼三十年過去了,事情還沒解決,我心裏非常痛苦,這是在世界眼前殺人的慘案。一個大國家的執政黨不敢面對自己所犯過的罪行,只能說執政黨自己的怯懦和沒有人性。」張先玲把王楠中彈的頭盔捐給香港的六四紀念館,讓世人記得軍隊的暴行。

「天安門母親」成員尤維潔在「六四」後失去丈夫,獨力撫養兒子。四年前她接棒擔任發言人,並在全國各地尋找和探訪難屬,無懼打壓,走到最前。(羅君豪攝)

尤維潔夫膀胱中彈 傷重不治

1989年,當時只有35歲的尤維潔在北京印染廠從事科研工作,她的丈夫楊明湖在國家機關做貿易,二人有一個五歲的獨子。同一個黑夜改變了他們一家的命運。

6月4日凌晨,槍聲驚醒了楊明湖,因為惦記學生,決定到廣場看看,尤維潔在家中照顧兒子。尤維潔聽了徹夜槍聲,但沒有等到丈夫回家。當日早上,一名年輕人到他們家中,告知楊明湖中槍受傷,「他說用車拉了七個人去醫院,其中五人已當場死亡。」尤維潔無法忘記當時在同仁醫院看到的一幕,「每個房間都是市民和學生,身上都是血淋淋的。」楊明湖膀胱中槍,骨盆粉碎性骨折,手術只能修復膀胱。「他醒來後說自己在(天安門東面)南池子中槍,從公安部出來的軍隊開槍掃射。」

楊明湖大量失血,但醫院的血庫只能留給受傷軍人,尤維潔要到街上找陌生人捐血。她本計劃待丈夫康復後才問中槍的細節,「我一直以為他會好,但原來他骨盆出血,醫生處理不了,6月6日早上8時他就走了。」丈夫的病歷,由槍傷被改成泌尿系統疾病。

當年楊明湖並無走在民運前線,但心繫學生,中槍前幾日從廣州出差回來。三十年後,尤維潔展示丈夫出差時拍攝的相片,記者認出拍攝地點,她才知丈夫去過今日被歸屬為大灣區的佛山等地。她覺得當局三十年來不提六四鎮壓全因心虛,「對國民用殘忍方式鎮壓,政府心知肚明,自己所做的是反人類罪行。」

多年來的「六四」前後,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都被軟禁或帶離北京,僅有幾年能到兒子遇難地路祭。(美聯社)

李鵬辯稱家屬不願公布死者名單

張先玲和尤維潔一家均在六四中失去至親。她們原本獨自承受痛苦,後和丁子霖等組成天安門母親群體,多年來尋訪和聯合其他死難者家屬,爭取「真相、賠償、問責」。丁子霖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丈夫蔣培坤是同系教授,二人的兒子蔣捷連在1989年只有17歲。那年6月3日晚上11時多,蔣捷連在天安門西邊的木樨地中槍,子彈從後背左側穿胸而過,傷及心臟,送院前已死亡。

張先玲回憶說,當年總理李鵬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六四死亡人數和名單時,稱家屬不願意公布人名,「我和丁子霖聽了後很反感,就想找這些人作證。」丁子霖和張先玲決定尋訪其他難屬。尤維潔之後到萬安公墓拜祭丈夫時,看到張先玲兒子王楠的骨灰,便留字條聯絡,「上面寫着他死於那一天。我想對他們說我們是同命運的人,想認識他們。」那已經是六四後兩年,三家人就此聯繫上。

1994年,丁子霖和張先玲已聯絡到96名死難者家屬及49名因六四受傷致殘的見證者,透過香港傳媒公布死傷者名單。1995年,他們以「天安門母親」的名義向全國人大發公開信,要求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公開調查結果,向死者親屬作個案交代,有二十多人簽名。天安門母親群體走上前線,打壓隨之而至,丁子霖夫婦先後被褫奪教席,發起人屢次被跟蹤監視,限制外出,甚至遭到軟禁。

天安門母親成員,早前在六四三十周年之際,悼念死難者。(天安門母親)

難屬尋同路人 交棒予新一代

尋訪難屬之路不易走,原本只集中尋訪和聯繫北京的家庭,但六四中有不少外地學生和市民客死京城,尤維潔等五名成員開始到廣東、四川、內蒙古等八個省份,找到21名難屬,找回一塊一直被遺忘的歷史拼圖。尤維潔曾說:「將他們的傷口再打開,我自己都覺得非常不人道,但為了歷史的見證,必須這麼做。」天安門母親至今找到200多名難屬並整理成死難者名單,記錄家庭背景和遇難情況。

丁子霖現時已83歲,丈夫2015年去世後,她的健康愈來愈差,亦婉拒接受訪問。而隨着死難者父母丁子霖、張先玲等年紀漸大,丁子霖決定把擔子交到死難者妻子或丈夫的一代人中,天安門母親發言人的重擔就交到尤維潔身上。尤維潔在傳媒面前曝光,遭受的監控愈來愈多,工作單位甚至受壓,幸上司理解才能維持生計。但她和張先玲都覺得,死難者子女一代仍未到接班的時候,因為這一代人仍是青壯年,若走到最前線,隨時飯碗不保。

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解放軍戒嚴部隊在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向途人開槍,市民、學生中槍身亡。(Getty Images)

當局曾試探以個案談賠償 丁子霖拒絕

成立以來,天安門母親成員一直爭取「真相、賠償、問責」,但多年來發給全國人大的公開信均沒回音。2016年,丁子霖收到一名神秘男子電話,聲稱會在2017年「十九大」後與家屬商討賠償,但丁子霖以他不是代表官方為由拒絕。尤維潔亦透露,更早前有警察找過一位難屬談賠償,「是試探性的,沒談具體內容,丁子霖明確拒絕這種暗箱操作的方式。」

張先玲覺得,當局試探要求難屬不以群體名義商談賠償,是政府向來分化、瓦解、收買的手段,她會堅持追求真相和責任。但她亦承認,天安門母親是一個鬆散的群體,若個別成員願意私下接受政府的賠償,群體不會反對。

「這是國家正規軍,在國家明令下,開着坦克,拿着機槍,殺和平示威、要求反腐敗的老百姓。如果不鎮壓六四,後來的腐敗不會這樣氾濫成災的。」張先玲沒有想過,抗爭會持續三十年,但她堅持要公開真相,才能彰顯公義,「六四是特殊的慘案,要通過立法賠償,要公布真相,殺人的真相,殺人對不對?殺了多少人?殺的這些人都是什麼人?」

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解放軍戒嚴部隊在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市民設置路障,軍人向途人開槍。(路透社)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每年六四都會舉行燭光悼念集會,張先玲和尤維潔說,感謝香港,「維園的燭光溫暖我們的心,照亮我們艱難的路程」。(詳見另稿)

每年六四,香港維園都有悼念死難者的燭光集會。2018六四29周年,有11.5萬人參與。(資料圖片 / 李澤彤攝)

上文節錄自2019年5月27日出版第164期《香港01周報》文章〈六四30年 尋記憶 思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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