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專訪】台灣同婚合法化已數年，社會對性別平權的討論看似告一段落，但一部名為《失明》的電影，卻在此刻重新提出關於壓抑與自由的叩問。這部作品由金鐘影后林依晨首度擔任監製，導演周美豫則將作家劉梓潔獲獎短篇小說〈失明〉，改編為一場關於母子、同性、跨代的情感糾葛。

故事中，林依晨飾演的完美醫師娘「書儀」，在重遇吳可熙飾演的初戀情人「雪津」（吳可熙飾）後，生活逐漸失序；而更顛覆傳統的是，她與丈夫的兒子（劉敬飾），竟也同時愛上了雪津。

在婚姻平權已入台灣法律的今日，為何仍要訴說一個關於壓抑與「看不見」的故事？最近我們與導演周美豫、監製林依晨進行了一場深度對談，探討這部作品背後的創作思考。

原著小說的的破格與重塑

《失明》改編自劉梓潔短篇小說集《親愛的小孩》中的同名篇章。談及為何獨獨被這篇故事吸引，導演周美豫分享道：「在這個短篇裡面，它描寫一個失能的家庭，然後因為有個秘密，牽引著這個家。我覺得它書寫的方式很細膩、很抽象，很有趣。」正是這份難以言喻的曖昧與懸念，成為了她創作的起點。

然而，周美豫並未選擇忠實還原，而是進行了一次大膽的「破格」。她與監製林依晨在一次關鍵對話後，毅然決定將原著「女兒愛上父親的情人」的設定，翻轉為「兒子愛上母親的初戀情人」。

周美豫引述林依晨的觀點：「她覺得女性在華人社會受到的各種傳統的壓力還有框架，比男性來得更多。所以如果我們把性別置換成女性的話，可能可以讓這個情感更有張力。」這個改動雖然痛苦，卻也讓身為女性創作者的她，更能深入角色的情感核心。

此外，電影將故事背景設定在2015年，亦是別具深意。「因為那一年對台灣的同志族群很重要，可以去（戶政事務所）註記了。」周美豫強調，電影理應反映當代，透過這個時間點，串聯起過去至今的社會變遷，讓故事不僅是私密的情感糾葛，更展現了時代的軌跡。

失明與攝影、壓抑與自由

《失明》的片名直指核心，但電影中卻為自由奔放的雪津，設定了「攝影師」的職業。這組「失明」與「攝影」的意象，是刻意為之的對照。周美豫解釋：「我覺得『攝影師』這個職業蠻適合她，她自由，然後她透過鏡頭去觀察。所以我們就跟『透過眼睛去看人、看一切』，做了一個這樣的對照。」雪津的鏡頭，成為了探索與凝視的工具，反襯出書儀為了維繫完美家庭假象，而選擇的「心盲」狀態，即是一種拒絕看見真實慾望的內在失明。

這份對照，也延伸至書儀與雪津兩個角色本身。她們如同鏡子的兩面，映照出女性在社會中的兩種極端樣貌。書儀是壓抑的、符合社會期待的；雪津則是自由的、忠於自我感受的。「書儀她就很嚮往雪津的自由。」

書儀被雪津那份無拘無束的魅力所吸引，這份吸引力不僅源於舊情，更源於對另一種生命可能性的渴望。周美豫補充道，這兩個角色並非代表所有女性，而是「剛好我們想講的這個故事，用這樣子的一個組合跟設定，去帶出這樣的感情。」

林依晨監製與演員雙重凝視

從演員到首任監製，林依晨坦言過程「心力交瘁」，只能靠劃分時段來區隔兩個身份。而在詮釋書儀這個被社會期待牢牢綑綁的角色時，她如此理解：「她就是一個男異性戀生命裡的女生，用一板一眼的方式接送兒女，甚至是丈夫的私人助理，打理他的一切，去維繫一個完美家庭的表象。」

林依晨為了強化這種抽離感，刻意在表演中注入了「節奏上的靜性、規律性、重複性」，讓角色表面看起來情緒很淡，彷彿心思從不在場。這便是書儀的「心盲」，她為了扮演好社會賦予的角色，而將真實的自我封存。

然而，機器人的外殼下，包裹著一個渴望成為「活人」的靈魂。林依晨笑著說，書儀內心深處，其實渴望著「更passion（熱情）一點的感覺」。這份壓抑，也讓林依晨產生了深刻的共情與反思。「對我來說，值得我花費心力、然後累得要死的一定是要我很愛的事情。我沒有辦法為不夠愛的事情花費那些心力。」

她坦言，若是自己，絕對無法像書儀一樣撐上二十年。「我覺得如果沒有那兩個孩子，她撐不了那麼久。可能只撐十年。」這不僅揭示了她對角色的透徹理解，也點出了母職在女性生命中，既是慰藉也是枷鎖的複雜性。

平權時代的「失明」

訪談的尾聲，我們將話題拉回當下。在同婚合法化的今天，推出《失明》這樣一部電影，意義何在？兩位主創的回答，不約而同地指向了法律之外的人心。

林依晨一針見血地說：「『在講的時候』就代表我們還沒到。」她憂心地指出，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人是健忘的，若不持續透過故事去訴說，過去爭取來的成果很可能被極端言論所摧毀。

當我們可以去面對真實的自己，很free、很自我的時候，我覺得那時候才是真的平權。

周美豫導演則分享了一個更為具體的觀察：「我有個朋友跟一群女同志出去，她們卻說：『你不要拍我的臉，你只能拍我的手，我們不想曝光。』」這個發生在平權時代的真實故事，讓她深切感受到，社會的眼光與無形的壓力，依然是許多人無法掙脫的枷鎖。

《失明》為香港亞洲電影節參與作品之一，將在本月底放映，有興趣讀者，請留意官方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