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必須社會化才能生存於世?解析卡繆《異鄉人》文本內涵
【藝文編按】卡繆《異鄉人》(The Stranger)向來被認為是存在主義經典,書中「現代荒謬英雄」莫梭是一個與社會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並因此被驅逐,但每個人都必須社會化,才能生存於世嗎?我們能以什麼方式來解讀這本哲學經典?本文摘自麥田出版《超高效能思辨課》,作者陳嘉英多角度對卡繆文本進行剖析,十分適合入門讀者。為閱讀需要,部分擷取內容有些許調整。
書名:超高效能思辨課:多元理解經典文學,練就「讀寫論說」的素養力
作者: 陳嘉英
出版社:麥田出版
《異鄉人》(The Outsider,又譯為《局外人》),敘述主角莫梭接到母親去世的電報時沒有哭,母親下葬時沒有哭,而在棺材面前抽菸、喝咖啡。第二天,他去海濱游泳後,和久別重逢的瑪麗看滑稽影片。他對職務的升遷不感興趣,不願回答瑪麗是否愛她,對瑪麗提出結婚的建議不置可否。在一次出遊中,在沙灘上由於炙熱的太陽和刺眼的光線,他迷迷糊糊地自衛殺了一個阿拉伯人。接著是一連串荒謬的司法審判程序,在法官和他的辯護律師面前,他竟毫無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最後他對指控坦承不諱,對於犯罪的動機,他的回應是:「那全是太陽惹的禍」。神父試圖開導他向神認罪,可是他不信神,反而認為神父深信不疑的上帝「抵不上一根女人的頭髮」,更比不上他清楚抓住的真理。
在大眾眼裡,莫梭是社會感知力薄弱,缺乏同理心,麻木無情的冷血動物。檢察官指責他沒有人性、沒有靈魂、沒有道德。法官以莫梭對母親的死漠不關心,不合乎道德,於是以他在道德上殺了母親為由判處死刑。社會認為母親過世應該流眼淚,任何不流淚的人就不符合社會道德,於是眾人能以死刑滅絕他,以社會公理正義的名義驅逐這樣一個局外人。
社會的禮儀習俗、制度規範界定了所謂的「理性」,和人應該遵循的行為模式,以達到人與世界和諧一致的關係。卡繆質疑社會化的人是自由的嗎?遵奉約定俗成價值觀念的存在能幸福嗎?尤其是人類的正義判莫梭死刑,告訴他是個犯人就必須付出代價。而所謂的罪孽,竟是「在母親下葬時不哭」。
這是社會殺人的方式──戴著正義的冠冕,合理化地懲罰任何違反社會法則的人。任何說真話的人將會危及整個建構在謊言上的社會制度,莫梭就是這些僵化制度下的犧牲品。
然而莫梭對於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荒謬審判,竟像是局外人,沒有發言權,也沒有人在乎真相。小說中的自敘語氣平靜,彷彿是旁觀者。卡繆在美國版《局外人》序言中描述莫梭:「他絕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於絕對和真實的激情。」莫梭孤獨而不冷漠,他渴望建立關係,唯其如此才會關心想念,活著因此有了溫度。他要的是「一種我可以回憶現在這種生活的生活」,他懷抱上訴的希望,理性地思索與世界的關係,積極的反抗神父、檢察官以及社會加諸於他的審判;執著真生活,義無反顧地對抗當時「禮儀與宗教」所掌控的價值觀體系,聲稱自己沒什麼可以懺悔的。
小說最後,莫梭回憶起母親時表示「這世上沒有人,沒有任何人有權為她哭泣。」卡繆藉此提出自由的存在是可以真實地表達自己,這世界上沒有人可以規定他人的行動,要求對方一定要呈現什麼樣的感受,除了他自己。但荒謬的是這些社會文化規定禮儀,限制喪禮必須哭泣、人應該重視升遷、女人需要愛的回應,因此莫梭在心裡質疑、嘲笑、諷刺。
在荒謬的生存現實裡,置身局外的孤獨,索然無味的生活感覺之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精神是一道光。明知失敗,明知最後的結局是死亡,但人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就在對荒謬、疏離的抵抗,自由與真理中彰顯。
❖ 跨域思考地圖
建立概念
最黑暗的時代,往往激發出人類最深層的意志,鍛鍊出最內在的思考。
精神分析哲學家拉岡、女性主義倡導者西蒙.波娃、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立體畫派巨擘畢卡索和卡繆都相逢在這風雲際會的時代,他們以各自的創新和探索的真理,對抗黑暗和虛無,這正是卡繆認定的存在。
卡繆認為每個人都是薛西弗斯,按著某種節奏周而復始的度過一生,這樣的生命根本沒有任何意義。唯有當開始追問「為什麼如此」的時候,人才開始存在。在意識中浮現問題,啟動懷疑、探究,進而反抗的行動才符合人的尊嚴,對人生的負責,因此提出「我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的觀點。不服膺於權力,不信仰神化的主宰,不盲從於社會制度,不在乎眾人眼光,不屈服於既定價值觀的莫梭明白這樣的他,是不容於荒謬的世界。畢竟,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智者清者,必然被眾人唾棄。但他心裡確知自己就像被諸神懲罰的薛西弗斯,每天將巨石從山下推上山,巨石又會滾落山下,如此永無止境地重複下去。每個人都這樣茫然地徒勞,唯有知道當每次將石頭推上山,自己又一次戰勝了命運。
卡繆認為,建立在懷疑論之上的生活是沒有真正意義的,但接受荒謬的誠實的人會以自己的反抗賦予生活意義。這是一九四一年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投降納粹德國,卡繆之所以投身於反抗納粹的運動。一九四二年出版《異鄉人》,其後擔任《戰鬥報》編輯,成為法國反納粹重要地下刊物的原因。正如他在諾貝爾頒獎致詞上說到「以自己的方式、憑自己的力量、和這個時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擔我們共有的不幸和希望。」而體現作家職業的偉大,在於「拒絕謊言,反抗逼迫」,「為真理服務,為自由服務」。
思辨指南針
卡繆生於一戰之初,二十多歲時工業革命全面改變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繼而經歷希特勒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大屠殺。蹂躪的烽火摧毀的不僅是有形的環境、生命,更是傳統價值觀、對人性真善美的信仰。毀滅陰影下疏離冷漠的人際關係,找不到存在意義的孤寂恐懼和焦慮徬徨,形成虛無主義失落的一代,沒有根的世代。
然而,我們可以哭泣,卻永遠無法選擇時代;我們畏懼死亡,卻絕對無法永遠逃避。卡繆認為「這代人不得不帶著獨有的清醒,為自身和周圍修復一點點生存和死亡的尊嚴。」為防止世界分崩離析,對抗政權的摧毀,他企圖「鍛造一種災難時代生活的藝術,以全新的面貌獲得再生,與歷史生涯中死亡的本能做鬥爭。」
思辨問題一:
社會體制、法律禮教、宗教信仰是真理嗎?它們是必要的嗎?
【觀點對話】
法律對權貴的保障、對女性的限制、種族的歧視和對外來者、弱勢的欺凌一直存在。足見為維護社會秩序、運作效能而制定的政治組織、法律規範,基於不同立場、觀點的人為操作,權力的滲透、多數決的暴力往往形成壓迫。
《異鄉人》裡的莫梭質疑堅信「上帝的正義才是一切。」但神父自以為抓到真理,卻跟死了一樣,因為他沒有自己的思考,只是躲在這虛假真理鞏固的城堡裡行屍走肉。這近乎魯迅《狂人日記》裡的狂人,抗議禮教吃人,大聲疾呼「救救那孩子」,企圖打倒箝制人心的陳腐封建,讓社會停滯的敗壞習俗。
是以沙特強調「存在先於本質」,除了人本身之外沒有先天決定的道德或靈魂。人沒有義務遵守某個道德標準或宗教信仰,卻有選擇的自由,但每個人的自由就可能影響他人的自由,每個人選擇後的結果也是無法逃避的責任。至於世人的評價與其身分地位無關,而當以其行為判斷。
思辨問題二:
死亡的命運是每個人的終點,既然生無可戀,死無可逃,渺小的人如何定位自身存在?如何在無意義的荒謬世界中自處?
【觀點對話】
存在主義認為人生是一條向死亡的路途,意識到終點,固然會陷於悲傷絕望或迷惘的情緒,但卡繆認為:「認識到世界的荒謬並非結束,而是開始。」當我們開始思考要活出什麼樣子,如何活出自己,為什麼要活,值不值得活,活著的意義,如何活出價值,人的價值由誰決定……時,便等於回答了哲學最基礎的問題,找到自身存在的途徑。
人之所以「在」,是因為人選擇了「存在」。在莫梭認為「他所說的上帝,他們選擇的生活,他們選中的命運,又都與我何干?」之時,便是有意識地選擇了他的生命權要握在自己身上,並準備接受「存在」賦予他的所有責任。那麼,世界的荒謬便不足畏,而如卡繆在《反抗者》所提出:「從認識荒謬出發,繼而肯定生命、勇於反抗對生命尊嚴的各種否定。」
正如薛西弗斯每一次將石頭推上山,就是再次戰勝命運;當他持續反抗命運,就是快樂的存在,也是對抗荒謬的方式。
思考對策:重新建立人生觀、價值觀──無神論、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民粹主義、極簡主義
「我確定你一定曾經希望有來世」,神父看出莫梭對世界的愛,對生活懷抱想法。存在主義因為對人活著的意義與目的感到懷疑,但這份困惑茫然與否定,也正是不斷尋找、建構存在意義,探索個人與世界連結方式的契機。
從「認為人應以態度和意志來決定自身存在的意義」(尼采)、「存在先於本質」(沙特)、「我思,故我在」(笛卡爾),迴旋不已的叩問,讓人確認擁有存在是自由做自己的選擇權。這人本概念,不僅讓教育開始正視個別差異,走向多元發展,讓瑞典人崇尚「對於個體自由度最大的追求」的個人主義,但也出現反秩序社會邊緣人;更引發了一九六〇年代反抗民族主義、反越南戰爭、反西方國家中層階級的價值觀、爭人權的嬉皮。在政治上,反菁英和體制、強調農民和工人利益的「民粹主義」運動在各地興起浪潮。
(本文獲麥田出版授權轉載,圖片及標題為編輯所擬,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