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必須社會化才能生存於世？解析卡繆《異鄉人》文本內涵
【藝文編按】卡繆《異鄉人》（The Stranger）向來被認為是存在主義經典，書中「現代荒謬英雄」莫梭是一個與社會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並因此被驅逐，但每個人都必須社會化，才能生存於世嗎？我們能以什麼方式來解讀這本哲學經典？本文摘自麥田出版《超高效能思辨課》，作者陳嘉英多角度對卡繆文本進行剖析，十分適合入門讀者。為閱讀需要，部分擷取內容有些許調整。
書名：超高效能思辨課：多元理解經典文學，練就「讀寫論說」的素養力
作者： 陳嘉英
出版社：麥田出版
《異鄉人》（The Outsider，又譯為《局外人》），敘述主角莫梭接到母親去世的電報時沒有哭，母親下葬時沒有哭，而在棺材面前抽菸、喝咖啡。第二天，他去海濱游泳後，和久別重逢的瑪麗看滑稽影片。他對職務的升遷不感興趣，不願回答瑪麗是否愛她，對瑪麗提出結婚的建議不置可否。在一次出遊中，在沙灘上由於炙熱的太陽和刺眼的光線，他迷迷糊糊地自衛殺了一個阿拉伯人。接著是一連串荒謬的司法審判程序，在法官和他的辯護律師面前，他竟毫無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最後他對指控坦承不諱，對於犯罪的動機，他的回應是：「那全是太陽惹的禍」。神父試圖開導他向神認罪，可是他不信神，反而認為神父深信不疑的上帝「抵不上一根女人的頭髮」，更比不上他清楚抓住的真理。
在大眾眼裡，莫梭是社會感知力薄弱，缺乏同理心，麻木無情的冷血動物。檢察官指責他沒有人性、沒有靈魂、沒有道德。法官以莫梭對母親的死漠不關心，不合乎道德，於是以他在道德上殺了母親為由判處死刑。社會認為母親過世應該流眼淚，任何不流淚的人就不符合社會道德，於是眾人能以死刑滅絕他，以社會公理正義的名義驅逐這樣一個局外人。
社會的禮儀習俗、制度規範界定了所謂的「理性」，和人應該遵循的行為模式，以達到人與世界和諧一致的關係。卡繆質疑社會化的人是自由的嗎？遵奉約定俗成價值觀念的存在能幸福嗎？尤其是人類的正義判莫梭死刑，告訴他是個犯人就必須付出代價。而所謂的罪孽，竟是「在母親下葬時不哭」。
這是社會殺人的方式──戴著正義的冠冕，合理化地懲罰任何違反社會法則的人。任何說真話的人將會危及整個建構在謊言上的社會制度，莫梭就是這些僵化制度下的犧牲品。
然而莫梭對於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荒謬審判，竟像是局外人，沒有發言權，也沒有人在乎真相。小說中的自敘語氣平靜，彷彿是旁觀者。卡繆在美國版《局外人》序言中描述莫梭：「他絕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於絕對和真實的激情。」莫梭孤獨而不冷漠，他渴望建立關係，唯其如此才會關心想念，活著因此有了溫度。他要的是「一種我可以回憶現在這種生活的生活」，他懷抱上訴的希望，理性地思索與世界的關係，積極的反抗神父、檢察官以及社會加諸於他的審判；執著真生活，義無反顧地對抗當時「禮儀與宗教」所掌控的價值觀體系，聲稱自己沒什麼可以懺悔的。
小說最後，莫梭回憶起母親時表示「這世上沒有人，沒有任何人有權為她哭泣。」卡繆藉此提出自由的存在是可以真實地表達自己，這世界上沒有人可以規定他人的行動，要求對方一定要呈現什麼樣的感受，除了他自己。但荒謬的是這些社會文化規定禮儀，限制喪禮必須哭泣、人應該重視升遷、女人需要愛的回應，因此莫梭在心裡質疑、嘲笑、諷刺。
在荒謬的生存現實裡，置身局外的孤獨，索然無味的生活感覺之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精神是一道光。明知失敗，明知最後的結局是死亡，但人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就在對荒謬、疏離的抵抗，自由與真理中彰顯。
❖ 跨域思考地圖
建立概念
最黑暗的時代，往往激發出人類最深層的意志，鍛鍊出最內在的思考。
精神分析哲學家拉岡、女性主義倡導者西蒙．波娃、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立體畫派巨擘畢卡索和卡繆都相逢在這風雲際會的時代，他們以各自的創新和探索的真理，對抗黑暗和虛無，這正是卡繆認定的存在。
卡繆認為每個人都是薛西弗斯，按著某種節奏周而復始的度過一生，這樣的生命根本沒有任何意義。唯有當開始追問「為什麼如此」的時候，人才開始存在。在意識中浮現問題，啟動懷疑、探究，進而反抗的行動才符合人的尊嚴，對人生的負責，因此提出「我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的觀點。不服膺於權力，不信仰神化的主宰，不盲從於社會制度，不在乎眾人眼光，不屈服於既定價值觀的莫梭明白這樣的他，是不容於荒謬的世界。畢竟，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智者清者，必然被眾人唾棄。但他心裡確知自己就像被諸神懲罰的薛西弗斯，每天將巨石從山下推上山，巨石又會滾落山下，如此永無止境地重複下去。每個人都這樣茫然地徒勞，唯有知道當每次將石頭推上山，自己又一次戰勝了命運。
卡繆認為，建立在懷疑論之上的生活是沒有真正意義的，但接受荒謬的誠實的人會以自己的反抗賦予生活意義。這是一九四一年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投降納粹德國，卡繆之所以投身於反抗納粹的運動。一九四二年出版《異鄉人》，其後擔任《戰鬥報》編輯，成為法國反納粹重要地下刊物的原因。正如他在諾貝爾頒獎致詞上說到「以自己的方式、憑自己的力量、和這個時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擔我們共有的不幸和希望。」而體現作家職業的偉大，在於「拒絕謊言，反抗逼迫」，「為真理服務，為自由服務」。
思辨指南針
卡繆生於一戰之初，二十多歲時工業革命全面改變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繼而經歷希特勒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大屠殺。蹂躪的烽火摧毀的不僅是有形的環境、生命，更是傳統價值觀、對人性真善美的信仰。毀滅陰影下疏離冷漠的人際關係，找不到存在意義的孤寂恐懼和焦慮徬徨，形成虛無主義失落的一代，沒有根的世代。
然而，我們可以哭泣，卻永遠無法選擇時代；我們畏懼死亡，卻絕對無法永遠逃避。卡繆認為「這代人不得不帶著獨有的清醒，為自身和周圍修復一點點生存和死亡的尊嚴。」為防止世界分崩離析，對抗政權的摧毀，他企圖「鍛造一種災難時代生活的藝術，以全新的面貌獲得再生，與歷史生涯中死亡的本能做鬥爭。」
思辨問題一：
社會體制、法律禮教、宗教信仰是真理嗎？它們是必要的嗎？
【觀點對話】
法律對權貴的保障、對女性的限制、種族的歧視和對外來者、弱勢的欺凌一直存在。足見為維護社會秩序、運作效能而制定的政治組織、法律規範，基於不同立場、觀點的人為操作，權力的滲透、多數決的暴力往往形成壓迫。
《異鄉人》裡的莫梭質疑堅信「上帝的正義才是一切。」但神父自以為抓到真理，卻跟死了一樣，因為他沒有自己的思考，只是躲在這虛假真理鞏固的城堡裡行屍走肉。這近乎魯迅《狂人日記》裡的狂人，抗議禮教吃人，大聲疾呼「救救那孩子」，企圖打倒箝制人心的陳腐封建，讓社會停滯的敗壞習俗。
是以沙特強調「存在先於本質」，除了人本身之外沒有先天決定的道德或靈魂。人沒有義務遵守某個道德標準或宗教信仰，卻有選擇的自由，但每個人的自由就可能影響他人的自由，每個人選擇後的結果也是無法逃避的責任。至於世人的評價與其身分地位無關，而當以其行為判斷。
思辨問題二：
死亡的命運是每個人的終點，既然生無可戀，死無可逃，渺小的人如何定位自身存在？如何在無意義的荒謬世界中自處？
【觀點對話】
存在主義認為人生是一條向死亡的路途，意識到終點，固然會陷於悲傷絕望或迷惘的情緒，但卡繆認為：「認識到世界的荒謬並非結束，而是開始。」當我們開始思考要活出什麼樣子，如何活出自己，為什麼要活，值不值得活，活著的意義，如何活出價值，人的價值由誰決定……時，便等於回答了哲學最基礎的問題，找到自身存在的途徑。
人之所以「在」，是因為人選擇了「存在」。在莫梭認為「他所說的上帝，他們選擇的生活，他們選中的命運，又都與我何干？」之時，便是有意識地選擇了他的生命權要握在自己身上，並準備接受「存在」賦予他的所有責任。那麼，世界的荒謬便不足畏，而如卡繆在《反抗者》所提出：「從認識荒謬出發，繼而肯定生命、勇於反抗對生命尊嚴的各種否定。」
正如薛西弗斯每一次將石頭推上山，就是再次戰勝命運；當他持續反抗命運，就是快樂的存在，也是對抗荒謬的方式。
思考對策：重新建立人生觀、價值觀──無神論、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民粹主義、極簡主義
「我確定你一定曾經希望有來世」，神父看出莫梭對世界的愛，對生活懷抱想法。存在主義因為對人活著的意義與目的感到懷疑，但這份困惑茫然與否定，也正是不斷尋找、建構存在意義，探索個人與世界連結方式的契機。
從「認為人應以態度和意志來決定自身存在的意義」（尼采）、「存在先於本質」（沙特）、「我思，故我在」（笛卡爾），迴旋不已的叩問，讓人確認擁有存在是自由做自己的選擇權。這人本概念，不僅讓教育開始正視個別差異，走向多元發展，讓瑞典人崇尚「對於個體自由度最大的追求」的個人主義，但也出現反秩序社會邊緣人；更引發了一九六〇年代反抗民族主義、反越南戰爭、反西方國家中層階級的價值觀、爭人權的嬉皮。在政治上，反菁英和體制、強調農民和工人利益的「民粹主義」運動在各地興起浪潮。
（本文獲麥田出版授權轉載，圖片及標題為編輯所擬，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