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挨打、流產、監控生活也不離婚 社工嘆無奈:她們無處可去

撰文:
最後更新日期:

編按:家庭暴力(家暴)的恐怖,在於受害者多為女性及孩子,而且受着種種有形無形的制肘,使得她們多只願啞忍,不敢將事情公開。以下為一位社工在跟進家暴案例多年後的感受,讓大家會對家暴及受害人心理有多一份了解。

周紅萍從2009年成為社工以來,一直在深圳從事家暴防護相關的工作。11年的時間裏,她和團隊每一年要長期跟蹤30個左右存在家暴的家庭,每年接待的家暴防護諮詢超過360人次。在她接觸的家暴案例當中,2成受害者是孩子和老人,8成發生在夫妻之間,其中夫妻互打佔20%,剩下80%的家暴案例,受害者都是女性,「我在工作中,沒有遇到丈夫是受害者的情況」。

在從事家暴防護的專業助人者中,像周紅萍這樣堅持10多年的並不多,「感覺在全國大概有幾十個人」。能堅持這麼久,在於這份工作給予她們的巨大價值感。

周紅萍也有精疲力盡的時候:

「你覺得最累的時候,就是她明知道有危險,還要回到那個家,你明知道她有危險,也不得不讓她回去。因為她無處可去。」

有關家庭暴力的6件事(按圖了解):

+22
+22
+22

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被丈夫毆打

2009年成為社工不久,一位骨瘦如柴的女人走進了周紅萍的辦公室,這是她接待的第一位家暴受害者。求助的女士是一位海歸,16歲就考上了大學少年班,畢業後到美國留學,工作履歷也非常光鮮。她的丈夫出身於高幹家庭,受教育程度不低。

踏出求助這一步時,家暴已經發生了半年多。 步入婚姻後,夫妻倆都不懂得用理性方式,來處理親密關係裏的矛盾。兩人吵到激烈處,就開始互相毆打對方。 在求助女士的原生家庭裏,爸爸就會打媽媽。這也是家庭暴力的共性之一,在家暴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更容易習得用暴力去處理衝突。

既是施暴者,又是受暴者,這位女士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壓力,她患上了重度抑鬱,吃不下飯也睡不着覺,體重不斷地往下掉。

在很多人的認知當中,農村才是家暴的高發地區。城市家庭,尤其高知家庭,家暴發生的情況應該較少。

實際上並非如此,在周紅萍接待的女性受害者中,沒有固定工作的流動女性,與知識水準較高的女性,大約各佔了一半。「當然,流動女性主動求助的意識會相對弱一些,有一定的隱蔽性」。

「之前的一個研討會上,我聽到過一個反家暴組織公佈的一組資料,城市家庭中有27%家庭存在家庭暴力,農村這個比例約為30%,相差其實並不大。所以家庭暴力,不是以知識水準高低來判斷的,而是是否懂得情緒管理、懂得非暴力溝通,以及心理方面是否存在一定問題。」

周紅萍接觸到的案例當中,走到求助這一步時,受暴者一般都經歷了較長時間的家暴。面對暴行,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選擇報警,這是來自全國婦聯的一組資料。

據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發佈的資料,全國2.7億個家庭中,有30%的已婚婦女曾遭受家暴,加上未公開家暴史的人群,實際情況會比這更嚴峻。平均每7.4秒,就會有一位女性受到丈夫毆打。

2016年3月1日,我國首部《反家暴法》實施。根據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2020年2月發佈的《反家暴法》實施四周年監測報告,2016年3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這46個月內,中國境內媒體報導的家暴致死亡案件942起,導致至少1214名成人和兒童死亡,其中女性佔了75.78%。

家暴帶給受暴者的,不僅是身體傷害與生命威脅,還有精神上的痛苦。不少受暴者,都會像這位元海歸女性一樣,患上或輕或重的心理疾病。

「尤其是孩子,遭受家暴,或者目睹爸爸打了媽媽,都會受到一定的心理傷害。家暴帶來的傷害,並不會因暴力停止就自動癒合。「療愈需要專業的陪伴和心理輔導,這是個很漫長的過程」。

在廣東省今年10月1日實施的反家庭暴力辦法中明確規定,目睹家暴的未成年人也是家暴受害人。目睹家暴的孩子,外在表現上,相對於被家暴的孩子沒有那麼明顯,「但也有不少信號,沉默,容易害怕,會出現行為倒退,比如原來不尿床又尿床了。孩子不敢跟施暴者靠近,想保護媽媽但是無能無力,自責又擔心,情緒非常複雜。」

被家暴的孩子,很多時候情況要嚴重許多。

在一次家暴防護的宣傳活動上,一位媽媽帶着8、9歲的女兒向周紅萍求助。孩子的爸爸在深圳一家知名工廠做主管,工作壓力很大,對女兒期待又很高。一旦孩子達不到要求,爸爸就會打她。

「找到我們的時候,孩子由於家暴導致的精神壓力,已經出現了心梗、呼吸困難的問題,用專業術語來說,就是心理問題的軀體化症狀。」

周紅萍還接待過一個孩子,同樣是被爸爸家暴。媽媽陪着來找周紅萍做諮詢的時候,孩子除了呼吸不暢、心梗等生理障礙,一周有時候都不能排一次便。

「我先給孩子做了相關的測試,但測不出來他被爸爸打過。這是個聰明的孩子,在無意識地保護爸爸,「這種情況有點類似於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孩子覺得爸爸安全了,他的家才是安全的。」

隨後,周紅萍拿出一張紙,讓孩子自由繪畫。大約半小時後,孩子完成了畫作,畫面上的場景讓周紅萍心痛——好幾張凳子東倒西歪地飛在空中,桌子也懸浮在半空,桌面上的飯碗、碟子、盤子裏的食物,都撒了出來,「就是一個家暴現場,房間裏還畫着一個馬桶,馬桶蓋是蓋着的」。

「孩子的記憶不會掩飾,他畫出了印象最深刻的東西。」

讓周紅萍感到惋惜的是,這兩個孩子的父親,在其後的定期輔導中從未出現過。不過,最後的跟進結果還不錯。通過疏導,以及媽媽在家庭裏的協調,兩個父親都停止了暴力行為。 孩子們的身體也很快恢復了正常。

「不管怎麼說,子女遭遇暴力的情況下,父母還是願意為了孩子去改變的。」

家暴不會自動消失

在大多數家庭暴力中,不管是丈夫打妻子,還是家長打孩子,大多處於家暴後和好,和好後再家暴的迴圈之中。

「在理論上,家庭暴力分為壓力期、暴力期和蜜月期,循環往復,發展到最後,蜜月期消失,只剩下壓力期和暴力期,家裏已經沒有多少溫情可言了。沒有專業人員介入,家暴是很難自動消失的。」

家暴一般分為控制型和非控制型。在周紅萍的職業經歷中,控制型家暴佔了大多數。

非控制型家庭暴力,一般由家庭糾紛引發。比如夫妻爭吵,激怒之下動了手,如果不加以介入,家庭暴力也會越來越嚴重,陷入暴力迴圈。這一類施暴者,大多是因為某件事情發生了衝突,出於憤怒動了手。

控制型施暴者不同,「只要你不聽我的,我就打你,老婆和孩子都有可能成為施暴對象,甚至有些還會打別人。他需要控制別人,來獲取安全感。」

在周紅萍介入的案例中,有的丈夫為了控制妻子,會在妻子手機裏裝監聽、定位。家裏不同地方裝上攝像頭,有些連妻子都不清楚具體位置,丈夫再利用下班時間一一重播。偷偷列印妻子的電話清單,把通話超過3、5分鐘的號碼勾畫出來,一一回撥過去核實。有的丈夫甚至會檢查妻子的內褲,以判斷她是否忠誠。

在周紅萍的工作經歷中,非控制型的家庭暴力,通過社工等專業人士的長期跟進,引導施暴者學會非暴力溝通,最後大部分都能起到不錯的效果,家裏能夠中止或者改變暴力關係。

控制型的家庭暴力,大多數還是以離婚,來徹底終止暴力。

「我們很難改變控制型家暴的溝通模式,控制型施暴者通常不會認為打人是錯的,或者說意識不到家暴究竟錯在哪裏,他們覺得老婆孩子不聽話,管一管是天經地義的」。

前不久,周紅萍接待了一位女性。求助的時候,這位女士已經在家暴關係裏糾纏了3年。除了貫穿始終的暴力,她還流產了兩次。

根據求助者的敘述,結婚前男方就開始打她。婚後沒多久,女方懷孕了,男方不願意要孩子,女方自己去流產後,兩人離婚。離婚沒多久,男方糾纏着求復合。修復關係的過程中,女方再次懷孕,男方又不願意要小孩,女方再次流產與男方分手。結果男方又回頭求饒。 在與求助者糾纏的同時,這位男士還和上一任妻子保持着曖昧關係,上一段婚姻破裂,同樣是因為家暴。

「這是典型的控制型關係,男方沒有對錯的概念,腳踏兩條船,還一直跟受害者強調,我是在意你的,你不用管別人,只要按我的規矩來,我就會對你好的。」

有研究者也提出,施暴者也應該成為反家暴的救助對象。他們大多數也都因為成長經歷或者環境原因,存在一定的心理缺陷。「可在我們實際操作中,幾乎沒有施暴者,會主動來求助」。大多數時候,周紅萍和她的同事們,只能通過介入受暴者,輸出家庭暴力解決方案,進而影響施暴者,讓他們在家庭內學會非暴力溝通,這能改善一部分家庭的暴力關係。

周紅萍也遇到兩人一起來求助的夫妻,「在我跟進的案例中,像這種兩個人改變動機都很強烈的,最後都能解決,但這樣的案例極少,其中只有一例控制型家暴。」

她無處可去

做了十幾年的家暴防護工作,周紅萍的熱情始終未減,這很大程度上源於工作本身帶來的價值感。但她也有精疲力盡的時候:

社工的無助,有一部分因為同理心,你感受到了受暴者的傷痛,你會難受,所以我們要及時調整自己的狀態,另一部分就是,你沒辦法改變受暴者的處境,又擔心她的安全的時候,你也會感到無可奈何。

周紅萍接待過一位求助者。「進來的時候,她腳上穿着拖鞋,拖着兩個女兒,小的還沒滿月,身上錢都沒帶」。這位女士被丈夫打了,帶着兩個女兒走出家門的時候,丈夫在身後說,「出去了就不要再回來了」。

夫妻倆在深圳開了個房產仲介,生了孩子後,妻子成了全職媽媽,店裏的業務和家裏的經濟大權,都握在丈夫手裏,妻子連家裏的資產狀況都不太清楚。連生了兩個女孩,她被丈夫和婆家嫌棄,丈夫也似乎有出軌的跡象,月子裏因為家庭瑣事吵架時,丈夫打了她,還掐了她的脖子。

在家暴風險評估裏,掐脖子屬於高危風險。有研究顯示,這是女性被謀殺的一個重要風險因素。打是一回事,掐脖子是另一回事。

可她無處可去。

「孩子那麼小,她身上也沒有錢。我報警後,委託員警和另一位社工陪她回家,要求丈夫暫時搬出去住,並對他開出了《家庭暴力告誡書》。」

周紅萍給了求助者兩種解決方案:等傷情和心情平復後,再決定是否與老公談離婚。如果決定離婚,一定要在協力廠商陪同的情況下跟丈夫談,避免再次受到傷害。如果決定不離婚,那一定要丈夫承諾以後不再家暴,他有改變的意願,社工定期上門訪問輔導,才可以。

「但我心裏清楚,她其實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她的娘家在很偏僻的農村,給不了甚麼支持,一直還希望她多貼補家裏。從現實出發,一般她最後還是會呆在那裏的。」

全職媽媽,還有多個孩子,在家裏也不掌握經濟決策權。這種求助者,是最令周紅萍無奈的。「如果沒有獨立能力,娘家也沒有足夠的支持,她們會非常被動。」

對於這類女性群體,無論目前的社會支持,還是原來的家庭,都很難保障受暴者的生活。在《反家暴法》實施四周年監測報告中,有這麼一段描述:

「四年來,我們未搜索到一則公安機關按反家暴法規定通知民政部門協助庇護、安置的報導,也沒有搜索到民政部門作為主體發佈的有關接收庇護、進行安置的資訊。所有保護和安置方面的報導,以及庇護所的建設等資訊,幾乎都來自婦女組織,主要是婦聯系統,也包括一些民間機構。 這表明,公安和民政尚未擔當起庇護和安置的主要責任。如果沒有婦女組織的推動,反家暴法關於庇護和安置的規定幾乎是一紙空文。」

周紅萍接觸到的情況裏,獨生子女,或者娘家很珍視這個女兒,離婚後娘家能給予一定的有力支援。除此之外,沒有獨立能力的女兒,回到家中的遭遇,跟張愛玲《傾城之戀》裏白流蘇差不了太多 ,而一些每年可以分紅的村子,嫁出去的女兒,離婚後戶籍想再遷回去,整個村集體都不歡迎。

「你覺得最累的時候,就是她明明知道再回到那個家會有危險,可是她無處可去,為了孩子,為了生存,她得回去。作為反家暴工作者,你也知道她可能面臨一定的危險,但是也不得不讓她回去。」

即便是有獨立能力的女性,要擺脫一段充滿暴力的婚姻,也要承受諸多壓力。

「家暴剛開始發生的時候,周圍的人都是勸和的,很少有親人直接勸離。中國的家庭都講究家和萬事興,女兒剛開始被打的時候,娘家人一般不會認為這是家庭暴力,只覺得是衝突。 哪有舌頭不碰牙齒,家醜不可外揚,為了孩子,不到萬不得已別離婚,一般親人們都是這個態度。」

周紅萍接待的受害者大多都是妻子,這些女性最明顯的特點,就是猶豫不決,今天下了離開丈夫的決心,明天又反悔了,後來被打了又決定離婚,大後天又反悔了。

做了多年的家暴防護工作,周紅萍能理解這些女性的心境,她們既想保護自己、維護尊嚴,又跟丈夫還有感情上的羈絆,孩子更是難以割捨,現實的撫養權問題、生存問題、社會接納問題,都會讓她們難做決定。

容易被許多人忽略或誤解的,還是心理上的問題,長期處於暴力環境之下,受害者會患上不同程度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她們對於施暴者,會生出奇怪的依戀關係。」「所以不能單純地說,她們為甚麼這麼傻,執迷不悟,其實並不是這麼簡單的,不離開,一定有不離開的原因和理由。我們能做的,就是接納她,同理她。在安全得到保證的前提下,盡可能以她的利益最優化。」

相關文章:離婚主因非性格不合、婆媳不和? 10大婚姻破裂原因由數據話你知

+28
+28
+28

相關文章:夫妻關係|是和平相處還是懶得再吵? 婚姻現6大危機挽救要趁早

+15
+15
+15

【本文獲「深圳微時光」授權轉載,微信公眾號:szdays】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Microsoft Edge 或 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