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致光資助劏房戶「滅蟲滅蝨」 不嫌太矯情了嗎?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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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5月26日)勞福局局長羅致光發表網誌,指關愛基金將引入一項新的劏房住戶援助項目,為居住於劏房的低收入住戶提供一筆過津貼,讓他們可進行簡單的家居維修、購買傢俬和滅蟲滅蝨等服務,改善居住環境。擬定資助金額上限為8,500元(一人住戶)及10,000元(二人或以上的住戶)。
理論上,該項政策是有勝於無。不過,羅氏在網誌筆鋒一轉,又在「後記」談及政府為何不願為劏房戶提供租金、電費及水費津貼,則完全是畫蛇添足,只會激怒長期屈居劏房的弱勢社群。他說,「鑑於這些津貼雖可以短暫紓緩住戶的經濟壓力,但大部分終會成為相關業主的收益,所以政府一直對這些建議有所保留。」
就此,我們不得不問,造成今天香港劏房問題的,難道不正正是政府長期的錯誤土地規劃政策所致嗎?「民生無小事」是正確的,但如果打着「民生無小事」的旗號,迴避如何根治問題,忽略政府正是造成今天劏房戶苦況的罪魁禍首,竟倒過頭來打着「關愛」旗號來資助他們「滅蟲滅蝨」,即使稱不上掩耳盜鈴,也難免有點矯情。

政府向既得利益者大讓步 卻只派糖安撫劏房戶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如果政府真的體貼千千萬萬劏房家庭,以及每一個正在捱貴租蝸居的市民,就必須抵住既得利益者的壓力,從長期規劃着手,一方面增加土地儲備,包括收回高爾夫球場、棕地和農地等;另一方面則須擺脫「地產市場主導」的迷思,自行掌握建屋節奏,以滿足市民安居的基本需要。
 
不過,早前政府雖號稱「全部」接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的建議,但在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的關鍵問題上,最終還是向既得利益者讓步了——只收回區區32公頃,卻放生足足140公頃的土地。政府一方面向既得利益者妥協,另一方面則用「一筆過」幾千元安撫永不見天日的劏房住戶,難道這就是公平公義?

粉嶺高爾夫球場佔地172公頃,全面收回可建屋1.3萬伙。(資料圖片)

政府百般推搪責任 漠視市民生活百上加斤
 
再者,羅氏擔心為劏房戶提供租金、電費及水費津貼,當中「大部分終會成為相關業主的收益」。但是,若翻查政府周一(5月27日)遞交立法會的文件,提及現正推行的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就包括為「超租」(為租住私人樓宇而租金高於綜援計劃下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綜援住戶提供現金津貼,而在2017年再度推行項目時,其津貼方式是參照租金資料記錄計算,以有關綜援住戶超過超租金額五成,或適用於該住戶的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15%,並以較低者為準。
 
羅致光在今年2月11日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當中,提及因為上述補貼方法並不是百分之百補貼「超租」金額,對租客和業主理論上應不致產生行為上改變,導致譬如加租或抬高租金的後果。可見就連羅氏自己也同意,為劏房戶提供租金等長期現金津貼,斷斷不是沒有方法避免被市場利用,問題只是在於政府是否有誠意及決心,真正幫助劏房戶減輕肩頭上的重擔。
 
除此之外,政府其實還有非常多政策工具可以幫助社會上的租樓一族,但直到今時今日仍漠視不理,令人費解。根據早前(5月21日)德意志銀行研究部發表的《2019全球物價報告》,在比較世界56多個國家和地方的生活水平後,發現香港的平均房租排第一,至於除稅後薪金就排第27,兩個原因疊加後,撇除房租的收入更僅排39,總體生活質素排名是44,落後一眾歐美城市。
 
從上述數據已經昭昭可見,香港昂貴的租金成本,已經成為蠶食香港市民收入和生活質素的罪魁禍首。出租物業本是正常的經濟活動,但如果已發展成為附身在市民身上的寄生蟲,令香港儼然劃分成為「有產」與「無產」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而有產階級則不斷透過資產優勢拉大距離、加劇矛盾,令港人普遍對城市失望,視移民為救贖,假日逃離香港如囚犯「放風」,到今時今日政府豈能仍然無動於衷?

市場扭曲,催生128呎蚊形盤。(潘思穎攝)

市場現況亟待糾正 政府須以租管介入
 
多年前影子長策會曾主張租金管制與空置稅並行,即為租金設立限制的同時避免業主屯積單位,令市場供應減少。在2014年,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亦舉行會議,收集個別團體對租務管制的意見,但政府一直消極回應,諸多推搪。政府的理據包括:一、未來十年將會有28萬個公營房屋單位落成;二、已有綜援、低津等社福政策幫助基層市民;三、租管很可能打亂房屋市場,提升空置率,造成很多難以想像的後果。
 
但事實上,租管是要解香港市民的燃眉之急,與增加公營房屋並無矛盾,更何況公營房屋的供應並非一時三刻能夠追上需求。政府只談遙遠的願景,而不論眼前實際困難,猶如只在驢子前方掛著一個紅蘿蔔,市民永遠看得到而吃不到。
 
至於既有的社福政策,就更是杯水車薪。今年2月立法會就綜援計劃下補助金及特別津貼的討論就已經揭露得十分清楚,即以現時政府的租金津貼程度,根本就被市場發展遠遠拋離。政府一方面說因為有津貼所以不能有租管,另一方面又說怕影響市場所以不能增加津貼,可謂陷入循環論證、自說自話的荒謬境地,令人啞然失笑。
 
至於第三個問題,就更低估了現時香港有產者的勢力和暴利程度。例如2016年的數據顯示,香港擁有三個物業的個體達89,234個、四個為36,637個、五個為17,340個、六個以上者更有29,655個。可見香港的物業其實非常集中,單純說因租務管制,這些業主就將單位改為自住,是過於想當然爾的推論。再者,不少居住環境惡劣、位於老舊住宅的劏房單位,其實對業主而言都利潤驚人。早前就有唐樓被傳媒揭發有業主將540呎單位「一劏十」,每個租金3至4千元,即使將租金壓低兩至三成,對業主而言仍有可觀回報,難以推想會因新例而空置。
 
事實上,1985年至1998年的空置率,維持在約3%至4.7%之間,反倒是1998年租金管制取消後,空置率卻見上升,至2002年高位達6.8%。政府一再以諸般似是而非的理由推搪一個早已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永遠應為不為,實在令人懷疑是政府決策者是否受制於既得利益者,甚至政府內部就有既有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