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晶片・四｜可見與不可見的對手

「萬般皆下品，惟有台積電高」，這是近期出現的一個有趣現象。台積電儼然成為台灣「護國神企」，「晶片換疫苗」乃至成為台灣網路津津樂道的話題。中國官方因中美貿易戰而愈發強調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台灣網上常說之「矽盾」其實也是中美關係衝突下的一個面向。對身處這時代下的民眾來說，必須真正從政治、產業、企業等面向看懂這現象背後的緣由。
本「台灣晶片」系列共由10篇文章组成，此为第四篇。

被動登場的台灣矽島

回頭探究台灣半導體產業，乃至於台積電會被推上浪尖的幾個關鍵，其實都不是主動，而是被動的。這個被動體現在發展過程與產業定位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觀察台灣半導體的兩次跨越，一次是上述1980年代美日博弈，美國為打擊日本半導體產業，台灣選擇了承接晶圓代工的位子，因此有了台積電的誕生；這次，則是因為中美博弈下，面對半導體可能來的第三次向中國的轉移，兩強在科技的競爭，晶圓製造又成了必爭之地。

事實上，在這過程當中，背後是美國去工業化與再工業化的進程。美國在全球化戰略與市場的驅動下，導致製造生產逐漸喪失競爭力，因此發展成以第三產業控制第二產業，讓全世界將產品賣到美國；且同時掌握美元儲備貨幣優勢下，開發金融產品來彙集全球財富。在美國去工業化、金融化的走向下，加上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因此將生產外包給亞洲地區，所以造就了技術、品牌在美國企業身上，而亞洲則負責製造生產的格局。

換句話說，當前綿密的供應鏈結果，並非美國、歐日國家沒有能力進行製造，只是在市場要素配置下選擇了最有利益的安排。但這樣的安排在近幾年嚐到了苦頭。

如此極致的全球化分工雖然為成本帶來效益，可是過長的供應鏈會造成「長鞭效應」（Bullwhip effect），導致產銷與供需的不穩定。這次經過新冠肺炎疫情禁制令的洗禮，許多企業與國家便意識到在過往供應鏈中，一個零組件卡關，可能會造成組裝無法完成，生產也會遇到困難。這次汽車產業缺晶片便是在這樣的效應下產生的結果。

長鞭效應： 其意指在供應鏈上的各個節點，企業只會根據與其相鄰的下級企業需求資訊來擬訂生產與供應的策略時，需求端資訊的誤差會沿着供應鏈逆流而上，併產生逐步擴大現象，這導致最終端的供應商獲得的訊息與市場客戶訊息產生偏差。

此外，美國近年來備嘗去工業化、製造業外流的苦果。因為這連帶使得關聯服務業需求，如包裝、運輸、出口報關、飲食民生、消費娛樂，甚至於土地開發、廠房興建、生產設備裝置弱化，導致失業率大幅提升、產業技術也頻頻出走。這給美國蒙上一層灰，造成經濟、人口與城市三重衰退的「鐵鏽帶」（Rust Belt），同時為美國政局帶來不安定的因素。

對此，美國領導人並非沒有意識到問題所在，因此歐巴馬（Barack Obama）2009年上任後，陸續推出美國再工業化與製造業回流相關政策，希望重振美國製造業。他的做法是吸引美商將製造基地從海外移回美國本土，一方面則是投入未來製造業發展的先進技術研發，希望掌握新興產業的主導權。

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7年上任後喊話「讓美國再次偉大」、「美國優先」，透過減稅、推動基礎建設與減少法規管制等措施，鼓勵製造業回流。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也力邀外企到美國投資，比如鴻海在威斯康辛州的投資案，以及引人矚目的台積電赴亞利桑那州設5奈米廠的投資案等。

反觀中國內地持續鞏固製造業發展，並在這基礎上進行升級。所以在經歷疫情後，內地快速控制疫情加上製造業基礎強韌，反成為一枝獨秀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日經新聞》曾經在2020年2月針對世界經濟對內地製造生產依賴度進行過推算，內地製造業生產每減少100億美元，海外的生產和銷售就被拉低67億美元。韓國、日本和美國等國家分別有2億到3億美元不等的損失，受到的影響尤其大。

美國在自身根基孱弱，加上後有追兵，自是深感威脅。而台積電作為IC製造大廠，正是在AI、5G科技發展、中美製造業競爭的浪濤下，再度被捲上了枱面。是故，台積電的突出與護國神山的稱號從來不是主觀使然，而是整個國際政經情勢背後的滾滾浪潮推波助瀾所致。

台代工定位箝制能動性

除了日美、中美博弈的外部環境之外，也有台灣自身產業定位的問題。台灣雖然宣稱半導體產業鏈完整，但在整個產業發展上以晶圓代工為強項。代工雖然獲利少、風險小，且跟國外廠商多呈現互補的合作關係，而非競爭關係；但長期走代工路線，利潤隨之愈來愈薄，甚至作為產業鏈的螺絲釘常得受外國廠商宰制，除了害怕被抽單外，一旦遇到國際情勢糾紛，常呈現被動狀態，畢竟生存還是得仰賴品牌企業的訂單，所以容易被牽着鼻子走。

一個顯著的案例是，今天當美國要求台積電到當地設廠，台積電可能沒有太多拒絕的籌碼。這便是因為該企業背後有太多政經利益關係在拉扯，並不是完全純粹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主體。

正是在上述內部定位與外部複雜政經情勢下，台灣半導體產業被動地進行了跨越。但正如美國媒體給台灣半導體發展的註解，過度吸引目光可能不是好事，台灣實在不能沉溺在自滿的情緒中，因為全球商場充滿各種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威脅。

看得見對手：三星緊追在後

一個看得見的威脅是競爭對手韓國三星緊追在後。儘管三星的市佔率與技術良率目前還遠在台積電之後，台灣主流輿論多認為三星要追趕上台積電十分困難。

不過，對台積電幹部而言，三星是不可忽視的對手。台積電關鍵人物、創辦人張忠謀在2019年底接受媒體專訪，提及三星時便直言：「台積電跟三星的戰爭絕對還沒結束，我們只是贏了一、兩場battle（戰役），整個war（戰爭）還沒有贏。」

張忠謀的考量是有依據的。從各方面來看，都可以看到三星緊追在後的痕迹。比如三星在資本支出、對於半導體制程研發投入都在成長；此外，當台積電積極在台灣南部科學園區擴廠時，三星也預計在韓國的平澤市（Pyeongtaek）跟華城市（Hwaseong）兩地建廠。此外，三星另一大優勢在於其不僅有晶圓代工技術，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記憶體廠商，在未來講究高效能數據傳輸與運算速度產品趨勢下，這項長處利於整合。

除了三星之外，英特爾雖然在7奈米制程上落後台積電與三星，新上任的執行長季辛格（Pat Gelsinger）承諾重新奪回該公司在晶片製造領域的領先地位，希望能夠改善營運，並創造更好的半導體。

不論是三星還是英特爾，他們意識到危機且明確在進行調整，這些都是現下看得到的威脅。可是，其實還有看不到的威脅。

看不見的對手：內地蠢蠢欲動

另一個威脅來自於中國內地發展潛力。內地雖然在半導體技術仍落後，加上美國禁制令鎖喉對中國造成切實傷害。不過，不容忽視的是內地的韌性。試想，在1960年至1970年代，在面對美國核武器的抗美援朝時期，加上蘇聯中途撤資，於經濟落後、工業與科學研究基礎皆薄弱的狀態之下，還能實現「兩彈一星」計劃（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爆炸，美國花了7年時間、蘇聯是4年、英國則是4年又7個月。而中國僅用了2年多的功夫。這種以「舉國體制」來集中發展某一個技術在中國已有前例。

時至今日，中國在面對半導體產業不如先前發展1960年代「兩彈一星」計劃的弱勢處境，中國經濟正在富強、製造業實力堅強，而科學教育也愈發受到重視。加上美國禁令中國讓北京真切感受到痛處，在政府政策傾斜、企業全力投資發展下，難保三至五年間能夠突破，美國給的阻力或許會是中國的助力。

華為便是最好的例子。華為總裁創始人任正非在2020年3月接受美媒《華爾街日報》採訪時便說，華為2019年銷售收入成長近20%，取得很大的成功，這都得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因為他的大棒反而讓世界知道華為是厲害角色，而這一棒也讓原本較為鬆散的公司員工有了瀕死的覺悟而凝聚起來。

除了華為之外，美國禁制令也讓內地民眾覺醒，發現自身短處在於基礎科學薄弱。所以騰訊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在2018年便呼籲中國政府與企業要加大力度支持基礎科學，他進一步在2019年宣布將拿出10億元人民幣支持相關研究；而這股對科學探索的氛圍也散佈在社會當中，諸多科學、科技知識公眾號如雨後春筍浮現，在技術腹背受敵的狀況下點擊率也隨之提升，比如談科技經濟的「科工力量」、科學研究的「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等。這都將給未來技術發展紮下了根。

此外，從半導體產業發展關鍵，客戶與人才來看，中國因着市場優勢而具備生產製造的鏈條，假設今日內地能夠不憑外力，獨立開發自主生產，那麼，對台積電甚至台灣半導體業而言，實非好消息，因為內地是台灣半導體出口的最大地區。少了這麼大的市場，對台企是損傷。再者，如果內地自主生產的成本比台灣廠商還低的話，客戶自然會在效益考量之下進行選擇。

客戶之外，在半導體產業最需要的人才部分，如果中國企業報以優渥薪酬、待遇，並提供前景，全球的半導體人才往內地聚集是可見的未來。屆時，台積電還能否具備優勢便充滿不確定性。

【本文授權轉載自第64期《多維TW》（2021年3月4日）封面故事。如欲閲讀全文，請按此訂閲多維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和獨家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