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期「普林斯頓思想客」關注的是：站立在MAGA運動背後、十餘年間迅速崛起的「新右翼」（New Right）知識分子群體。這一群體究竟持有何種政治立場？內部是鐵板一塊還是各有分野？他們希望把美國帶向何方？勞拉．K. 菲爾德（Laura K. Field）的新著《狂怒的思潮：MAGA新右翼的崛起》（Furious Minds: The Making of the MAGA New Right），以一位「叛教者」式的局內人視角，對這些問題作出了迄今為止最系統的回應。（文︱趙宇飛）

2015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在美國政壇上迅速崛起。回想彼時，在尤其講究「體面」的知識分子圈子裏，除了邁克爾．安東（Michael Anton）等極少數，尚沒有甚麼堅定站隊特朗普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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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世殊時異，十多年之後，在特朗普陣營中搖旗吶喊的智識圈子裏的體面人士，早已頗成氣候。這批人既包括了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學院派教授、政治哲學博士和智庫研究員，也不乏在公眾層面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主持人、電視台記者、播客主播和各路網紅。通過十多年的努力，這些被稱作「新右翼」（New Right）的知識分子群體，已經建立起內部的機構、刊物、學術會議，乃至青年訓練網絡。更關鍵的是，他們與共和黨的權力中心產生了實質聯結，成功地將美國副總統萬斯（JD Vance）等人物推到台前，並在背後影響着特朗普政府的決策。

這群新右翼知識分子究竟持有何種政治立場？他們是否堅定支持特朗普，還是希望藉由特朗普這面旗幟，推動自己更為隱秘的政治議程？在所謂的新右翼群體內部，究竟是鐵板一塊，還是各自為政？在特朗普第二次入住白宮之際，勞拉．K. 菲爾德於2025年11月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推出專門分析新右翼群體的著作《狂怒的思潮：MAGA新右翼的崛起》，可謂正當其時。

在討論《狂怒的思潮》一書的具體論點之前，先有必要介紹作者的背景。

菲爾德是加拿大人，在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獲得了政治學的本科和碩士學位。博士期間，她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T Austin）攻讀政治哲學，師從著名的政治哲學家潘戈（Thomas Pangle）。

對於美國高校政治哲學學界較有了解的讀者可能知道，該校的政治哲學專業是施特勞斯學派在北美的大本營，同時潘戈身為親炙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弟子，在過去幾十年裏都是該學派的旗幟性人物。

博士畢業後，菲爾德先後在羅德學院、喬治城大學、美國大學等高校擔任博士後和臨時短期教職，發表了若干討論色諾芬、盧梭、尼采的學術論文。中肯地說，她的學術生涯並不算太順利。在2011年博士畢業後的很多年裏，她都一直在各個高校之間流轉，沒能獲得穩定的長期教職，絕非學術圈裏的明星學者。最近這幾年，菲爾德轉向公共寫作，在若干網絡平台發表了文章。

因此，菲爾德既是美國大學學術體制內訓練出來的政治哲學學者，但又遠遠不是學術體制裏最成功的一批人。也正是這一身份背景，讓她在寫這本書時，擁有相當獨特的視角：她曾經師從施特勞斯學派和持有堅定保守主義立場的政治哲學名家大師，但自己極不認同保守主義；她一度是《狂怒的思潮》中大力批判的新右翼知識分子陣營的圈內人，並且如她在書中自陳，曾經頻繁參加相關智庫和機構組織的活動，但她卻最終選擇以這樣一本書向大眾揭露新右翼知識分子；她頗為熟識新右翼的話術和隱藏立場，然而始終對他們抱有着怨憤和不滿。這種堪稱戲劇性的「叛教者」形象，既給這本書增添了不少噱頭，也讓書中內容不至於淪為純粹的膚淺嘲諷。

不過，菲爾德持有的這種內部視角，並沒有讓全書顯得過於艱澀難懂。對於如何抓住大眾讀者的注意力，作者顯然頗得其中三昧。書中在做理論探討之餘，也時時穿插作者的個人故事和諸多內心戲（比如博士期間參加保守派暑期學校時的奇異見聞，又如年事已高的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曼斯維爾德（Harvey Claflin Mansfield Jr.）在聽學術報告時打瞌睡的軼事），這些都既讓大眾讀者容易與作者形成情感共鳴，也讓他們不至於對書中的理論論述感到無聊。

在筆者看來，菲爾德這部著作對於理解美國新右翼的最大貢獻，是將一個常被籠統稱作「新右翼」的政治思潮和思想運動，拆分出了三個主要派別：

其一是克萊蒙特學派（Claremonters），以克萊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和希爾斯代爾學院（Hillsdale College）為主要陣地，並且辦有《克萊蒙特書評》（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等刊物。在思想上，克萊蒙特學派與西海岸施特勞斯學派關係密切，核心人物包括雅法（Harry Jaffa）、凱斯勒（Charles Kesler）、安東等，均為施特勞斯的後學。這一派強調要將美國建國原則重新神聖化。在他們看來，如今的美國社會已經偏離了兩百多年前的建國原則，並主張將特朗普當作撥亂反正的工具。

其二是後自由主義者（Postliberals）。和克萊蒙特學派不同，後自由主義者沒有成建制的機構和陣地，但成員也多在知名高校任教，並獲得了同行公認的學術成就。在後自由主義者中，有兩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即以《自由主義為何失敗》一書聞名的聖母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德尼恩（Patrick Deneen），以及提出了共同善憲政主義（common-good constitutionalism）的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維爾繆爾（Adrian Vermeule）。後自由主義者往往有天主教背景（或後來皈依天主教），強調「共同善」在社會中的樞紐性作用，認為國家應該主動承擔起在社會中塑造美德的責任。基於此，後自由主義者希望打破自由主義傳統裏國家應保持中性的理論預設。

其三是民族保守主義者（National Conservatives，一般也簡稱為「NatCon」）。這一派以哈佐尼（Yoram Hazony）等人為中心，試圖重塑美國社會中關於國家、文明、宗教等方面的敘事。在哈佐尼發起的若干次民族保守主義大會上，萬斯、盧比奧、蒂爾（Peter Thiel，PayPal共同創始人）、德桑蒂斯等在美國政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等外國政要，都曾出席和發表演講。

當然，作者也指出，除了以上三派外，還有一些更加極端和邊緣的新右翼人士。例如，書中也討論了「青銅時代變態」（Bronze Age Pervert）和「生雞蛋民族主義者」（Raw Egg Nationalist）這兩位在美國社交媒體上具有相當大影響力的網紅。前者的真實身份是耶魯大學政治哲學專業的博士畢業生，持有強烈的反現代性、反民主和極端精英主義立場，崇拜青銅時代的古典英雄氣質和男性力量。後者則博士畢業於牛津大學，反對現代食品產業生產的加工食品，認為吃生雞蛋能夠幫助被現代社會敗壞的男性，讓他們恢復原始陽剛之氣。

正如菲爾德所述，上述三派中不乏知名的學者或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都秉持着作者概括為「理念優先」（Idea First）的信念，試圖用一套看似極具吸引力的理念，來改造令人不甚滿意的現實世界。

不過，作者也敏鋭地看到，上述三派雖然都隸屬於新右翼，並支持特朗普執政，內部卻多有分歧，甚至互相攻訐。克萊蒙特學派崇拜建國原則，後自由主義者懷疑啟蒙憲制，民族保守主義者則着力構建一套有關國家和文明共同體的神話。在這個意義上，《狂怒的思潮》這本書非常有價值的地方在於，把「新右翼知識分子」或「特朗普智囊團」之類較為空泛的說法，落實成為一個由諸多具體人物、機構、刊物、門生關係、播客節目和學術會議構成的網絡。對於希望進一步了解新右翼的讀者來說，可以順着作者畫出的線路，按圖索驥，繼續去了解安東、雅法、德尼恩、維爾繆爾、哈佐尼等人的著作和言論，並考察這個盤根錯節的網絡是如何將來自不同派別的新右翼知識分子勾連在了一起。

如前文所述，該書出版之後，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讚譽。對於身處新右翼知識分子群體外的讀者來說，或許聽說過安東、德尼恩等人的大名，但未必了解他們的智識背景，不清楚他們身後的一整套組織運作和所代表的思想傳統的來龍去脈。因此，本書滿足了美國的進步派和自由派讀者的一項迫切需要：終於有了一本由局內人撰寫的著作，不再只是批評特朗普的離奇言論，或者輕浮地嘲笑特朗普支持者有多麼無知封閉，而是開始梳理站在特朗普主義背後的知識分子所持有的立場，他們究竟有何嚴肅的想法，在爭論些甚麼，以及希望把美國帶到何處去。

不過，批評者的火力也相當猛烈。在《狂怒的思潮》中受到作者嚴厲批判的安東，就在《克萊蒙特書評》上撰寫了一篇名為「狂怒之路」（Fury Road）的長文，予以嚴厲回擊。在安東看來，這本書與其說是一部嚴肅著作，不如說是一場「訊息操縱」（information operation），目的就是把所有試圖將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規劃和政治圖景加以理性化的人，都扣上一頂「種族主義精神變態」（racist psychopaths）的帽子。除了指控勞拉．菲爾德對他本人、雅法、凱斯勒等人的描述存在事實偏差外，安東也批評作者迎合了進步派和自由派人士對特朗普運動一直以來的輕蔑，並以陰謀論視角污名化了新右翼知識分子。此外，也有一些批評者認為，這本書不過是一份看起來較為高端的八卦手冊，用來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https://lawliberty.org/a-quiet-refusal-to-compromise/）。很明顯，在不欣賞這本書的評論家看來，《狂怒的思潮》毋寧說是提供了一份重點打擊對象名單（hit list），甚至是一份敵情報告。

持中論之，本書確實是一部針對新右翼知識分子的相當系統的梳理，從知識社會學意義上釐清了這一群體的整體脈絡和內部分野。然而，勞拉．菲爾德對於這些知識分子所提出的核心批評，即「理念優先」，本身也暴露出作者的侷限。這類指責其實並不新鮮。在漫長的歷史中，針對思想家、哲學家乃至廣義上的知識分子，能夠做出的最簡單和最不費力氣的指責，往往就是一句「不接地氣」。並且這類指責，在大眾當中常常很有市場。菲爾德對於新右翼知識分子的批評，聽上去不過是這類舊有話語的再度迴響。對此，持有相反政治立場的評論者，也完全可以「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進步派和自由派知識分子，不也常常受到類似的攻擊嗎？互相批評對方「不接地氣」，或許可以宣泄怨憤，但無助於在公共討論中達成共識和消弭矛盾。

此外，菲爾德這部著作沒能回答，但也更值得所有關注新右翼崛起的觀察者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為甚麼這一群體能夠在過去十多年裏迅速崛起，並在共和黨內部取得制度性的影響力？美國的保守派知識分子越來越走向激進化，對於我們理解今天的美國社會，又能夠提供甚麼更深刻的啟示？

在過去二百五十年裏，美國人始終自詡高居山巔之城，承擔着向世界播撒「地上的鹽」和「世上的光」的昭昭天命，並以此論證美國相對於舊大陸的例外性。無論是早年秉持着反天主教立場，乘坐「五月花號」來到美洲的清教徒，還是十九世紀對保守反動的歐洲諸國政體深感失望的數千萬移民，都希望摒棄舊大陸堅不可摧的等級制和權威習氣，在新大陸開啟新的生活。與此同時，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的舊大陸，也醖釀了至今仍在影響着當代世界的所有左派和右派激進主義政治思潮。反之，大洋彼岸的美國，則堅定地拒絕了這些思潮（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55）。

然而，在今天的美國社會，激進主義政治思潮顯然擁有了更為有利的土壤，甚至可以從本土生長起來，在社會內部逐步生根發芽。的確，過去的幾十年裏，關於美國例外論是否正在走向終結的討論，始終不絕於耳。當美國社會整體上變得與舊大陸更加類似的時候，也難以避免地出現當年產生於舊大陸國家的種種症候。或許可以說，當美國試圖讓自己被世界效法的時候，也難以擺脱效法這個世界的命運。

這番討論當然並非菲爾德撰寫《狂怒的思潮》時的問題意識，但這部書仍然可以充當激發我們進一步思考的引子。在這個意義上，該書尤其值得中國讀者認真對待。作為中國讀者，從旁觀者的外部視角審視書中所寫的新右翼激進知識分子，有可能獲得比局內人更深刻的洞察。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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