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10月16日發表評論文章《拿沒拿洋獎項不是定義中國發展水平的指標》，文章指出，隨着2025年度諾貝爾獎各獎項全部揭曉，輿論場又泛起陣陣波瀾。其中，圍繞物理、化學等獎項獲獎者國籍而衍生出的國家科技實力對比，討論尤為熱烈。「為什麼中國人又沒能獲獎？」「日本諾獎得主這麼多，中日差距到底在哪？」有些人也由此認為，中國的科研體制就是不行。

很多網友的憂慮，是出於對中國科技創新的關心，希望快些、再快些。但不得不說，若將複雜的、長周期的科學發展問題，簡化為一場獎項數量對比，這種「諾獎焦慮」不僅無益於公眾科學素養的提升，更會在無形中催生妄自菲薄的社會心態。

文章指出，盛名之下，環繞諾獎的爭議從未停息。即便是其中公認相對客觀的自然科學獎項，也絕非完美的「度量衡」。

其一，評選標準存在爭議。比如，1949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頒發給「前腦葉白質切除手術」，但很快這項手術就被發現是一種極不人道的治療手段，被各國棄用；比如，2024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給了神經網絡和機器學習領域的科學家，也被廣泛質疑這與物理學根本毫無關係。

其二，評選結果存在「時差」。有統計指出，諾貝爾獲獎人所做出代表性工作與獲獎時的平均時間差為16.1年。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諾貝爾獎衡量的是幾十年前的科學成就，並非當下的技術水平。

其三，評選理念存在分歧。由於時代背景局限，諾獎強調個人或小團隊的決定性貢獻。而今天的重大科學突破，越來越依賴於大規模、跨學科、跨國界的協同攻關。諾獎「最多三人分享」的規則，已難以全面、公允地反映許多重大成果背後複雜的集體智慧。

文章又指，相較於反映基礎研究水平的自然科學獎項，諾貝爾文學獎與和平獎的爭議則更為嚴重。

多年來，這兩個獎項的評選結果與西方世界的價值觀與地緣政治利益高度綁定，熱衷於授予那些符合西方霸權主義政治敘事的特定人物。這種操作，使得獎項的普適性與公信力大打折扣，甚至淪為「偏見認證」乃至「政治武器」。

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在遭受着越來越大的質疑。

就拿今年來說，諾獎委員會主席哈斯勒宣稱獲獎者的理論「提醒我們避免陷入停滯」，但該理論既無法解釋美國35萬億美元債務背後的增長悖論，也不能回應中國通過非西方模式實現八億人脫貧的發展奇蹟，更沒有正視作為當今全球最大創新應用場景的中國的實踐成果。這種解釋現實能力的喪失，反映了經濟學諾獎評選標準與學科使命的背離。

發達國家在現代科學領域起步早、投入大，具備先發優勢和話語權。但一把尺子難以衡量多維的發展。拿着一把本身難言客觀，甚至帶有濾鏡和私貨的尺子，判定日新月異的中國，無異於刻舟求劍。

跳出「唯諾獎論」的焦慮，客觀審視歷史與現實，我們可以看到：70餘年來，中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現代化進程。中國的科技發展，始終服務於國家生存與發展的迫切需求。從「兩彈一星」到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從雜交水稻到載人航天，我們在一個個關鍵領域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突破，建立起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和科研體系。這種以應用為導向、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看起來似乎無緣諾獎，但毫無疑問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長足動力，為中國加碼基礎研究、攻堅前沿科技、擁抱新一輪產業革命提供了堅實基石。

評論還稱，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的技術創新，需要付出很高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往往需要多年才能進入盛果期。近些年，我們開始將基礎研究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進行大規模、持續性投入，但果實還需要更多時間來孕育。我們不必因為一些領域尚處於「追趕」狀態就覺得將永遠落後，相反應給予科技創新更多的耐心。

一些別有用心者之所以熱衷於用諾獎數量來「敲打」中國，只是為了通過這種簡單對比，論證中國體制「不適合」創新，從而否定中國的發展道路，為「西方優越論」添加註腳。如果我們也陷入這種「唯諾獎論」的邏輯，恰恰落入了對方設置的話語陷阱。

今天的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和最廣闊的應用市場，這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相互轉化、相互促進，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勢。同時，「科技自立自強」已成為全社會的高度共識，從國家到企業，從科研機構到普通民眾，尊重科學、崇尚創新的氛圍相當濃厚。此時此刻，我們要客觀理性「正視差距」，更需要保持戰略定力和歷史耐心，不被一時的指標或外界的噪音所干擾。可以說，在邁向科技強國的征程上，既然找對了方向，最需要的是久久為功的堅持。

最後，文章表示，面對諾獎，我們究竟應持何種心態？答案是「平常心」。這種平常心，也是一種成熟自信的大國國民心態。

不唯諾獎，當然也不是說要走向另一個極端，否定諾獎的價值。但需要明確的是，中國科技發展的目標，從來就不是為了獲得這獎那獎。拿沒拿諾獎，中國科創都要踏踏實實走好我們自己的路。

比贏得外界點讚和認可更重要，是通過探索攻堅，解決發展挑戰，為中國創造一個更加繁榮昌盛的未來，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