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歲電梯維修技工陳家兒疑因過勞猝逝，但僱主拒認是工傷個案，遺孀陳太欲為亡夫追討公道，卻面臨重重困難，目前正申請法援。由於香港現時沒有為「過勞死」下明確定義，亦沒有立法及賠償制度，導致類似陳家兒的個案，家屬向僱主追討賠償困難重重，而過去5年香港有663宗僱員在工作期間死亡個案。其實日本及台灣已將「過勞死」納入法律規範，保障勞工權益，工權會指台灣就「過勞死」的索償程序對普通市民而言較「親民」，保障制度與香港形成鮮明對比，期望政府應重啟討論規管工時，並慎重考慮就「過勞死」個案立法補償。

香港法律不承認「過勞死」　工作時猝死難獲工傷賠償

工權會解釋，香港《僱傭補償條例》對工傷的定義，主要指僱員在受僱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死傷。然而，像陳家兒在工作時因缺血性心臟病發離世的個案，一般只當作「工作期間猝死」，不會列作工傷處理，家屬無法獲得任何工傷賠償或殮葬費。即時死者生前長時間工作，亦不會被認定為「過勞死」，因本港沒有就「過勞死」下定義，亦沒有「過勞死」的立法補償制度。

其實勞工處於2017年委託職業安全健康局就「過勞死」作研究，但得出的結論是「工作間死亡」與「工作因素」沒有直接關係，勞工處一直以來指「工作過勞」並非一個醫學診斷，國際勞工組織也沒有就「工作過勞」而導致工作間死亡制訂定義或指引，國際上亦沒有公認的準則。

既然無相關法律規範，僱主自然不會承認責任，家屬若要追討賠償，只能自行向法院提出索償。陳太坦言，作為一個「平民」，要跟大公司打官司，動輒花費大量金錢及時間，實屬難上加難。工權會亦曾諮詢過律師，得知過往大部分類似個案在法庭上均以家屬敗訴告終。

過去5年僱員工作期間死亡個案達663宗

不過，過去5年在工作期間猝死的僱員人數不少，由2021年至2025年首季，勞工處共接獲663宗涉及僱員在工作期間非因意外或職業病死亡的個案，這幾年來，以保安員及建造業工人猝死的數字。而根據2023至2025年首季，逾8成死亡個案患有心臟疾病及腦血管病。

日本、台灣已將「過勞死」納入法律規範　陳生工時遠超台灣過勞定義

但事實上，台灣及日本已經把「過勞死」納入法律規範，並沒有將「工作因素」視為引發死亡的唯一因素。台灣法律把「過勞死」稱作「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主要表現為腦血管疾病或心臟疾病。

工權會引述台灣對「過勞」的定義，指台灣設有心腦血管相關的職業災害指引。根據該指引，若員工在病發前半年內，任意一個月的加班時數超過80小時（以本港正常工時每月平均176小時計算，總工時超過256小時），即符合「工作過重」的過勞定義。

陳家兒病發前半年　平均每月工時達352小時　符合台灣過勞標準

工權會計算，陳家兒病發前半年，平均每月工時達352小時，遠超台灣的256小時過勞定義，符合台灣法例的過勞標準。此外，陳家兒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期間，為救人而緊急行斜坡、背負重物，亦符合台灣指引中「工作壓力」的過勞定義。

而日本在1987年發布「關於腦血管疾病和缺血性心髒病等的認定基準」，明確自症狀出現或死亡前一周內，從事在時間和地點能明確與發病或死亡有密切關聯的工作的、或從事較以往更加繁重的勞動而死亡的，可以被認定為因工死亡（過勞死）。

陳家兒去年1月至7月的上班日子及工時

兩地法律保障差異大　具體影響索償的程序

各地法例的差異，具體可影響索償的程序。工權會指，在台灣，若符合過勞定義，家屬可以透過兩種方式追討賠償：一是直接拿解剖報告到各大醫院找職業醫學專家出具意見報告；二是直接向勞動局求助，由勞動局負責找專家出具報告。工權會形容，這些索償程序對普通市民而言相對「親民」，容易操作。

但在香港，家屬卻需自行承擔高昂的專家醫生費用（至少2至3萬元以上），且相關專家為數甚少，難以尋找。陳太目前正申請法援，希望討回公道。工權會強調，香港政府應正視「過勞死」問題，應重啟討論，並慎重考慮立法補償，保障工友權益。

勞工處：沒計劃就「過勞死」作進一步研究，沒計劃立法規管工時

勞工處回覆《香港01》查詢時，再次指「工作過勞」並非一個醫學診斷，國際上沒有公認的準則，香港也沒有這方面的定義。現時勞工處沒有計劃作進一步研究。 此外，勞工處續指，工時政策是複雜及極具爭議性的課題。勞資雙方因應各行業的不同情況，通過協商擬定合適的工時安排。政府現時沒有計劃以立法方式規管一般僱員的工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