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哈佛「正義教授」Michael Sandel：讓AI管理的社會是不公正的

2025年3月，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麥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受邀來到清華、北大演講，3天4場講座，引發了熱烈討論。

編輯：鄧涵竹　責編：陳子文（一条）

桑德爾曾因2009年的《公正》（Justice，另譯《正義》）公開課風靡全球，也引領了中國公共哲學討論的風潮。當年他來訪中國時，有媒體形容其受歡迎程度「和荷里活明星、NBA球員一樣」。

作為一名世俗意義上的「精英」，他卻直言當今社會存在著一種「精英的暴政」：

傲慢的「成功人士」崇尚優績主義，認為處在底層的人不夠努力，加劇了結構性壓迫和社會分化。

一条在北京見到了桑德爾。今年72歲的他仍心繫著時代洪流中的個體，跟我們談起了對AI浪潮的種種擔憂。桑德爾提醒我們：

科技並非在自然發展。以美國為例，AI目前的開發方向，是在為矽谷投資人的利益服務。如果不讓全民共同討論、加之引導，任由AI取代人類做決策，那我們是在愚弄自己。

用「AI版電車難題」引導大家思考　指出人工智能作道德判斷時的最大問題（點圖放大看有關部分精華節錄）：

風靡全球的明星哲學家

在北大清華的幾場講座、對談中連續轉了3天後，3月12號一大早，桑德爾準時出現在了酒店的會議廳。身穿一襲筆挺的西裝，頭髮雖已花白，卻仍目光灼灼——當他步伐矯健地走進房間，很難相信這位精神矍鑠的學者今年已經72歲。他微笑著跟每個人握手問好，自我介紹時，也只是謙遜的短短一句「我教政治哲學」。

麥可·桑德爾是當今影響力最大的公共哲學家之一。1980年，他成為哈佛大學通識課《公正》的主講人。面對台下一千多名學生，桑德爾採用蘇格拉底式的教學法，開課就拋出了經典的「電車難題」：

假設你是一名電車司機，正以每小時60英里的速度向前行駛，突然發現前方有5位工人正在作業，而手剎這時失靈了。同時，在另一條軌道的盡頭只有1位工人，而你還可以控制你的方向盤轉向——你會如何選擇？

學生各抒己見，而桑德爾循循善誘，不斷豐富問題情境，引得討論愈發激烈。這門課此後連續多年成為校內註冊人數最多的課程，創下哈佛大學的歷史紀錄。2009年，哈佛大學將這門課做成網路公開課，一經播出便風靡全球，被認​​為「開創了中國公共哲學討論的先河」，甚至推動了國內網路公開課的熱潮。那段時間，他的演講入場券一度被黃牛炒到500美元一張，甚至同事在中國旅行時，打車遇到的司機都說自己和家人都在看桑德爾的影片。

時隔十幾年，桑德爾此次受邀來中國的行程仍被安排得滿滿噹噹，僅北大講座的直播就吸引了1000名學生線下參與，18.6萬觀眾在線觀看。而在見我們之前，他已經一早就起來先完成了另一場訪談。與我們對談時，桑德爾展露出一種溫和又不失鋒芒的魅力：他喜歡以講故事的方式聊哲學，敘述時娓娓道來，讓人如沐春風；然而，他的批判性思維又極為敏銳，稍不留神，他就會「反客為主」 ，把人問住，或帶到他的談話節奏中去。

桑德爾的強大思辨力和對時政的關注，從少年時期就已顯現。高中時，他擔任學校的辯論隊辯手。當時桑德爾所在地的州長是列根，桑德爾十分不認同他的政治立場。於是，當桑德爾得知列根就住在自己附近，這個時年18歲的高中生，帶著一盒糖和一封邀請函，隻身來到了列根的住宅門前，邀請他到自己的學校進行一場公開辯論。幾天後，這位未來的美國總統出現在桑德爾所在的高中，在2300多名學生的注視下，與18歲的桑德爾展開交鋒。這場辯論不如年少氣盛的桑德爾想像中順利。事實上，他能想到最棘手的問題也沒能難倒列根，而他也被列根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並意識到了辯論對人有著多麼強大的影響力。

此後，他的學術生涯一路綠燈。本科畢業後，他被「羅德獎學金」委員會選中，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羅德獎學金有著「全球青年諾貝爾獎」之稱，獲獎者中產生了40多位全球領導人和十幾位諾貝爾獎得主。桑德爾是一位毋庸置疑的「天之驕子」：家境優越，自己也勤勉好學，成就超群。然而，作為一個世俗意義上的「既得利益者」，他一直對社會保有銳利的批判性視角，關心普羅大眾的福祉，也絲毫不懼批判權威和與自己同階層的人。

在著作《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中，桑德爾犀利直言，當今社會「贏家通吃」的價值體系，形成了一種「精英的暴政」。傲慢的精英們崇尚優績主義，認為一切成就全歸功於個人奮鬥，而處在底層的人「失敗」只是因為不夠努力。而這種病態的價值體系，持續加劇對底層人民的結構性壓迫。這也是桑德爾一生都在呼籲促進公共討論的原因之一——話語是一種權力，不能由少數精英壟斷。公正、道德、倫理，都需要所有人共同討論、判定，才能維護人類的公共利益（common good)。

也正因如此，當桑德爾談到如今發展勢頭最為迅猛，也是所有人最關心的話題——AI時，仍強調著道德倫理的界限和公共對話的重要性：

人們要知道，AI技術現在的發展方向並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矽谷的投資人決定的，他們想要降低勞動成本。我們需要進行公開討論，共同引導這些強大新工具的開發目的，讓他們為全人類的利益服務。如果人類讓演算法主導決策，那我們就是在愚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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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與桑德爾的對話精選。

由算法主導的社會，公正嗎？

Q：一条

A: 桑德爾

Q ：您自己是否用過ChatGPT或DeepSeek這樣的AI工具？

A：在我兒子的影響下（只有他知道如何操作），我嘗試過ChatGPT 。我兒子讓它總結我的哲學觀點，然後把結果讀給我聽。說實話，那是一個不錯的總結，這有點令人不安。

Q ：您的學生是否會用AI完成作業？您能察覺到AI生成的痕跡嗎？您對此怎麼看，會如何處理？

A ：我的不少學生在使用AI 。事實上，我認為AI生成的痕跡是顯而易見的。有一次，我看出一份作業是AI做的，就叫來那名學生詢問。她立即​​承認了，解釋說她最近壓力很大。我並不是想要阻止學生們使用AI 。如果借助了AI ，只要標註引用來源，並寫明哪些內容是在AI的幫助下完成的即可。讓我真正擔心的是，有些學生開始完全用AI的答案來代替自己的了。

Q ：在《精英的傲慢》中，您提到如今社會「贏家通吃」的價值觀，會驅使精英們瞧不起那些世俗意義上「不成功」的人，而讓下層階級失去價值感和自我認同，對上層階級產生憤恨情緒。AI的出現會如何影響這種社會分化？

A：人工智能對這種不平等的影響還有待觀察。我的直覺是，人工智能將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不平等，因為，就美國而言，那些為人​​工智慧設定創新方向的是矽谷的創投者。他們的目標是減少勞動力，用AI 、機器自動化來取代人類員工，為公司節省金錢。如果這是創新的主要方向，那麼人工智能將加劇不平等。我們必須更加慎重，並公開討論AI的研發目的，引導它們的發展方向，使其增強人類的工作能力，而不是取代工作。

Q ：有人認為AI使資訊更容易取得，打破了資訊壁壘，某種程度上為弱勢群體創造機會，彌補了教育等資源上的鴻溝。在您看來，AI發展的確有可能擁有普惠的前景，還是只是技術樂觀主義的幻想？

A：我認為當然有樂觀發展的可能。事實上，一切都取決於我們自己，因為AI問題的本質，並非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社會和政治問題。像DeepSeek這樣的工具，如果它們真正可以自由開放訪問，那麼它可以是增進消費主義的工具，也可以是公共討論和學習的工具。

所以，明確AI技術究竟該如何使用，是社會的當務之急。有了DeepSeek和ChatGPT ，我們是創造更多的教育機會，還是只要賣更多東西，或讓更多人失業？這需要由全人類共同來辯論、決定這些新技術是否會服務公共利益。

美國華盛頓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在美國被廣泛應用的履歷篩選AI ，85%的情況下偏向名字被認為是白人的求職者。此外，女性名字的偏好率為11% ，而男性名字高達52% 。

Q ：近年來，AI正深度嵌入社會許多領域的決策過程。一個由演算法主導的社會，可能成為一個「公正」的社會嗎？如果不能，我們該如何捍衛人的自主判斷和公共理性？

A：完全由演算法管理的社會不會是公正的社會。我們今天作為預測工具使用的演算法，利用的是數據，而數據本身充滿過去經驗中的偏見。比方說，如果AI來幫助判斷銀行是否批准某人的房屋貸款，或在司法系統中，是否准予某人假釋，是由算法基於過往數據對那個人進行預判後做出的決定。這是一種「定性」，從種族、民族和其他社會維度的「定性」去預測，那人得到貸款後會償還的可能性，或被假釋後，像他這樣的人會再次犯罪，還是過上守法的生活。所以，演算法只是簡單的預測工具，它寄生在過去的資料中。這就是為什麼它會複製不公正的偏見。

人類則不同，我們的思想凝聚成哲學，建立在人類不斷詮釋的經驗和思辨之上，而非簡單地聚集數據，再從中導出某些預測。因此，我們需要在場，並主導決策。無論是在司法、大學招生，或是人事招募系統中，都需要人類的判斷來釐清數據中的偏見，並試著做得更好。身為人類，我們肩負著做出道德判斷的責任，因為這件事只有人類才能做。

Q ：我們應該對AI使用設定怎樣的道德邊界？哪些部分AI可以介入，哪些地方必須明確限制？

A：我們應該對AI的使用施加兩種限制。第一，我們不能陷入「演算法是價值中立的機器，可以絕對客觀地做出決定」 的假設。我們不能將人類的道德判斷「外包」給AI 。第二，我們應該認識到，科技發展的方向，並非本來如此，而是由矽谷和其他地方的創投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刻意引導的。因此，我們需要進行公開討論，引導這些強大新工具的開發目的。例如，如何讓它們促進人類的工作，讓工人更有生產力，享受更高的工資，而不是試圖將一切自動化，用AI取代工人。科技的發展方向，應該為所有人一起深思熟慮的公共利益服務。

Q ：在人們對AI的所有擔憂中，您認為最關鍵的問題是什麼？

A : 機器人會取代我們的工作嗎？大數據時代是否意味著我們不再有隱私？Deepfake這樣的工具和假訊息的傳播會導致社會分化更加嚴重嗎？這些都是重要的隱憂。但我認為，在這一切之上，最根本的問題是：科技是否會改變「人類」本身的意義。我們是否會開始用虛擬社區取代實質的人際交往，是否會削弱、鈍化我們與他人相處時的「在場」性，人類的本真是否會被破壞……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Q ：您以「電車難題」作為《公正》課程的開場。如果請您再講一場關於AI與哲學的公開課，您會讓學生討論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A：我想你可以說這是人工智能時代的「電車問題」：

假設有一個婚姻預測軟體，它可以在全世界所有人中，預測三個可能是你的最佳終身伴侶的人。如果你媽媽也為你列了一份名單，你會更信任這個軟體產生的，還是你媽媽列出的？

Q ：如今，有些人開始使用AI「復活」逝去的親人。在您看來，這種「虛擬永生」，是填補了情感缺口，還是帶來了更大的存在虛無？

A：在北京大學討論人工智能的倫理時，我問觀眾，你們會想與一位逝世的所愛之人的數位化身對話嗎？這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我只能說，我自己對此持懷疑態度。因為我認為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種欺騙。有人可能會問：「這和翻看一本舊相冊，回憶起過去的時光有什麼不同？」 我認為，相冊會觸發我們對過去的記憶，但這種關係仍然存在於過去。而與祖父母的數位化身的「對話」，是正在發生的「對話」。它導致我們將虛擬和真實的關係混為一談。事實上，我認為它阻礙了，而不是恢復了與所愛的祖父母的關係。

比方說，一個人新交了一個男朋友或女朋友之後想到，「哇，我想知道我的祖父會怎麼看，我相信他的判斷」。 然後「AI祖父」會給予建議，「這個女人不適合你」 。這位「虛擬祖父」，會用AI演算法，根據真正的祖父一生中表達過的所有觀點來推斷、預測他對你伴侶的看法，或任何其他問題的看法。但這忽略了一點，那就是生活經驗可能會讓祖父改變自己的觀點。身為人類，我們是自我更新的。我們學習、成長，我們會改變想法，改變的方式不可完全預測。

一些AI的擁護者會說，以如此強大的學習能力，有一天AI將能夠對未來做出預測。我對此表示懷疑。認為我們的成長無法超越強大演算法的預測，是將人類的體驗扁平化。事實上，不可預測性和不完美，可能正是人類的寶貴之處。AI時代促使，甚至可能迫使我們認識到人性的獨特，加深我們對自身的理解。

Q ：您曾從多個維度提到「意義」對人類的重要性。今天，當AI把我們日常的許多工作、事務自動化，人們是否更容易失去意義感？

A：我的確觀察到一種現代性的趨勢——人們對生命的目的和意義的定義正在改變。我認為，科技似乎讓我們更容易走向「無意義」，是因為它為我們提供了更成熟的工具，讓人能輕易滿足自己那些「剛好擁有」的慾望，幫助我們得到「認為自己想要」的東西，而不是去思考，我們為什麼有這些偏好、需求。

在社交平台上，演算法知道如何操縱我們的情緒——點燃我們的熱情，或引發我們的憤怒。這些情緒和感受讓我們的手指黏在螢幕上不斷滑動。然而，這樣的互動對培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沒有任何作用，更不用說傾聽了。真正的公民對話需要傾聽的藝術，需要一定的耐心和注意力，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系統讓我們很難做到。

在課堂上，我會鼓勵學生透過辯論的方式去溝通。我請學生去弄清楚他們相信什麼，彼此傾聽，回應那些與他們意見相左的人所提出的論點。我已經不允許學生在教室裡使用電子產品，因為如果他們只盯著螢幕，這一切都不會發生。我無法從網路和演算法中贏得他們的注意力。

但是，說AI會破壞生命的意義，可能是對它給予了太多的信任。賦予生命意義的，不是實現慾望，而是反思慾望。因此，我們需要要進入社區，建立真實的關係，接受教育，批判性地思考我們的慾望是否出自真心。我們要重新思考什麼值得在意，我們相信什麼，以及為什麼相信──哪些目標真正值得追求？最好的公民生活，最好的教育是怎樣的？透過反思這一切，才能真正豐富人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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