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十三|「新時代」下中國模式的若干特徵(四)

撰文: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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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文

五、新的政治經濟模式(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model)及政策關注點

7) 強調「自力更生」,在核心的、戰略性的「卡脖子」領域要建立自主能力

「第二個三十年」的範式更多的是:中國要全面擁抱全球化,在技術與產業上加入全球供應鏈體系,在這個大的供應鏈體系內找到自己的合適位置。此時,中國考慮的是結合自己的傳統優勢、比較優勢,發展一些特定領域和產業;但在其他一些國外已經擁有絕對領先優勢的領域,我們就沒有必要全部佈局了,在這樣的領域裏,我們可以在底層技術上依賴其他國家,譬如歐美日。

這裏有一個基本假設是,全球化將拉近所有國家的關係;意識形態紛爭的冷戰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世界的主體是發展和和平;中國和西方(主要是美國)之間不會產生大的地緣政治沖突。經濟全球化則使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雙方的深度融合,脫鉤成本會非常之大。

另外,我們也假設西方/美國會遵守一些「游戲規則」,就是要把經濟和政治問題區分開來,無論在政治上看法如何不同,都不會影響經濟上的合作交往,不會把問題政治化,不會大搞貿易戰、金融戰、科技戰,不會進行大脫鉤。我們還有一些分析認為,這些行為會損害美國自身的利益,譬如損害華爾街的利益;損害全球化企業的利益;損害美國消費者的利益。

中美貿易戰肯定讓中共領導人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創新的重要性。(視覺中國)

但貿易戰以來,美國通過各種形式打壓中國企業,我們發現原本的假設都不成立了,是我們把他們「想得太好了」。現在我們看到,美國希望帶領其「小夥伴」,依託他們所掌握的核心能力——特別是在各個領域暫不可替代的底層技術(「卡脖子」、「殺手鐧」技術)——對中國進行降維打擊,甚至恨不得將中國打回石器時代。在中國取得壓倒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之前,只有一種可能性可以使得美國放棄這種打算,就是中國放棄自己的政治模式與道路,完全遵循西方/美國模式。

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國還將繼續打擊中國。而中國要翻身就必須自我發展技術。

總書記極其關心發展核心技術。引用他的講話:

「……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是我們最大的命門,核心技術受制於人是我們最大的隱患。不掌握核心技術,我們就會被卡脖子、牽鼻子,不得不看別人臉色行事。而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花錢買不來的、市場換不到的。我們必須爭這口氣,下定決心、保持恆心、找準重心,增強抓核心技術突破的緊迫感和使命。」

筆者以為,從十八大到現在,也還有一個發展過程。

十八大之後,圍繞科技,最初主要還是提出我們缺乏「卡脖子」和「殺手鐧」技術,要研究如何提高科技能力,並且還提出了用「『非對稱』戰略」發展能力。

「……2013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聽取科技部匯報的講話中首次提出「非對稱」趕超戰略。同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再次把「非對稱」戰略與「卡脖子」技術聯繫起來,把「非對稱」科技趕超戰略作為突破「卡脖子」技術的重要戰略思想。」

「……2014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科技方面應該有非對稱性「殺手鐧」,不能完全是發達國家搞甚麼我們就搞甚麼。」

我個人的粗淺理解,「非對稱」就是戰略性的選擇一些可能異軍突起、彎道超車、我們有特殊競爭優勢的技術領域發力。只要構建了這些能力,也可以對發達國家進行一定的反制。但我們不用完全依樣畫葫蘆,構建更完整的體系。

十九大之後很快就到了貿易戰。貿易戰帶來了全面危機感。這時「非對稱」戰略可能都不夠了,必須逐個攻破,在各個領域都要構建更加完整的體系,有牢牢掌握在我們手裏的底層技術,不能有「卡脖子」短板。

在科技上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重要主題,是大政治。

各種資源——包括金融資源——都會導向這個主題。

當下,所有的中國企業,但凡沾邊,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審視自己,特別是貼上「科技」的標籤的企業:一定要從這個角度審視自己:有沒有在「卡脖子」、「殺手鐧」技術領域的研發與突破上為國家做出貢獻。

如果能夠做出貢獻,那就是對企業的巨大政治加分項。

如果定位為「科技企業」,且能夠通過「科技」標籤獲取政策與資源好處,但在「卡脖子」、「殺手鐧」的技術領域沒有貢獻,甚至沒有動作和舉措,那就是一種不足了。

8)一些重點行業不能單由市場調配資源、主導發展秩序,還需國家出手管控

「第二個三十年」裏,經歷了十多年的摸索,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時的範式是,在政府與市場兩者之間,更加偏向市場,希望更多地通過市場手段來解決計劃經濟體制的流弊,用市場機制解決重大公共產品的提供與分配。

站在2021年,我們會發現,縱觀全球,只要是過度依賴和迷信市場手段,就是美國制度——甚至不是歐洲和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採取的手段。

站在2021年,我沒看到,這樣方式直接或間接導致了現在的「新三座大山」——住房、醫療、教育。

中共在教育、醫療與住房領域的整頓,關乎民眾的基本生活。(Getty Images)

住房是最早市場化的行業。中國私營經濟最早積聚財富的行業。早期的民營富豪都來自地產。住房問題就是房價貴,已經不僅僅是老百姓買不起房的問題,而是房地產「綁架」了金融,綁架了經濟,擠出其他行業,使得經濟出現結構性問題。

醫療的問題類似:政府沒有去承擔最主要的職能(即財政職能),醫療開支長期不足,結果沒有能夠建立一個全國城鄉統一的、覆蓋縱深面更廣的醫保制度。醫療機構過度商業化/市場化,出現了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同時醫保覆蓋面有限,重病患者的醫療支出足可拖垮整個家庭。

教育的問題則是,中國自古就有重視教育的文化。近些年在資本的驅動之下,教培教育開始產業化,與資本的「無序擴張」結合在一起,把教育變成了一個大量吸附家庭經濟開支、擠出其他行業、損害青少年心理健康並可能帶來其他長期後果的產業。

住房、醫療、教育被視為「新三座大山」。在2021年這個時點再復盤,領導人會認為,這些行業的不能完全借助或過度任由市場和資本的力量去發展,政府必須站出來承擔必要的職能。要麼是作為一個公共產品的提供者(籌資、投資),要麼加以規范,設立標準與邊界。

住房:可以更多參考新加坡模式,讓整個住房資源的提供更加社會主義化

醫療:可以更多參考加拿大模式(單一支付醫療體系),或英國模式(公私雙軌制,但是又非常強大公立醫療體系NHS)

教育:也許不需完全打擊課外班,但從一開始就要限制教育與資本/金融的結合

這些重點行業的發展歷史,會讓國家/領導人重新審視政府/公共部門與市場的關係。再做一次選擇的話,天平應該會更加傾向政府一些。

這個情況不僅僅適用於住房、醫療及教育,也適用於其他行業。

「第二個三十年」之後,人們發現,在關係國計民生、需要權衡公共利益、考慮長期主義的行業裏,需要有更多政府力量的介入,參與關鍵資源的提供與分配。

9)限制金融與資本:金融要「回歸本源」,「服務實體經濟」

這和前面一條「降低國民經濟對金融、房地產的依賴」有所關聯,但角度略微不同。

「降低國民經濟對金融的依賴」即「去金融化」(de-financialization),是產業角度。金融不應該在一個國家佔據過於重要的地位:

——金融是代表及服務於資本的,資本的無序擴張背後就是金融;金融的做大往往會導致資本的無序擴張

——金融具有乘數效應,可能通過改變頂層「輸入」,放大「問題行業」或關係國計民生重點行業的既有問題——譬如前述的住房、醫療、教育問題

——金融高度發展,並與實體經濟深度聯繫,形成產融結合的態勢,一方面會產生之前沒有的系統性風險,一方面也會形成新的政治經濟形態(political economy),使得這些行業能夠劫持政策,或者限定公共政策的選擇

——金融為了逐利就會不斷尋求創新,創新往往又會突破既定的監管框架與認知;而一旦脫離監管,又會加大經濟體的風險,

內地有大量金融科技公司,但就缺乏市場監管機制,不少公司的內部管理亦做得不好。(視覺中國)

——金融是一個高度「精英」的行業,人口中通常只有少數高學歷者能夠受益;金融行業的做大會導致貧富差距加大,並且因為創造了一個高收入群體,改變青年求學者、創業者的「假設」、「輸入」、「願景」,使得更多的人投身金融,從而擠出其他行業獲取人力資源的能力。所以,我們看到各行各業的研究生/博士都可能放棄主業投身金融。全民投身金融的大國是沒有前途的。

中國金融已經產能過剩了,處在內卷狀態。金融的內卷只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提高風險係數,進而加大系統性風險。所以必須搞「去金融化」。

但這個還沒有回答一個核心問題:金融該做甚麼?

僅僅限制金融產業的發展還是不夠的,譬如限制牌照的派發、從業人員與機構的登記與備案,等等。僅僅這些是不夠的。還需要對金融與資本的流向進行引導。

領導人發現,如果任由金融資源自由選擇,它們可能會選擇一些容易的、簡單的、易於理解且門檻低的、短期見效、概念性強、符合風口的行業。

與其投資於一個有技術含量但非專業背景看不懂、位處於某個晦澀行業產業鏈環節的技術企業,不如投資一個位處風口的消費和服務行業。即便其商業邏輯存疑,尚未被證實,純粹處在燒錢環節也沒關係。在極致情況下,會出現我們小時候課本裏讀到的資本主義世界裏「窮人喝不上奶,資本家卻把牛奶都倒到河裏」的奇景。這其實就是筆者當年對共享單車的印象。

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產業政策導向,任由金融與資本自主發展、配置資源,很難引導其投向那些對國家長期發展有利,「難而正確」的行業。

這也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極為擔心中國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的根本原因——如果保留了一定的市場機制,再配以強有力的產業政策,其在扶持重點行業的結果上,一定比市場自由配置更強。所以美國一方面要抨擊、打擊中國的體制,同時也一定程度地效仿中國,推出自己的產業政策。

金融又是產業政策裏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金融應該做甚麼呢?

2017年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金融,就是要緊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這三項任務。

總書記說,金融工作的第一項任務,就是:

「第一,回歸本源,服從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金融要把為實體經濟服務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提升服務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和實體經濟多樣化的金融需求。」

何為實體經濟?

首先就是前面所說的製造業、硬科技、農業、現代服務業等。

(另外還有金融行業支持對象的主體維度,這個在後文再敘。主要是扶持國企及普惠中小微企業。對大型非國有企業並非不支持,但要關注其與資本的聯合。這在本系列後面會提及)。

再舉例。本系列前面說了,房地產不屬於「實體經濟」,那麼,按照這個邏輯,金融和房地產的關係應該是甚麼?又見202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道:

「……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強預期引導,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堅持租購並舉,加快發展長租房市場,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支持商品房市場更好滿足購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業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

答案是:金融不能違背「房住不炒」的方向;金融資源應該支持長租房與保障性住房。

在這個前提下,金融工作還有另一個任務,就是「防控金融風險」:幫助激進擴張的企業融資只會加大金融風險,但不可能有利於防控金融風險;加大對「非實體經濟」和「問題行業」的融資支持,將加大這些行業與金融的綁定,並使得這些行業得到乘數效應的發展;如果將這些行業與金融「脫鉤」,還會面臨金融風險,從而使得這些行業得以「劫持」國民經濟,限制公共政策選擇,干擾國家經濟社會治理秩序。

2017年的金融工作會議還提了第三個任務就是「深化金融改革」。但深化金融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只能為了讓金融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

在「新時代」下,金融行業是要被重新「規整」和「監管」的。其一是要縮小絕對的規模(「去金融化」),其二要服從、服務國家戰略,減少與「問題行業」的綁定,專注於扶持國家戰略支持的產業。

中國的體制極為特殊:只要把金融監管工作做好就可以完成大半工作(涉及金融監管機構,以及與各行業企業資本運作所需問及的各個中央與地方主管部門),就可以完成大半任務。此外,還有佔據國民經濟重要地位的國企作為基本盤與抓手。

而只要把金融相關的主事部門與主體(企業)管好了,就可以限制資本的無序擴張,並讓其定向服務重點產業了。

這就是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道裏的一句話:

「……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偉大創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必然會有各種形態的資本,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其消極作用。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

縱觀全球,大概也只有中國能做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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