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2025年12月的伊朗示威，不只引來特朗普（Donald Trump）頻繁放話、力求表現，似乎也讓德黑蘭的地緣宿敵同樣興奮，那就是曾與伊朗爆發「十二日戰爭」的以色列。

早在12月29日，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就通過波斯語推特帳號「公開作業」，呼籲伊朗民眾上街參與示威，甚至透露摩薩德人員也將滲透其中，「我們與你們同在，不僅僅是在遠處和口頭上，我們也會與你們並肩作戰。」

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起初還扭捏作態，稱因為擔心被德黑蘭當成轉移焦點的工具，所以自己不會對示威進行公開表態。問題是整個以色列政壇已幾乎陷入狂熱，不僅前總理貝內特（Naftali Bennett）在X上呼籲伊朗人民「站出來」，還有兩位現任部長分別用波斯語發文、戴著寫有「讓伊朗再次偉大」（Make Iran Great Again）的帽子自拍。

於是內塔尼亞胡終於在1月4日「千呼萬喚始出來」，表示以色列「認同伊朗人民爭取自由、解放和正義的鬥爭」，並稱這次示威「很有可能」標誌伊朗人「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時刻。1月5日，以色列安全內閣更是召開長達五小時的會議，之後內塔尼亞胡批准了名為「鐵拳行動」（Operation Iron Strike）的軍事計畫，據媒體透露，當中可能涉及對伊朗的打擊，只是具體內容有待公布。

顯然，在伊朗爆發動亂的背景下，以色列有意趁其不備、摧枯拉朽，繼續2025年6月未完的「十二日戰爭」。不過這也同時揭露一個關鍵：如果沒有美國陪同入場，以色列基本很難單挑伊朗，且正如「十二日戰爭」證明，以色列雖可以精準打擊伊朗，伊朗導彈卻不是無法穿透以色列防空系統，而在美以兩國都無意派出地面部隊、美國又投鼠忌器的情況下，這場衝突只能不了了之。

如今以色列雖有意繼續未完的棋局，卻也還是要看特朗普的最終決策。但同樣的靈魂拷問始終存在：如果伊朗神權政府沒有因為示威從內部垮台，美國與以色列光轟炸其實不足以摧毀政權，最終還是要派出地面部隊；而任何政治動盪下的外部攻擊，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伊朗內部團結，同時支持政府對外反擊。換句話說，擺在美國與以色列面前的伊朗難題，並不只是敢不敢、能不能，還有一擊未成後續怎麼辦。

當然從特朗普眼下表現來看，軍事行動似乎未必是唯一手段，且有鑑於伊朗政府逐漸控制秩序，特朗普似乎又回到慣用的經濟施壓：宣稱要對所有與伊朗貿易的國家加徵25%關稅。雖說這種招式莫名其妙、會否真的落地不得而知，但相關發展明顯脫離了以色列的原始期待，也就是釜底抽薪直接推翻伊朗神權政府。

不過在內外情勢創造需求的現實下，儘管這次「夢想落空」，以色列還是會繼續與伊朗的地緣對峙，並且尋隙拉扯美國入場，設法重啟未完的「十二日戰爭」。

內塔尼亞胡需要選情強心針

首先從短期內部需求來看，由於以色列將在2026年10月迎來新大選，內塔尼亞胡顯然需要一劑刺激選情的強心針。而關乎安全的伊朗議題，當然是加沙戰爭之後的首選。

根據1月8日以色列媒體公布的最新民調，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Likud）仍處於領先地位，如果選舉在當下舉行，利庫德集團將能獲得25席，接著是前總理貝內特新創的「貝內特2026黨」（Bennett 2026），將能獲得21席，再來是位居第三的「民主黨」（The Democrats），預計可以獲得12席。

而關於誰「最適合」接任總理這一題，民調顯示內塔尼亞胡仍然領先各個潛在對手。在與前總理貝內特的互比中，有39%的受訪者認為內塔尼亞胡更合適，另有34%的受訪者認為貝內特更適合，其餘受訪者則回答「兩者都不合適」或「我不知道」；在與前總理、未來黨領袖拉皮德（Yair Lapid）的對決中，內塔尼亞胡獲得了42%的支持率，而拉皮德獲得了25%的支持率；在與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的對決中，內塔尼亞胡獲得了40%的支持，而艾森科特獲得了30%。

表面來看，內塔尼亞胡與利庫德集團可謂雙雙領先。但問題在於，這種領先並非一騎絕塵。眾所周知，利庫德集團雖然一直是國會最大黨，卻在近年苦於尋求盟友共同組閣，關鍵就是以色列國會共有120席，掌握61席才能真正執政，但利庫德集團近年始終在20席到30席徘徊，必須與盟友共同組閣才能真正過半；可是在內塔尼亞胡掌權多年的背景下，各方挑戰者來勢洶洶，許多政黨大有取而代之的意向，而非成全利庫德集團繼續霸占權力寶座。

而短暫的成功先例，就是2021年到2022年的這段期間，由貝內特與拉皮德成功統合所有反內塔尼亞胡政黨，成功取得過半席位組成輪值政府，預計先由貝內特擔任總理到2023年8月，再由拉皮德將接任總理至2025年。但之所以說是「預計」，就是因為這屆政府連貝內特都沒能做完就垮台，結果內塔尼亞胡長達12年的總理任期只是按下了暫停鍵1年，就馬上在2022年底重啟。

可是這次重啟也不是一帆風順，因為內塔尼亞胡還是要面對「無人可盟」的困境，最後只好與極右小黨、宗教政黨勉強抱團，這才成功重回總理寶座。但這種結盟也是危機重重，例如在加沙戰爭情境下，許多極右盟友反覆威脅內塔尼亞胡：只要同意停火就退出內閣讓政府垮台，問題是其他在野黨也同時拷問內塔尼亞胡：為何不先停火救回人質。最後如果不是特朗普以「20點和平計畫」為內塔尼亞胡解套，情況恐怕還在政治泥淖中輪迴。

如今加沙戰爭已經結束，內塔尼亞胡的民調雖然還維持領先，利庫德集團的席位卻沒有顯著增長，前總理貝內特則是捲土重來，明顯想要重演2021年推倒內塔尼亞胡的情境，即便其當下支持率還沒超越內塔尼亞胡，卻已在一片反對者中殺出重圍、位居第二；正如「貝內特2026黨」雖然還沒擊敗利庫德集團，民調席位卻穩定保持在20席以上，持續緊咬利庫德集團。

在這種雙方緊咬、距離大選還剩9個月的背景下，任何話題都可能是拉開差距的重要因素，這點不僅作為防守方的內塔尼亞胡清楚，作為進攻方的貝內特同樣心知肚明。因此如何應對突然炸裂的伊朗情勢，就成為雙方必須回應的政治問題，而民意傾向就是箇中關鍵。

根據以色列1月民調，對於伊朗局勢升溫「以色列是否應該採取行動」，有40%的受訪者認為「以色列應該對德黑蘭採取行動」、37%的人認為「以色列不應該對其採取行動」、23% 的人回答「我不知道」。而面對黎巴嫩真主黨始終不肯解除武裝，「以色列是否應該對真主黨發動另一次軍事行動」，則有57%的受訪者認為「以色列應該發動軍事行動」、25%的人認為「以色列不應該發動軍事行動」、18%的人回答「我不知道」。

顯然，以色列民意整體希望根除外部威脅，但又考量行動對象的軍事實力可能附帶的後續成本，因此在是否該對真主黨採取行動的回答上，正反差距遠大於針對伊朗。但歸根結柢，都是應該行動大於不行動。這就解釋了貝內特與內塔尼亞胡為何先後積極表態，目的顯然就是在「戰爭餘溫」的情境下，為即將到來的選戰蓄積能量。

而從內塔尼亞胡與貝內特持續相爭的背景來看，這不會是前者唯一的選情強心針，也不會是後者的最後一支。

戰爭帶來的變與不變

不過前述政治表態所揭露的深層現實，其實是加沙戰爭對以色列與中東的深刻影響。顯然，戰爭改變了一些過往，卻沒有將現實完全改寫。

首先是戰爭帶來的變化。毫無疑問，2023年10月的「阿克薩洪水行動」，已經顯著改變以色列社會的安全思考。10月7日前，以色列的主流安全思路大體如下：密切關注伊朗的核計劃進展、為與真主黨不可避免的對抗做好準備、設法推進與海灣國家外交關係、管控並遏制哈馬斯。

尤其針對後者，以色列採用俗稱「割草」的方式，也就是每隔幾年就對加沙祭出幾輪空襲，同時推進「鐵穹」等防禦措施，來最大限度減少損失，避免陷入曠日持久的戰爭。顯然，這種作法源於一個基礎假設：哈馬斯不太可能從加沙大舉侵入以色列，即便有意如此，也只能進行殺傷力不強的小規模滲透。與此同時，作為管控哈馬斯的兩手策略，以色列也通過開放援助進入加沙，來「鼓勵」哈馬斯拉長暴力衝突的週期。

但從後續發展來看，以色列的假設大錯特錯。「阿克薩洪水行動」證明了在伊朗協調下，哈馬斯還是能成功讓上千名武裝人員攻入以色列，「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也能從多方向牽制以色列行動，例如黎巴嫩真主黨的火炮攻勢，就迫使以色列從北境疏散10萬以上居民。

當然，從國際輿論的視角來看，以色列大開殺戒、手染鮮血，確實是無可否認的戰爭屠夫；但對許多以色列人來說，前述事件無疑加深了自己與猶太民族、國家的「受害者連結」，最終也導致了社會與政壇的集體「再右轉」。

首先，以色列人對衝突本質的理解有所變化，已不認為衝突根源是基於兩國方案的領土訴求，而是「敵對勢力」對以色列存在的否定，因此自我回撤、讓出土地並不會帶來和平，反而是會造成對方進逼。一項針對所有以色列人（包括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民調就發現，反對巴勒斯坦建國的民意從戰前的69%上升到戰後的79%。

以色列議會也在2024年7月通過一項決議，明確拒絕在「約旦河以西的任何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國。該決議以68票贊成、9票反對獲得通過，也就是所有執政聯盟政黨、右翼、中間派反對黨都投了贊成票，阿拉伯政黨則投了反對票，未來黨和工黨則投了棄權票。

其次，「先發制人」在以色列社會也愈發有政治與民意基礎，包括以軍在2024年10月入侵黎巴嫩、在2024年12月入侵敘利亞、在2025年6月對伊朗發動「十二日戰爭」、在2025年9月對卡塔爾哈馬斯領導層發動襲擊，第一時間都起到推升民意的作用，並且沒有在政壇受到太多掣肘。

2025年11月，中間派反對黨領袖甘茨（Benny Gantz）甚至提出回歸「1948年思維模式」和建立新安全理論的方案，呼籲從「衝突管理」轉向「主動出擊」和「預防威脅」，包括發起一場「旨在消除伊朗政權構成所有重大威脅的廣泛行動」以及「在邊境以外建立緩衝區」。

當然，戰爭也有留下「並未改變」的底層，不過這個底層同樣會促成以色列「再右轉」與傾向先發制人，那就是「抵抗軸心」的潰而不崩。

首先是經歷「十二日戰爭」的伊朗。雖說在美以輪番轟炸下，其核計畫已被推遲數年，核技術知識卻仍然存在，濃縮鈾更是存量未明。正如伊朗導彈庫和製造基地雖已縮減，卻據估計仍保留有1,000枚以上的可用導彈。

再來是黎巴嫩真主黨。經歷以色列大規模清掃領導、直接地面入侵，其指揮結構已被掏空，對以色列的導彈威脅也大幅減少，更失去在黎巴嫩政壇的主導地位。再加上敘利亞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垮台，從伊朗經敘利亞的陸路補給線也岌岌可危。但即便如此，真主黨還是保持組織，並且開始任命新指揮官，同時持續重建武器庫、抗拒解除武裝。

接著是哈馬斯。顯然，經歷戰爭重創，哈馬斯失去了對加沙約一半地塊的控制權，並且損失許多經驗豐富的戰士、包括先後陣亡兩位領袖。但即便如此，哈馬斯依舊統治著加沙大部分人口，並擁有組織嚴密、具備治理能力的民兵，能擊潰內部反對勢力。如果特朗普的「20點和平計劃」還是原地打轉，也就是以色列拒不撤軍卻也無法迫使哈馬斯解除武裝，那麼後者恐怕能夠宣布自己版本的「勝利」：大規模劫持人質為籌碼、包括劫持加沙數百萬人，來確保自身生存並繼續戰鬥的策略有效。

顯然，前述種種，不論是整體右轉與傾向先發制人、又或是「抵抗軸心」潰而不崩，這些加沙戰爭後的「變」與「不變」，都成為如今以色列面向伊朗示威見獵心喜，甚至暗中策動、加以利用的根源。只不過關鍵問題還是如前所述：如果沒有美國「陪同入場」、甚至派出地面部隊，光憑以色列自己恐怕難以成事。

歸根結柢，加沙戰爭的極限拉扯，其實就是以色列與伊朗漫長對峙的縮影：正如哈馬斯打不贏，以色列也打不進去；伊朗對以色列或許只能圍堵，但以色列也或許永遠無法真正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