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宏福苑一場世紀火災，為香港再次吹響了沉重的改革號角。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成立獨立委員會徹查火災真相，並且矢言化悲憤為改革力量，打破利益藩籬，把即將於12月7日選出的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形容為「最需要的改革夥伴」。

行政立法良性互動，本來就是良政善治之基石。特首公開「點將」，突顯了立法會在香港治理體系中的重要角色。大火為香港重新定義了管治改革的迫切性，立法會成為「最需要的夥伴」，主導政策推動制定與執行的特區政府與公務員系統，又該扮演什麼角色，才能撐得起作為特區治理「當家人」與「第一責任人」的應有承擔？

大火為新一屆議會定義「當務之急」

宏福苑火災後，選舉是否延期曾引發議論。李家超決定如期舉行，不僅是尊重憲制，也基於災後重建的現實考量。誠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及資深議員陳健波所言，從審批數以億計的賑災撥款，到修訂樓宇安全、工程監管等千頭萬緒的法規等善後工作，無不需要立法機關有效運作。任何「真空期」都是災民與香港社會無法承受的代價。

然而，大火也許提前為新一屆立法會決定了「當務之急」，但這次選舉被賦予的意義不止於此。中央港澳辦明言，它是「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制度化實踐。立法會的重塑始於2021年選舉改制，中央的意圖是掃除議會內耗，建構一個能與政府良性互動、專注於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的議政平台。突如其來的災難以最殘酷的方式，為這個行政主導、立法配合監督的新格局帶來了第一次極限壓力測試。

新一屆議員甫一上任，便要直面艱巨任務，沒有任何空間懈怠，其議政績效將直接關係到香港能否真正走出悲痛。特首明言要清除積弊，立法會更須展現出高質高效的議政能力，敢於任事，才能真正當好「改革夥伴」。

制度改革指向公共行政系統失靈

設立獨立委員會調查宏福苑火災是李家超推動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儘管坊間對其非依法例設立存有疑慮，但特首已將自己的政治能量與委員會的成效直接捆綁，表明將親自發揮主導角色，確保其從速高效運作，讓市民盡快了解真相。這份承諾能否兌現，將成為全港市民檢驗政府改革決心的試金石。

市民真正關注的不會是委員會的形式，而是它能否真正觸及核心，達成李家超所說的追責到底目標。委員會若要切實回應社會期盼，就必須深挖火災背後的行業黑洞，以及社區安全管理與治理制度本身的系統性失靈，這必然指向公共行政體系常見的重大問題：官僚惰性與失效。

誰在縱容建造行業亂象？

提起香港屋苑維修，「圍標」是臭名昭著的關連詞，它超越一般的商業不當行為，演變成由利益集團操控的地下秩序，透過壟斷招標推高工程價格，當偷工減料也被納入這本生意經，謀私者賺取了更大的利潤空間，公共安全成為犧牲品。

這不禁讓人反思：政府的角色何在？那種長期以來被奉為圭臬的「積極不干預」或「大市場、小政府」思維，是否在客觀上縱容了行業陋習的野蠻生長？當市場自我調節失靈，利益集團盤根錯節，政府若消極應對，缺乏打破現狀、直面利益集團的決心，只會為悲劇的發生埋下伏筆。

李家超強調改革要「破除利益藩籬」，直接呼應了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香港的要求。香港改革的必要性建基於利益固化的嚴峻現實，它不僅顯現在經濟領域，也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曾明確指出，在香港整體利益面前，任何個人、企業、組織的利益都是小利益。

這就觸及了李家超把立法會列為「最需要的改革夥伴」時另一題中之義。香港行政立法關係的本質是行政機關在決策和施政上居於主導地位，同時需要與立法機關互相合作和互相制衡，以確保決策正確、施政有效。公務員作為行政長官直接領導的團隊，也許不會被稱為「夥伴」，但在改革進程中，他們是責無旁貸的首要對象。

官僚文化也是利益藩籬

破除利益藩籬的關鍵是重新理順社會利益結構，維護市民整體福祉，而其主導者只能是身為特區「第一責任人」的政府整體。政府內部與公務員系統長期為人詬病的程序僵化、層層疊架與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避責文化，正是改革需要破除的其中一個藩籬。宏福苑的熊熊烈火撲滅之際，它也再度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香港人對鄧小平的名言「誰不改革，誰就下台」耳熟能詳。從治理層面看，不改革的結果就是令自己成為被改革的對象。立法會經歷過這個進程。當立法會進一步革新，如果香港在破解深層次矛盾上依然進展緩慢，市民的質疑與中央的問責將會投向何方？結論顯而易見。

事實上，政府內部的改革早已箭在弦上。從皇后山邨食水風波到政府辦公室購買冒牌飲用水等一系列事件，促使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部門首長責任制」。公務員沒有被點名為「改革夥伴」，並不意味可以置身事外。恰恰相反，公務員的改革不是一場協商，而是一道必須執行的命令。若公務員團隊仍抱殘守缺，那麼再精巧的改革藍圖也只會淪為紙上談兵。

火災的煙塵終將散去，但它留下的教訓必須銘刻於制度的骨髓。香港能否真正從悲痛中汲取力量，克難前行，關鍵就在於，被點將的「改革夥伴」與未被點名的改革對象，能否真正做到識變、應變、求變，為香港根治沉疴痼疾殺出一條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