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本周一（1月26日）在北京出席全國港澳研究會專題研討會，會議主題為「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促進特別行政區良政善治」。他在講話中明確指出，必須「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破解港澳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近年來，隨着香港社會實現「由亂到治」並邁向「由治及興」，「破除藩籬」與「破解矛盾」這兩個「破」，成為中央對港政策論述中的核心關鍵詞。它們為何關乎香港長遠發展？香港特區，要推動良政善治，哪些是真正難啃的「硬骨頭」？夏寶龍此次將其緊扣「行政主導」來談，又釋放了何種新信號？

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嵌入」行政主導和管治改革

治港團隊首次接觸「破除利益固化藩籬」這一論述，是2022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的講話中提到——「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彼時正值第六屆特區政府就職，中央期望香港盡快擺脫長期以來的桎梏與障礙，實現社會轉型，加速發展。

隨後，習近平在2023年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的座談會上提到，「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回溯至2005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亦曾向述職的特首曾蔭權表明，香港「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可見，中央對香港社會根本問題的關注具有連續性與一貫性。

夏寶龍近年多次在面向香港的講話中提到「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破解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且在語境上與「管治團隊」、「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公務員」等責任主體相連。在2023年全國港澳研究會十周年慶典上，他將「破」與「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相聯結，而在本周一的研討會上，他進一步將「破」嵌入「行政主導」、「革新管治理念，改進管治方式」的制度框架內闡述。

這種論述重心的演進表明，中央對特區的要求已從確立「愛國者治港」的政治基線，轉變為實現有效治理的真正成效。香港「由治及興」新階段的核心任務，已聚焦於通過制度性革新來破除發展障礙、兌現治理效能。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決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必須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以更大決心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事實上，回顧內地改革開放進程，正是在承認既有社會經濟體制與結構存在嚴重問題的基礎上，大膽突破既有框架，敢於直面社會不同領域，包括政府部門內部存在的利益固化現象，才得以直面問題，加以解決。

從中央六大改革領域看香港如何破除利益藩籬

習近平在論述「全面深化改革」時，系統性地提出了六個需要重點提升與完善的關鍵領域，包括：「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經濟發展活力與持續健康發展」，「政府效率效能」，「社會和諧穩定」，「保障人民群眾各方面權益」以及「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這一頂層設計不僅為內地深化改革指明方向，更為診斷和破解香港深層次矛盾提供了清晰的系統性框架。

仔細對比可見，香港長期積累的「利益固化藩籬」與上述六大領域高度對應。在市場體系與產業結構方面，香港經濟長期高度依賴金融與地產板塊，市場結構相對固化，政府漠視對土地規劃利用的主導權，土地資源極度集中且分配不均，抬高營商和生活成本，抑制了公平競爭與多元發展。儘管擁有頂尖的科研能力，但長期以來「產學研」斷層，創科未能成為強勁的經濟增長引擎。

在政府效能方面，與民生議題和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的政策規劃停滯不前，從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垃圾徵費，到網約車合法化等政策的推行過程，多多少少都暴露了治理效率低下的問題。在社會穩定與民生保障方面，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完善後，社會大局轉趨穩定，但住房供應、貧富差距、青年流動性及安老醫療等深層次民生問題，仍是影響社會長治久安的關鍵變量。

至於「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關乎行政機關的治理表現，與夏寶龍在講話中頻繁提及的行政主導直接關連。對香港來說，作為行政主體的管治班子與公務員團隊，如何克服「不做不錯」等避險心態，敢於擔當作為，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關鍵。

兩「破」需從內部「破」起

既得利益群體的博弈與抗衡、政策制定及執行中的程序依賴，以及社會對改革的信心及承受力，共同構成了香港改革的現實障礙。中央反覆強調「破除利益固化藩籬」，既是基於內地改革中行之有效的成功經驗，同時也反映出對香港特區政府突破深層次矛盾進程的更高期待。

夏寶龍在這次講話中明確指出，特區政府各部門「要在行政長官領導下⋯⋯主動識變應變求變，革新管治理念，改進管治方式」，正是提醒，破除藩籬的關鍵在於管治體系的自我革新，需要特區政府展現出超越以往的決斷力與執行力——兩「破」需從內部「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