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政策分析】司法抄襲令人詫異，一而再、再而三的司法抄襲更是叫人驚訝。法官陳嘉信自2017年升任高等法院原訟庭以來，至少十份判辭被指司法抄襲，其中五次發還重審，或由上訴庭重新作出裁決。不無誇張地說，香港法院對於司法抄襲的案例，差不多都是因為陳官一人而來。

司法抄襲，即是在判辭中「搬字過紙」，早在「龔如心訴王廷歆案」中曾經成為爭議。高等法院原訟庭在2002年11月頒下判詞，裁定王德輝的父親王廷歆勝訴，龔如心其後上訴至終審法院。其代表律師其中一項質疑，是原審法官任懿君大篇幅抄襲訴訟雙方的陳詞，反映他沒有獨立思考及審判。這個理據雖然最終不影響終審法院的裁決，但法官李義在判辭中指出，法官可以認同以及逐字引用論點，但必須以獨立思考以履行其司法職能，並客觀地呈現出來；「搬字過紙」陳詞會令人疑惑法官是否真的獨立思考，質疑提出的論點沒有獲得充分考慮。

龔如心案的判詞旁論

終審法院這段2005年的說法不屬於具約束力的判決理由（ratio decidendi），但作為判詞旁論（obiter dicta），其依然具有說服力，為往後的案件所參考。上訴庭2015年在北京恆兆置業案中，指出終審法院在龔如心案的旁論堪為指引，原審法官（同樣是任懿君）卻依然大篇幅抄襲陳詞，實在「極為遺憾」。上訴庭2019年在尖沙咀業權糾紛案再次引用龔如心案的原則，並提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的Cojocaru案例，指出法官的抄襲如果沒有呈現出獨立思考，司法誠信的推定以及裁決可以被推翻。

話雖如此，這兩宗上訴都沒有單憑判辭「搬字過紙」而推翻原訟法庭的裁決。畢竟即使大篇幅引用勝訴方的陳詞，只要判辭不無分析或見解，始終難以假定原審法官沒有獨立思考。而且原審法官往往更清楚案情細節、來龍去脈，上訴庭以其有限的掌握，不會輕易推翻原訟庭的判斷。

上訴庭2020年審理元朗逆權侵佔案及教育中心藐視法庭案，同樣涉及法官陳嘉信原審，但都沒有因為司法抄襲而裁定上訴得直。在前者，上訴庭引用了龔如心案，提醒法官應避免大幅抄襲陳詞，以免予人法官未有完全獨立審視爭議的印象。在後者，上訴庭提到尖沙咀業權糾紛案及加拿大Cojocaru案，指出判辭的撰寫方式不應令人懷疑法官沒有獨立思考。

黃道益案確立案例

換言之在2020年之後，法院至少累積了五宗涉及司法抄襲的上訴案例，其中兩宗由法官陳嘉信原審。但是他在2021年頒下的黃道益商標案判辭，依然被發現高達98%內容抄襲自原告書面陳詞。案件在2023年到達上訴庭，三名法官直指「案例一次又一次提醒原審法官切勿這樣做，但判辭依然全盤抄襲原告陳詞」，而且抄襲程度令人難以相信原審法官曾經獨立思考、理解爭議、審慎判決。上訴庭不只引用龔如心案、尖沙咀業權案、教育中心案及加拿大Cojocaru案，還討論了英國Crinion案及澳洲Li案。黃道益案不但成為了本港首宗上訴因為司法抄襲而推翻原審裁決，大概也是對於司法抄襲至今最詳盡的案例。

在此之後，上訴庭再在鷹君集團信託案（2023年）、沙頭角居民遺產案（2025年）、元朗居民遺產案（2025年）及南太電子股份信託案（2026年）處理司法抄襲的爭議，四宗案件莫不以黃道益案例作為指引。四宗的原審都是法官陳嘉信，四宗的結果都是上訴得直，其中三宗由上訴庭重新審視涉案爭議以及作出裁定，南太電子案則發還原訟庭並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審。

值得一提的是，上訴庭在四宗案件中都再沒有引用龔如心案，而是以黃道益案為主要參考，再依次加上鷹君案和沙頭角遺產案。經過多宗案例，司法抄襲的上訴原則愈見具體，對於抄襲可以說是質、量並看——即使判辭部分內容由法官自行撰寫，但若然相對無關推論過程及結論，依然未能顯示法官獨立思考及裁決；在聆訊中積極參與及提問，不代表法官可以在撰寫判辭時「搬字過紙」；撰寫判辭是法官的核心職責，他必須獨立思考，以自己的語言表達如何達致裁決。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7月27日指出，「法官行使獨立司法判斷是裁決過程的核心要素，最主要體現在其所撰寫的判詞及裁決理由之中。司法抄襲直接衝擊此根本要求，並令人質疑有關法官是否曾就須予裁決的爭議和事項進行獨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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