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醫委會改革拗完又拗:一場有理說不清的政治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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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委員會(醫委會)近日否決4個放寬海外醫生實習安排,再引起社會關注醫委會權力過大、醫界保護主義等問題。政黨亦紛紛發聲,打算提出私人草案改革醫委會和醫生執業門檻。

不過現實上,醫委會改革已不是新鮮議題,每次結果都是走樣變形。參照2015年、2017年兩輪醫委會改革經驗,議題初時在爭議不大,但後來被急速政治化,議員見民情勢色不對又急急變面轉軑。最終改革亦「和稀泥」收場,並無改變醫生團體牢牢掌控醫委會的格局。

可以說,近年醫委會改革爭議,正好體現了何謂「政治操盤」。按理,現時醫生不足、引入海外醫生門檻過嚴、醫療投訴機制落後等等,已是社會共識,改革迫在眉睫。但這些改革因觸動不少人的既得利益,往往被操作成政治議題,如2016年的醫委會改革,醫界運用改革等於「引入一帶一路醫生」等口號引發公眾恐慌,轉移視線扭曲議題。現時一談海外醫生,部分人即會和「滲透」、「赤化」等政治詞語扯上關係,整場爭議亦淪為一場有理說不清的鬧劇。

醫委會較早前討論是否豁免海外醫生實習,惟四個方案都被否決。(資料圖片)

萬多人掌控全港醫療政策 難符公眾利益

香港醫療問題複雜,由眾多範疇交織而成,而問題關鍵之一,在於對醫生執業資格操生殺大權的獨立法定機構,竟然由醫生團體牢牢控制。一方面,現時醫委會32席中,24席是醫生,16席由傾向醫生利益的團體選出,他們有權決定誰在香港掛牌行醫、是否懲處違規醫生。醫委會處理投訴往往被指「球員兼任球證」。過往醫委會處理醫療糾紛需時平均6年甚至更久,如張崇德夫婦為夭折的幼子討回公道,過程前後竟要纏訟九年,過往亦有醫委會聆訊曾被法官痛斥「無理拖延」,裁決亦被指偏袒醫生。

另一方面,現時香港每千人只有約1.9名醫生,遠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先進經濟體平均數3.4。以目前全港約1.4萬名醫生計算,往後醫生人數至少要大增八成,即約萬人。大家每年流感高峰期,定必見到公立醫院迫爆、前線醫生「叫晒救命」的慘況。不過控制醫委會的醫學界代表,對於引入「外援」極度抗拒。連醫委會前主席麥列菲菲也坦言,香港部分醫生極度保護主義,這些人當年更曾主張削減醫科生學額。

由此可見,要打破目前的醫療困局,醫委會是其中一座必須移動的「大山」,因為醫生也是人,也有自己的考量,特別是一些代表醫生立場的既得利益組織,站在醫委會這個「戰略位置」,自然會優先考慮業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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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改革 泛民初時未有強烈反對

直至2015年,醫委會改革終於打響第一鎗。當年源於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他不滿在海外讀醫港人回流執業太難,其女兒和女婿也難以回港行醫,於是在2015年提出私人條例草案,修訂《醫生註冊條例》、增加由特首委任的醫委會業外委員,將由醫生控制的醫委會席位減至少於一半。建議後來被政府吸納,成為《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這項改革,即使和當時梁振英關係極差的泛民主派也沒有太大意見,以至時任人民力量議員、人稱「大舊」的陳偉業也傾向支持。在2015年11月的立法會會議中,除本身是醫生的梁家騮、郭家麒外,各黨派都未見有太多反對聲音,張超雄更認同改革有助縮短醫委會處理投訴過長問題。

陳偉業熟悉病人權益、醫學霸權等議題,但他在2016年一役也不敢支持醫委會改革方案。(資料圖片)

風向大變 陳偉業:梁振英才是「大惡魔」

然而改革推動起來,一個醫療議題被扭曲成一個荒腔走板的政治議題。政府在2016年2月底將草案提交立法會,醫學界隨即反彈,批評政府干預專業自主。而當時政治環境,中港政治矛盾升溫、本土意識興起,醫學界不斷渲染改革是梁振英政府的陰謀,企圖「操控及赤化醫學界」及「為引入一帶一路醫生打開缺口」。

結果事件被嚴重政治化,引致公眾恐慌,醫科生、醫生團體在立法會外靜坐抗議。民情風向大轉之下,原本支持改革的泛民議員亦紛紛「歸隊」,多名議員在6月先後表態反對醫委會改革。其中陳偉業在6月底見傳媒時,表示醫學界是「小惡魔」,承認香港是「世界上最難告醫生的地方」,很難找到專家證人指控本地醫生,但梁振英是「大惡魔」,須先對付這個目標。他同時指出,當時只有太少時間處理民間情緒,敦促醫學界提出令人滿意的改革方案。

這番話極具象徵性:陳偉業從政多年,經常在醫療糾紛中替病人出頭,堪稱當時政界的「病人權益KOL」。醫學界醫醫相衞、病人申訴無門的苦況,他當然熟悉。但在一個更大的政治恐懼情緒之下,連當時快將卸任的他,也不敢支持改革醫委會,因為在群情洶湧、有理說不清之下,一旦支持肯定萬箭穿心。

最終,梁家騮發揮其「怪醫」本色,獨力在議會內持續拉布,草案未能趕及在會期完結前處理完成,最終被拉倒。林鄭月娥上任特首後修改建議,《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在去年3月獲通過。新修訂增加4名業外委員,但醫生仍佔三分之二,而醫生團體選出醫委會一半席位的格局維持不變,只成立初步偵訊委員會加快討論積壓投訴個案,原先改革意義已大打折扣。

上屆醫學界立法會議員梁家騮(站立者)用盡議事規則,力阻醫委會改革草案通過。(資料圖片/林振東攝)

怕政府滲透 自身卻不改革 是什麼玩法?

醫委會改革,涉及的是醫學界、政府、政界的長久角力,在2016年一役中,醫學界成功利用公眾對梁振英的不信任、以及對內地的政治恐慌情緒,包裝這場利益角力,終拖垮這場觸及他們既得利益的改革。足見,複雜的政策議題,一涉及這類政治意識形態,就會完全立場先行,無道理可講。直到今日,即使講明是放寬海外頂尖學府,如哈佛、耶魯的醫生來港,一樣會有人聯想到「海外醫生遲早變內地醫生」。

平心而論,在政策議題中捆綁政治議程,不單是醫學界,亦是政府的慣常做法,政治角力、議會攻防,向來就是如此。但醫學界本身亦要反思:多年來社會一直不滿醫生投訴機制不公,醫生不足但海外醫生來港執業太難,醫學界也拿不出令社會信服的改革方案,問題毫無改善,市民大眾深受其苦。在妖魔化醫生的,到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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