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專教育.倡議(二)】勉強讀DSE 不如讀「工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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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指出,教育制度的其中一個問題核心是家長和學生受虛無的社會風氣而影響抉擇,以致誤走不適合的高中道路,政府可做的最有效事情,不是加強宣傳職專教育,而是讓家長和學生必須在「文法中學」與「職專中學」兩者之間二擇其一;就此,復興「職業訓練高中課程」正是有效的一步。

【職專教育.倡議】專題
一、DSE應用學習科目先天不足 誰願修讀?
二、勉強讀DSE 不如讀「工業中學」?

香港仔工業學校是少數在校名保留「工業」兩字的中學。(維基百科用戶Prosperity Horizons(CC BY-SA 4.0許可))

說是復興,因為這並非新鮮概念。1950年代,香港工業急速發展,社會需要大量勞工。為滿足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香港以前的中學便有「文法中學」、「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之分,其中後兩者是為了培育具備工業知識與技能的年輕人。

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最初均只設三年制課程,教授工業知識,後來延長至五年,再後期學生更可以參加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接受大專教育,而在1990年代的工業中學課程中,「術科、實用及工藝」所目的所佔比例僅約25至30%,與文法中學的15至20%相去不遠,故兩者的界線逐漸變得模糊。此外,基於時代轉變,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的課程(如金工)被視為陳舊過時,有必要改革。政府自1997年起容許相關學校刪除校名中「職業先修」和「工業中學」字眼,而隨着時間過去,香港的文法中學、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終見合流。

現時DSE也可應考「應用學習科目」,若發展高中程度的職專教育,那是可以參考的底本。(考評局網頁)

換言之,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的「死因」在於課程不合時宜,而且與文法中學的升學階梯分別不夠明顯,定位模糊,終被家長與學生拋棄。因此,要避免重蹈覆轍,必須讓課程貼合潮流。現在香港以服務業工種為主流,而政府又有意在創科方面大展拳腳,課程自應以之為設計依據,DSE框架下的應用學習科目(現時應用學習科目的考核自有其他問題,參見前一篇文章),便是可供參考的設計方向。當然,為培育適合新時代的高技術勞工,兼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即使是職業導向的職專教育,也會注重學生的人文素養,只是「程度有深淺,術業有專攻」,舉例來說,職專課程也要教授中文,但不會深究詩詞歌賦的藝術風格。

文言文固然有其學習價值,但是否所有學生均應該學習?(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至於分流時刻,現時中學生也要在中三升中四時下一次重要決擇——選擇高中科目,故讓所有學生均須完成統一的中三課程,較貼合香港實況;將來若真的要在中學推廣職專教育,應是三年制的高中課程,只是屆時學生必須選擇升讀傳統文法課程(DSE)抑或職專課程,而政府要做的,就是決定兩個課程的學額分布,保證有人「轉流」,不受盲目的風氣所囿。當局可仔細分析多年來的公開試(包括會考、高考及DSE)數據,看看有多少學生不適合在文法課程發展,再統計各行業的人力資源需求,便可得出一個科學的結論。若以過去數屆DSE的五科合格率為分界線,則至少有三成學生未必適合傳統文法課程;當然,這只是初步的分析,精密立論還賴政府親自演算。

在職業教育方面,新加坡的分流進行得更早,坡國的小學生須參加畢業試,部分人升上中學後便要接受「技術教育」(Secondary Normal (Technical) Course)。不過,中一是否判斷學生路途的好時機,估計大部分港人均有所保留。(新加坡教育部網頁)

升學階梯方面,職專教育當然也要有其獨特路徑。前文指出,2017年DSE有三成日校考生,即約15,000人考不上入讀本地副學位最低要求。不過,基於香港職場對學歷的要求,相對於直接投身職場,學子還是傾向繼續升學︰觀乎公開數據,在2016/17學年,有5,100人報讀職訓局開辦的基礎課程文憑及毅進文憑;考慮到前述成績欠佳的中六畢業生還可報讀職專文憑、文憑和證書,開辦毅進的又不只職訓局,故實際人數必定更多。可以說,即使是公開試成績欠佳的學生,也有意願在中六畢業後進修。因此,要復興「職業訓練高中課程」,不可以將新課程下的中六視為終點;事實上,既然新課程是為適應新時代、對技術要求較高的服務業與創科行業而設,也不可能以中六程度作結。故最理想的做法,是將新課程與職業導向的高級文憑課程連結,從中學開始就將學術與職業訓練兩途分別開來。而一旦新課程畢業生也能直接考上受政府資助的大專程度學位,便能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文法中學」與「職專中學」之間的「高低之別」,兩者只是個人生涯規劃的選擇結果。

一旦新課程畢業生也能直接考上受政府資助的大專程度學位,便能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文法中學」與「職專中學」之間的「高低之別」。

現實一點考慮,高級文憑畢業生的待遇也不是真的「低人一等」。在2016/17學年,教資會資助的全日制副學位(主要包括副學士和高級文憑畢業生)應屆畢業生的平均年薪為208,000元(每月約17,333元),學士畢業生的平均年薪則為239,000元(每月約19,916元),差距並不如外界想像般大,其中社會科學科和教育科的副學位畢業生平均年薪更達233,000元(每月約19,417元),比大部分學科的大學畢業生還要高(醫科、牙科和護理科大學畢業生的數據拉高了平均值)。若集中分析高級文憑畢業生的情況,據教育局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的最新數據,自資高級文憑應屆畢業生的平均月薪為約14,775元,比自資副學士多1,000元,也只比自資學士少300元。因此,即使「看錢份上」有違教育宗旨,但要用數據說服家長和學生相信職業導向教育並非低人一等,也不是難事。

至於所謂的「標籤效應」,平情而論,人人都不喜歡遭到標籤,但在現實之中,標籤卻是無名避免。正如在現時的制度之下,縱使大部分人都在修讀同一套課程,各間中學也沒有官方的排名分野,但坊間總會找到名目來將之歸類,諸如「傳統名校」、「地區名校」、「band 3 學校」(指收錄較多第三組別小學生的中學,純粹是民間的說法,官方根本沒有公開過相關數據)等名目,甚至將「band 3」學校細分為「band 3A」、「band 3B」、「band 3C」三等。因此,若因為怕標籤效應而不復興中學職業教育,無疑於作繭自縛。

當然,要落實此策,必然有很多具體問題需要處理,例如怎樣釐定職專課程教師資格、如何安置文法中學超額教師、一所學校可否同時開辦文法與職專課程、該以公開試抑或校內試決定中三畢業生的優先選科權、如何調整大專學額,凡此種種,不勝枚舉。不過,這些都是規劃上的細節,關鍵還在於我們是否認同強制高中分流這個理念。過去,論者以各式理由捨棄中學程度的職業教育,人人都須在文法中學讀書,此舉看似公平,實際上卻使很多學生被迫學習一些他們不感興趣、不能發揮所長、對他們將來也沒有幫助的課程,長久累積的失落與挫折感,既消耗其學習動機,也使他們養成「習得性失助」(learned helplessness),變得消極。「幸運」的話,他們熬過三年高中後,或許能重走適合自己的正道;但不幸者,三年來的挫折足以改變他們的個性,影響一生。

政府提倡推動職專教育當年,可惜社會風氣令家長與學生始終不能踏出理性的一步,致令不少人虛耗光陰;既然如此,政府與其空談「加強宣傳」、「積極推廣」,更有效的做法,當是復興中學職專教育,藉制度之助,移風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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