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潤」，取自英文單詞「Run」的諧音，在中國的網絡語境中，它不僅指向傳統意義上的移民，也代稱一種「為規避不確定性、追求更優資源配置而選擇的向外流動」。然而，近幾年洶湧而至的「歸國潮」卻隱約說明「潤」的趨勢正在發生變化。

《香港01》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海歸人才正快速向新材料、機械人、人工智能等戰略新興賽道匯聚。這種流動不再是簡單的回流，而是與國內產業升級節奏形成了顯著的「同頻共振」。此外，在地緣政治的「推力」與國內產業生態崛起的「拉力」交織下，中國對海外頂尖人才的吸附力也愈發明顯。

本文為《香港01》「歸國潮」專題最後一篇。

科研「應許之地」光環褪去，NASA研經費退回1961年水平

數據顯示，這場跨國人才流向的逆轉正呈規模化態勢。據不完全統計，2024年至今，僅公開宣佈全職回國、擁有海外終身教職或同等資歷的頂尖華裔科學家已超過17位，集中分佈於人工智能、半導體、量子計算、核物理、生物醫藥等戰略賽道。《法新社》梳理發現，過去一年至少有20位在STEM領域具有影響力的專家選擇加入中國機構。

如果要為這場科技人才歸國潮尋找一個核心動力，它並非單一維度的「情懷感召」，更非單向度的「逃離敘事」。而是一幅由地緣政治的「推力」與產業生態的「拉力」共同編織的複雜圖景。

曾經，美國憑藉高度開放的科研環境與雄厚的研發投入，構築了美國作為全球科技「應許之地」的硬核底色。數據顯示，美國研發強度自 2019 年以來長期超過 3.0%，在 AI、生物技術、半導體等賽道擁有絕對話語權。然而，這層硬核底色正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預算鋼刀下迅速褪色。

據《財新網》報道，截至2025年10月，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已中止2100項、總額約95億美元的研究資助。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同樣遭受重創，超10億美元的科研資助被取消。

更嚴峻的是，在2026年預算提案中，NSF擬削減56.9%，NIH擬削減39.3%，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科學研究預算擬削減47.3%。美國科學促進會估計，若提案通過，聯邦科學預算將降至1540億美元，創下本世紀新低。

前 NASA 首席經濟學家、現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亞歷克斯·麥克唐納（Alex MacDonald）直言，目前的預算請求簡直回到了 1961 年的水平。

「政治病毒」蔓延，美國不再是唯一選項

2025年3月，英國《自然》雜誌公佈的一項民調令人心驚：在接受調查的1600名美國科學家中，75%的人表示正在考慮離開美國。在這之中，華人科學家的處境則更為嚴峻。

2018年，美國聯邦政府開始執行的「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將矛頭指向華裔科研人員。據悉，這項行動的重點之一是那些接受美國政府資助並在中國開展工作或交流的駐美研究人員，美國政府稱這些研究工作可能有意或無意地涉及了尖端專有技術的轉移。自該行動啟動以來，華裔科研人員淪為政治博弈的「出氣筒」。

相關報道：國安部揭美國「中國行動計劃」陷害華裔科學家　百人職涯毀於一旦

據《環球時報》報道，截至2021年，該計劃下被起訴的科研人員達148人，其中華裔比例高達88%。全美87個科研機構的華裔科學家受到波及，246人被「定性有問題」，至少103名科研人員的職業生涯被徹底摧毀。

華盛頓律師彼得·澤登伯格（Peter Zeidenberg）代理了超過50起相關案件，他稱，這些案件普遍缺乏證據，「大多數甚至沒有走到正式指控階段」。

但即便最終未被定罪，被調查學者也被研究機構切斷資金支持。「很多科學家最終選擇移居中國，因為他們在美國的就業機會已經被斷送了。」彼得·澤登伯格表示。

彭博社曾撰文指出，「中國行動計劃」實施後，離開美國的專家學者人數激增，其中大量回到了中國。隨着「政治病毒」蔓延，用腳投票的人將會越來越多。

據此前報道，核物理學家劉暢離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重返母校北京大學；在國際數學領域久負盛名的數學家林華新，結束近40年的美國生涯，入職新成立的上海數學與交叉學科研究院；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陳滬東，全職加入浙江大學能源工程學院；美國蘋果公司總部首席工程師孔龍，已入職復旦大學。

當美國收緊科研水龍頭時，中國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擴建「蓄水池」。

根據官方數據，中國每年投入的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自2020年以來增長近40倍。2024年，這一數字突破3.6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3%，總量僅次於美國，穩居全球第二 。

2025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8%，首次超過OECD國家平均水平；基礎研究經費佔比攀升至7.08%，創歷史新高 。

此外，在政策層面，中國正以制度化工具降低海外人才回流的門檻。2025年10月，中國推出面向科技人才的「K簽證」，旨在為早期職業人才提供更靈活的人才流動通道。

亞太智庫研究員石宏曾精準指出，科技人才的流向取決於兩個條件：一是對科技發展是否重視，進而願意為人才提供更好的政策與科研條件；二是能否讓人才一展所長，也就是英雄有用武之地。

當我們把這組「推力」與「拉力」並置觀察後便會發現，科技人才的回流，不是情緒的產物，而是制度的產物。它不是「潤」的失敗，也不是「歸」的道德勝利，而是一組理性個體在評估全球創新資源配置效率後做出的選擇。

回國求職留學生達2018年2.25倍　海歸潮與產業升級「同頻共振」

如果說科學家的回歸主要服務於國家基礎研究拼圖的補齊，那麼另一股更龐大的力量——華商與創業型海歸——正在中國龐大的產業版圖上開疆拓土。吸引他們的核心動力，是中國產業鏈升級帶來的時代機遇的驅動。

這一機遇，首先體現在新質生產力領域對高端人才的需求集中釋放。《香港01》梳理近三年《中國海歸就業調查報告》發現，2025年回國求職的應屆留學生人數已達到2018年的2.25倍，創下近八年新高。

更值得關注的是流向的結構性轉變。2025年報告顯示，海歸求職方向正從傳統的教育、咨詢等領域，快速轉向新材料、光電子、機械人、人工智能等戰略新興賽道。數據顯示，新材料領域投遞人數同比增長87.3%，光電子達82.2%，機械人領域為74.3%，智能硬件、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等領域的增幅也處於25%至37%之間。

這一變化與中國高技術產業的增長曲線高度吻合。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公佈的稅收數據，2025年服務消費機械人製造業銷售收入同比增長60.7%，鋰離子電池製造業增長25.1%，工業機械人製造業增長17.4%，生物藥品製造業增長7.7%。海歸人才流向與國內產業升級節奏，已形成顯著的「同頻共振」。

從「拼參數」轉向「拼落地」，矽谷AI大神相繼「東渡」

這種「向心力」的變遷，在頭部企業的點將錄上最為具體。從 OpenAI 回流的姚順雨，到原 Google DeepMind 研究副總裁吳永輝，這批曾站在全球 AI 塔尖的華人科學家，相繼選擇加入騰訊、字節跳動等中國巨頭企業。

與其說這是一場「身份歸屬」，不如說是一場「應用場景」的遷徙。一方面，2026年，中國 AI 核心產業規模正以年均超過 30% 的速度激增並成為AI專利最大擁有國。另一方面中國ai行業已不再聚焦於通用大模型的參數對決，在這之中，騰訊正加速在微信生態中落地 AI 代理，字節跳動則利用硬件入口（AI 眼鏡、汽車佈局）試圖改寫交互規則。

保爾森基金會旗下的麥克羅波洛（Macro Polo）智庫指出，中國新增的2000多個本科人工智能項目，大量聚焦工業和製造業應用領域，而非美國主導的生成式AI方向。這意味着，中國正在構建一套以產業落地為導向的技術評價體系，與市場需求形成了更緊密的耦合。

生物醫藥領域同樣體現出這一趨勢。在蘇州BioBay、上海張江藥谷、杭州醫藥港等地，已聚集上百家由海歸科學家創立的生物醫藥公司。

其中，杭州醫藥港的海歸博士團隊「海昶生物」，其研發的用於治療乳腺癌等多種癌症的複雜注射劑已進入全球近40個國家。此外，百濟神州創始人、美國科學院院士王曉東，藥明康德創始人李革等人，均屬於這一波「創業回流潮」的代表人物。

這批頂尖大腦的選擇，並非基於感性，而是建立在精確可量化的產業優勢之上。Evaluate Pharma 報告指出，中國目前穩居全球第二大藥品消費市場，擁有完整的臨床研究網絡，其中北京與上海新增實驗室面積已經超越波士頓與倫敦，成為全球藥企的核心研發據點。此外，全球前 20 大委託開發製造商中，中國企業佔 5 席，展現高度競爭力。

所謂「潤」，取自英文單詞「Run」的諧音，它不僅僅指向傳統意義上的移民，也代稱一種「為了規避不確定性、追求更優資源配置而選擇的向外流動」。在當代網絡語境中，當它跟「歸」一並討論時，往往陷入一種非此即彼的情緒化對峙。但近年來的歸國潮告訴我們，這本質上是一場關於生產要素的重新洗牌。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曾指出「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從曾經的「人才出走」到如今「人才回流」，這一結構性轉變深刻演繹了中國如何在發展中應對挑戰。這種在發展中解決問題的韌性，正是「向心力」最真實可靠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