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年缺席的種族話語:日韓何以響應美國示威?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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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的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事件,由此引爆了1968年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後最大規模示威。這股示威潮不僅蔓延全美各城,也向世界各地延燒,如今英、法、德、西班牙等地,紛紛湧現反種族歧視的抗議人群,並爆發了數量不等的警民衝突。這股憤怒背後既有種族與階級的結構問題,也暗含長期隔離的空虛,以及疫後失業的焦慮。

然而在東亞的日韓兩國,當人們走上街頭、舉起#BlackLivesMatter的標語時,結果反是引發外界狐疑。原因一來是在大眾印象中,日韓長年都是單一民族的國家;二來是即便這兩國皆有外來有色人口與移民,也鮮少聽聞媒體報道歧視與種族衝突的相關新聞。

然而,在這般司空見慣的視角後,其實暗藏兩國社會特有的排外情緒;且正因兩國的媒體、社會多年對此鮮有討論,才導致街頭意外成了檢討平台。

為響應美國的反種族歧視示威,韓國首爾出現遊行。(Reuters)

隱形的日式種族階級

日本文化遺產豐富、交通便利,人力服務更是周到不已,故能吸引不少觀光客與短期居留人口。但對於長期移居日本的外國人而言,此處與其說是個有禮社會,不如說是階級森嚴、人際之間井然有序的規矩之地。

在日本社會,隱形的種族階級長年橫亙,頂層首先是日本長者,接着依男人、女人與小孩遞減,進而排序至歐美白種人,再是亞洲人,最後才輪到其他國家的人種,例如黑人與阿拉伯人等。

上述階級常以字裏行間的方式,在生活的各角落浮現。例如針對外國人,日語中有兩種表述形式,一是「 外人」(Gaijin),暗含「 非我族類」的歧視與排斥感;另一形式為「 外國人」(Gaikokujin),雖較為正式與禮貌,但絕大多數日本人都使用前一種。

此外在二戰剛結束時,日本流行「 三國人」(Sangokujin)的語彙,將韓國、朝鮮和中國人(主要是在日台灣人)與「 高犯罪率」劃上等號。此一種族歧視用語在經濟起飛的年代便少再使用,但經濟泡沫後又捲土重來。2000年,時任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甚至在演講中公開使用此詞,主張來自外國的非法移民將是日本的重大威脅。

東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曾公開使用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 三國人」一詞。(朝日電視)

而在制度上,當今日本法律並未明訂禁止種族與國籍歧視,故不僅政治人物偶有排外發言,就連日本房東拒租外國人、政府機構婉拒外國求職者的案例也是層出不窮;甚至在教育場域中,日本人校方也可以學校無力教導、教師負擔過重等理由拒收外籍生,導致如今約有2萬名在日外籍學生無法受教育,其中絕大多數是日裔巴西人的後代。上述現象皆在無形中提高了外國人長居日本的生活門坎。

此外日本的排外情結甚至波及在血統與國籍上「 不夠純粹」的日本人。例如在日本出生成長、以日文為母語的跨國混血兒,即便身上一半流有日本血統,也只說日語,仍會被當作「 日漂」,也就是所謂在日漂泊者;201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Sir Kazuo Ishiguro OBE FRSA FRSL),日本社會立刻浮現「 英國搶了村上春樹寶座」的情緒,絕大多數日本媒體對石黑的描述都是「 出身長崎的日裔英國人」,而非「 出身日本的作家」。

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Reuters)

而此次日本的街頭示威,除有對美國反種族歧視的響應外,也與近日爆發的警方針對庫爾德人執法事件有關。5月22日,一名日本警察在東京盤查庫爾德人時,因對方拒絕讓其搜查車內,遂遭警方壓制在地,接着被踢擊腿部與勒頸。事發經過遭路人攝影后放上社群媒體,引發不少在日外國人心有慼慼的憤怒,畢竟不論膚色,外國人遭日本警察盤查、不當執法的頻率普遍高於本國人。

然而,儘管心懷不滿,這仍非日本社會關注的主流議題,因此只聚集了幾百來人,成員也多是在日外國人與本土青年。種族話語的長年闕如,導致相關憤怒必須攀爬全球示威框架而生,到頭來卻也不過是曇花一現的街頭激情,難撼整體文化與制度結構。

「身土不二」的韓式種族主義

而在日本一旁的韓國,也存在類似的社會憤怒與困境。

韓國的認同特殊之處在於,其近代史主體有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拒斥日本入侵的基礎上,即以抗日的熱血澆灌共同體的根苗,由此開啟大韓民族的話語建構。二戰結束後,韓國的民族國家進程逐漸深化,在發展本土產業與建構國族的過程中,政府與財閥帶頭標舉「身土不二」的概念,成為近代韓國的排外基礎。

所謂「身土不二」,最早出自古代醫書《東醫寶鑑》,意指身體健康與土地無法兩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然而此一用語在受到商業與政治力收編後,逐漸成為民族與愛國情緒的表意語彙,衍伸出「身體與國土必須一統」的含意,換句話說,那些流動於韓國的外國人、進口商品,既是「來自異國之身」,自也就難與出自韓國本土的人與商品相提並論。

在商業場域上,多數韓國人偏愛國貨與國產食品,三星、現代與LG因此得以在國內市場站腳跟,進而遠征海外;比起相對便宜的美澳進口牛肉,昂貴的韓牛更受國人青睞,即便是傳自外界的炸雞,韓國人也偏愛在本土炸雞店購買;生鮮超市中,也是進口蔬果必須讓位本土農產品。長年以來,韓國商店貨物受韓企壟斷,沃爾瑪、家樂福等世界型連鎖店在韓國舉步維艱。

三星、現代與LG受益於韓國的愛國情緒,得以在國內市場站腳跟,進而遠征海外。圖為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AP)

而在人際交往上,韓國社會也湧動着排外的暗流。1949年國共交替的慌亂下,不少中國人逃往韓國避難,卻在當地遭遇嚴重歧視,不僅求職困難,也被阻絕於社交圈外。因此不少人只能待至兩岸政局平穩後,再尋回返機會,雖說用的身分已是「韓國華僑」,子女也多以韓語為第一母語,但在當地居民眼中,這些人永遠貼着「中國難民」的標籤。

此外,即便朝鮮與韓國皆宣稱要實現民族一統,但脱北者在韓國遭遇的歧視,其實並不亞於外國人。長年分隔導致雙方口音、用語出現諸多差異,許多脱北者因而在韓國社會格格不入,甚至發生獨居餓死多天無人聞問的事件。

直至今日,外來人口仍難以融入韓國社會,國家長年標舉單一民族的結果,便是導致了其他種族的失語。例如面對此次全美騷亂,韓國媒體多將報道聚焦在美國韓裔、韓企的損失上,而無多加探討引發暴動的根本原因。為此上街的人群雖有為黑人爭權的意識,卻也只是社會的邊緣一小角。

日韓的排外氛圍與種族歧視,有其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且長期缺乏本土反省。此次受美國議題觸動,引發街頭示威,雖難改長遠結構,卻不失為噤聲多年的驚天一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