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美國似乎距離各方的「傳統想像」愈發遙遠，與「民主」的聯繫也更加晦暗不明。對內，特朗普本人的爭議言行引發濫權批評；對外，不論是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又或是在《國家安全戰略》（NSS）中淡化民主推廣（democracy promotion），美國都似乎不再堅持傳統的意識形態角色，而是更加展露現實主義本質。毫無疑問，這種變化既會觸發「影響力流失」的擔憂，也會同時引爆內部反彈與質疑。

12月9日，知名美國政治學者蘇珊·海德（Susan D. Hyde）在台灣大學發表演講，講題「無約束的未來世界秩序：對民主制衡的攻擊與對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意涵」（The Unconstrained Future of World Order: The Assault on Democratic Constraint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Global Leadership），聚焦探討特朗普外交何以至此，又將如何影響美國與世界。當然，演講本身也是「傳統美式民主」與「特朗普崛起」的博弈體現，呈現了時代變局下的美國內部裂痕。

蘇珊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政治學系講座教授暨國際研究中心共同主任，曾在2012年榮獲國際研究協會查德威克·阿爾傑獎（Chadwick Alger Prize）、美國政治學會（APSA）比較民主化最佳著作獎、古斯塔夫·拉尼斯國際圖書獎（Gustav Ranis International Book Prize），以及在2019年榮獲卡爾·多伊奇獎（The Karl Deutsch Award）。

演講由台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暨台灣韌性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王道一主持，國家重點領域國際合作聯盟創新課程與人才培育計畫、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台大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聯合主辦，台大台灣韌性社會研究中心、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亦參與協辦。

圍繞演講內容，《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三篇，本篇為第三篇，聚焦美國退出民主與蘇聯解體的跨界共鳴。

美國退出民主的三大影響

在「特朗普2.0」削弱美國民主的基礎上，蘇珊進一步指出，這種現象就像曾經的重大歷史事件：蘇聯解體。「蘇聯解體改變了許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改變其他國家實踐反共的價值。換句話說，在國際體系中，反共變得不再重要。」

蘇珊表示，有些非民主國家雖然反共，卻因為蘇聯解體失去支持。「當然，解體也導致蘇聯對於許多結盟國家的支持消失。這種解體並非完全出於自願，而是與經濟實力的突然衰退密切相關，所以導致看似自願的政策轉變，與一般霸權的崩潰有所不同。」

蘇珊認為，蘇聯解體並沒有直接導致威權主義在全球蔓延，而是加速部分已經出現的趨勢，「如前所述，國內政體類型（domestic regime type）塑造了國際秩序；反過來，國際秩序又會強化國內政體的發展軌跡。」蘇珊強調，因此美國目前撤回對世界各地民主政體的公開支持，其實就是在為威權主義創造有利環境。這與蘇聯解體所帶來的系統性轉變遙相呼應。

蘇珊說明，美國撤回民主的情況主要發生在三個不同領域，導致的後果也略有不同。

首先是援助基礎設施（aid infrastructure）發生了巨大變化。蘇珊指出，許多國家雖對民主持開放態度，但缺乏技術能力或資金來實現民主化，以及組織自己的選舉，因此依賴美國的對外援助來開展其民主技術進程。而美國也為此每年花費約20億美元，「雖然不算巨額，卻仍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蘇珊表示，援助基礎設施的受損帶來許多影響，其中之一就是扼殺技術官僚的機構知識，這些人原本算是「國際公務員」（international civil servants），懂得如何向各國請求技術援助；同時，這種現象也切斷許多「公民社會相關網絡」（networks associated with civil society），包括存在於威權國家內部的組織，以及試圖在威權體制下爭取更多代表性的反對黨。

第二，美國在民主議題的角色也顯著減弱，包括對於民主推廣的外交支持急劇下降，「當然這也與技術支援、貿易基礎設施的減少有關，這些基礎設施曾將民主的全球價值與其他形式的國際利益聯繫起來。」蘇珊指出，這會降低各國、或具有某種專制傾向的領導人，繼續做表面功夫（keep up with the facade）的動力，也就是表現得看起來像個民主國家。

「而其中許多專制政權，過去曾是美國的對手，但現在看來，誰是盟友誰是對手似乎模糊不清，這取決於我們所掌握的資訊，也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資訊。」但蘇珊補充，即便這個問題能有一時答案，有鑑於當前美國政府的立場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答案顯然也不會永遠固定。

第三就是所謂「效仿問題」（the problem of emulation）。蘇珊指出，從當前世界的多數視角出發，美國的政治模式看起來並不理想，兩極分化和治理失敗正在降低民主的吸引力，因為這看起來並不是一個能讓多數人受益的制度。「而在對民主的質疑中，部分源自專制政權的過度宣傳，也就是鼓吹高效率的專制是一種能與民主競爭的模式，也是各方應該效法的模式。」

蘇珊表示，這也導致了新的反饋迴路（feedback loop）：美國退出自己作為全球民主倡導者的角色，從而減輕了專制政權偽裝民主、或至少採用民主作為制度外在形式的壓力。「而如果沒有支持民主的美國，國際組織就可能偏離民主軌道，二戰後建立至今的制度秩序也就搖搖欲墜，獨裁政權可能持續壯大，進一步強化全球民主所面臨的壓力。」

持續變動的國際體系

蘇珊指出，這種反饋迴路可能導致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至少在短期內，我認為我們正在目睹國際體系變得更加難以預測，且合作性更差。」

不過蘇珊也補充，指出美國不推廣民主，並不意味人們必須「戴著玫瑰色的眼鏡」（rose-colored glasses）來看待民主推廣，「你不需要對美國作為世界民主推廣者的角色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這甚至不意味美國在世界其他國家促成了民主化，在我看來，美國在遏制威權（constraining authoritarianism）的表現優於促成民主。」

蘇珊指出，最大的變化其實在於，當美國不採取在世界範圍內推廣民主的立場時，往往就會以更加陰險（nefarious）的方式大量干涉他國內政。許多國家的歷史都已證明這點，也就是美國試圖通過政變、支持威權運動以及扶植對美國友好的獨裁者，來鼓勵立場與自己一致的領導人上台。「因此，民主推廣其實就像一張毯子，保護世界許多其他國家免於美國更加公開的干涉主義、和更不民主的影響介入」。

蘇珊表示，回顧前述所說，從1990年代到2000年代，以及2020年代，其實是兩種類似的轉變。柏林圍牆倒塌與蘇聯解體、隨後的選舉與民主傳播，以及世界許多國家的民族獨立，都消除了民主的全球制衡力量，加速了全球民主化進程，形成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了2020年代，美國不再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推廣民主，這就削弱了民主的主要支持力道，加速了全球的「專制化」（autocratization）進程。

同時如前所述，資訊碎片化、政治兩極化、行政權力集中，都不是美國獨有的趨勢，而是許多國家同步發生的現象。部分原因在於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以及不斷變化的媒體環境。「那麼回到演講的開頭，這一切對國際關係理論有什麼影響？我對世界秩序的未來一直非常悲觀，卻也認為有必要明確指出，我們認為究竟是什麼在發生變化。」

蘇珊表示，如果美國總統制實際上不受約束，那麼美國作為一個強大民主國家所擁有的優勢，以及對於民主的重視，都將蕩然無存。「許多人認為，這正在削弱美國的世界地位，在我個人看來，這會對國際體系秩序的未來構成問題。我可能完全錯了，但我認為，在沒有軍事強大的民主國家作為核心的背景下，自由秩序的存續恐怕更難想像。」

蘇珊強調，如果美國解決公共財問題的能力下降，那麼世界秩序本身的衰落，也將同步導致解決公共財問題的能力下降，就像目前已經清晰可見的國際合作衰落。一些悲慘事件正在發生，卻幾乎無人問津，人們也對此關注甚少。

潮流能不能逆轉？

「那麼，時間可以倒流嗎？這一切只是因為特朗普掌權嗎？如果特朗普下台這一切還會繼續嗎？」蘇珊接著提到所謂「矮胖子問題」（Humpty Dumpty problem）。

《矮胖子》是一首英語童謠，講述一顆雞蛋坐在牆上的故事：矮胖子，坐牆頭，栽了一個大跟斗。國王呀，齊兵馬，破鏡難圓沒辦法。（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Dumpty together again）

蘇珊指出，這基本是在說，有些東西一旦破碎，就無法恢復原狀。即便未來的美國政府又恢復對於民主的支持，不論是對內堅守民主政策，又或是對外進行民主推廣，美國作為可靠國際夥伴的聲譽受損，可能都已難以修復；正如那些已被削減的對外援助，以及此被斷裂與摧毀的網絡，重建起來也都非常困難，甚至可能根本無法重建。

「我認為，在許多領域，人們對於美國可靠性的信任已經崩潰，而且很難恢復原狀，因為這源於美國選民的選擇。」蘇珊表示，這是美國人民投票選擇的結果，而這個國家已在某些方面展現了自己的偏好，且這些偏好在短期內無法改變。「因此，在缺乏制衡的未來中，美國將是動盪的根源，而非穩定的來源，我認為這可能是21世紀全球格局的根本性變化。」

蘇珊指出，整體來看，穩定（stability）、民主（democracy）、繁榮（prosperity），三者之間其實存在一定張力，而這些偏好如何排序，以及它們彼此的互動關係，將影響民主制度能否在世界許多國家繼續延續下去。「這三者曾經共處得不錯，那或許是個相對輕鬆的時代。」

蘇珊也提到，其他民主國家如何應對美國的變化，對於理解未來走向同樣至關重要。「我想快速引用一句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那就是：永遠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蘇珊指出，當前變化反映了，許多人對當下所處的2000年代、2010年代世界秩序有所不滿，並認為這種秩序實際反映二戰後仍在持續的一些問題，改革也因此迫在眉睫。「或許這是一個改革的契機，10年或20年後，當我們回首往事，也許會發現這是一個促成重大改革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