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1月高市早苗發言起，「台灣有事」風暴就在印太盤旋籠罩，並讓中美日都深陷其中。

表面來看，這場衝突是中日情結的當代展演，既牽動深沉的歷史因素，也雜揉敏感的台灣問題；但深入底層，其實觸發兩國對峙的真實結構，並不完全來自北京、東京的政治分歧，而是同時受到美國的印太戰略牽引。正因如此，這場風暴雖起於中日喧囂，卻是在經歷了三階段拉撐後，才逐漸形成吞噬印太的當前規模。

首先是第一階段的中日對峙。基本上，這一時期衝突就是日後升級的預演：11月7日高市早苗發言後，憤怒的北京從軍事、經貿、外交多管齊下，要求高市本人撤回發言；結果風暴核心的日本持續迂迴，既通過媒體營造「高市軟化」的弦外之音，又讓官員圍繞各領域反唇相譏，同時拋出修改「無核三原則」等新話題；而剛結束「習特會」的美國則是立場模糊，雖然只讓國務院、美國駐日大使格拉斯（George Edward Glass）出面發聲，卻也終究沒有配合北京施壓高市。最終，風波並未化解，對峙則更加山雨欲來。

接著就是11月24日習特通話開啟的第二階段。整體來看，習近平與特朗普（Donald Trump）溝通無礙，衝突似乎迎來和緩，但實際上，各方還是在某種戰略迷霧中自說自話，包括中美對於通話的各自表述，中方強調特朗普「理解台灣問題對於中國的重要性」，美方卻聚焦俄烏戰爭、中國將擴大購買美國農產品。當然，特朗普之後確實與高市通話，高市也以各種方式強調「政府立場未變」，但歸根結柢，這與北京要求的「撤回發言」還是存在一段距離，再加上中日又因《舊金山和約》再起爭執，美國也接連宣布對台軍售，基本上這段和緩更多是表面敷衍的虛應故事，而非息事寧人的戰略轉折。

於是就有12月初明顯升溫的第三階段。6日至7日，遼寧號航空母艦通過宮古海峽、進行戰機起降訓練，中日也隨後爆發「雷達照射」衝突，接著就是雙方各說各話的羅生門：中方表示遼寧艦演訓已事先通知日本，日方則稱「沒有收到足夠資訊」；中方指控日方戰機主動干擾演訓，日方卻表示事發期間中方拒接熱線，且日本戰機距離中國戰機尚有一段距離。雙方各執一詞、你來我往下，中日盟友的「火力展示」隨即登場：12月9日，中俄戰機飛越宮古海峽進行聯合演習；12月10日換成美日戰機聯合演訓，美國更在17日宣布111億美元的對台軍售，金額創下史上單次最高，背後用意不言而喻。

顯然，整個「台灣有事」風暴經歷各方相互升級，已從原本的中日口角，逐步擴大為籠罩印太的中美日拉鋸。

被現實挑戰的兩種敘事

而這種結果無疑挑戰事件初期的兩種敘事：第一，這是高市早苗的個人「狂飆」，既脫離國內共識，也缺乏美國支持；第二，美國已在「習特會」後確立「G2」框架，將尊重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勢力範圍」。從當前發展來看，現實既比這兩種扁平敘事立體，也遠比各種想當然耳複雜。

首先是高市早苗的行動基礎。平心而論，所謂高市「狂飆」或許不全是空穴來風，畢竟11月7日的「台灣有事」論述確實超出過往，日本內部也同樣不乏批評聲音，美國則更是取態消極，並未在事發之初明確支持日本。但以上種種「證據」，其實都有迴避不了的現實問題。

首先，日本政壇確有聲音批評高市、同時主張撤回發言，但觀察這些聲音來源，基本上絕大多數出自日本共產黨、立憲民主黨等在野勢力，而非執掌政權的自民黨內部；即便前首相石破茂表態反對，但作為自民黨內長期孤鳥，石破發言其實只能代表個人，而不能反映自民黨的真實立場。

倒是作為高市最大靠山的麻生太郎，基本是從11月開始多次表態「高市發言沒有問題」，以及曾是高市競爭對手的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也同樣公開強調「沒有必要撤回發言」，這些恐怕才是自民黨集體的真實立場，也是高市何以能夠抗拒壓力的底氣。換句話說，這次事件與其說是高市個人「狂飆」，不如說是自民黨主流與日本維新會的「有志一同」。

再來，美國的確在風波初期迴避表態，特朗普那句「許多盟國也稱不上是朋友」，以及11月24日的習特通話，確實都讓外界形成「美國不理、日本被棄」的印象。但是刮除這些表面泡沫，底層的美日同盟究竟是裂痕遍布、不堪一擊，還是牢不可破、隱約升級，答案恐怕就相當耐人尋味。

一來，特朗普確實在習特通話後致電高市，問題是高市至今也沒有如中方所願撤回發言，反而開始就修改「無核三原則」展開政黨協商、推進與那國島的導彈部署；二來，這段期間不僅日本完成「愛國者」導彈的首次對美出口、開始與菲律賓就出口「03式中程防空導彈」進行磋商，美國也接連宣布多筆對台軍售，甚至連特朗普本人都在12月2日簽署《台灣保證實施法案》。在習特已經通話的背景下，以上種種恐怕都不能解讀為美國壓制日本、降溫印太，反而更像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因此或許可以這麼說，不論高市的「台灣有事」發言究竟有多少即興、各界又事前知情多少，從後續發展來看，這次動作其實沒有受到美國與自民黨主流的強力校正，甚至是被以不同方式背書肯認。換句話說，即便高市發言有所「突破」，卻也顯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在日本保守主義回潮、美日軍事同盟升級下的更進一步，因此與其把高市定位成「突破禁忌的第一人」，不如說是「延續路線的繼承者」。

「令和尼將軍」的路線繼承

而這就恰好連結日本媒體對於高市的稱號：「令和尼將軍」，也就是活躍於鎌倉初期的女政治家北條政子。

回顧政子的崛起之路，基本是與丈夫源賴朝緊密相連：兩人的結合既是賴朝借北條氏起兵、創立鎌倉幕府的基礎，也是日後北條氏進佔權力核心、掌握幕府實權的起點。而政子之所以被稱作「尼將軍」，也正是來自這兩重政治權威：作為源氏之妻、北條之女，政子雖在賴朝去世後削髮為尼，卻也在身分轉換間實現了政治躍升，並在日後的承久合戰、伊賀氏事件發揮關鍵作用，成功確立北條氏主政鎌倉幕府、武士壓制朝廷的政治結構。

正因如此，政子雖在儒學風行的江戶時代名聲墜落，淪為與日野富子、淀殿齊名的「政治惡女」，卻還是被鎌倉幕府官史《吾妻鏡》讚為「統治天下如同西漢呂后」，日本史家也大體肯定政子的政治謀略，以及在接手賴朝事業、鞏固幕府體制的居功厥偉。

而毫無疑問，這也是日本媒體對於高市的期許與探問：在自民黨支持率衰退、日本經濟下行、印太格局變動的背景下，高市作為「令和尼將軍」，是否能為日本帶來穩定與成長？尤其2022年大河劇《鎌倉殿的13人》正好是以北條政子為主要角色、2025年又恰逢北條政子逝世800周年，這個探問有其時代意義與歷史重量。

不過在筆者看來，高市與「尼將軍」的更巧妙共鳴或許在於，政子當年接手幕府事業、確立武士長期掌權的歷史作用，其實也正如當前高市接班安倍志業，同時推進日本「再軍事化」的時代角色。畢竟回顧高市上任以來種種「突破」，基本都是安倍的曾經主張，包括自衛隊應有攻擊敵方基地的能力、解禁無核三原則、修改憲法第九條、增強釣魚島和沖繩群島的防衞部署，以及最知名的「台灣有事」論述。

因此，如果把高市比擬為「令和尼將軍」，那麼安倍晉三毫無疑問就是高市的源賴朝，是真正「突破禁忌的第一人」。不過這種現象的成形，其實並不完全受安倍一人調控，而是連結派系立場、權力集中、美國政策變化的「三位一體」。

首先是派系立場。眾所周知，自民黨是「自由黨」、「民主黨」的保守聯合，雖說兩支系統都主張再軍事化，但「自由黨」系統相對強調親美外交、漸進再軍事化，「民主黨」則主張民族主義外交、直接修改憲法第九條。就算兩黨已經共組自民黨多年，兩支系統卻從來涇渭分明：相對親美的「自由黨」系統基本唯美是從，相對右翼的「民主黨」系統則希望推進自身議程。

例如1956年的日蘇關係正常化，便由出身「民主黨」系統的鳩山一郎大力推動，原因之一就是不滿「自由黨」系統的吉田茂過度親美。從這個視角出發，安倍晉三也正是繼承鳩山一郎、祖父岸信介的「民主黨」系統底色，所以在修改憲法第九條、再軍事化上格外堅持，並對日後出身「自由黨」系統的首相岸田文雄多加掣肘。

再來就是權力集中。毫無疑問，安倍的長期執政、「官邸一強」都是日本政治的罕見現象。常理來看，日本首相往往要與各派閥「造王者」分享權力，並也因此易受政治聯盟擾動，很難維持長期執政；但安倍作為有力派閥領袖、在任時間最長首相，明顯不受前述規矩束縛，所以也更能實踐「心之所向」：在2014年通過重新解釋憲法、繞過直接修憲，允許日本在盟國受襲時行使「集體自衛權」，也就是採取軍事行動，接著又在2015年通過《日本和平安全法制》，正式解禁集體自衛權。

即便後續安倍因為健康問題，在2020年主動辭任首相，卻還是憑藉強大權力基礎持續影響政壇，包括遙控菅義偉、牽制岸田文雄，並在這段期間拋出「台灣有事」、「美日核共享」論述，攪動風雲直到2022年遇刺身亡。可以這麼說，山上徹也槍響瞬間，其實才是安倍二次執政的真正落幕。

接著就是美國政策改變。從某個視角來看，中日關係就像「新幹線」，只要中美之間沒有大地震，「新幹線」也就不容易出軌，面對台灣問題更是如此。例如1972年的中日建交，基本是在中美關係和緩、美日決定在兩岸間選邊北京的背景下，形成了聚焦中美日互動、淡化台灣問題的「1972年體制」。因此即便安倍已在2014年、2015年解禁集體自衛權，卻也終究沒有將「再軍事化」與「台灣有事」相連結，畢竟美國還沒真正點頭。

但經歷2016年開始的「特朗普1.0」，情況就明顯與過往不同：安倍的「印太戰略」主張與特朗普團隊一拍即合，並被後續的拜登（Joe Biden）政府發揚光大，美日同盟也在2021年迎來關鍵升級，確立了美日共同干涉台海的戰略基調。

首先是2021年3月，由安倍之弟、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與美國防長奧斯汀（Lloyd Austin）進行會晤，並在會後聯合聲明中提及「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岸信夫更強調「自衛隊與美軍共同協防台灣的議題，有必要在日後進行深度探討。」接著是同年4月，時任日本首相菅義偉與拜登在白宮進行會晤，會後於共同聲明中提及「我們強調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題」，是1969年後兩國首次在共同聲明提及台灣問題。

再來是同年7月，日本時任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發表講話，稱「台灣一旦出現重大問題」，對日本來說就是危及存亡的「存立危機事態」，可能行使受限的集體自衛權。接著就是2021年12月，由作為前首相的安倍在線上參與台灣智庫座談時正式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發展至此，曾經的「1972年體制」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美日共同強化軍事部署、面向台海嚇阻中國的「2021年體制」。

當然，這時安倍已經卸任首相，但如前所述，首相對「造王者」讓渡權力是日本政治常態，尤其面對安倍這種實力強大、卸任後更加「做自己」的特殊存在，菅義偉基本是被安倍一手遙控，同時受到安倍之弟、防衛大臣岸信夫的擠壓；進入岸田文雄時期，出身親美「自由黨」系統的岸田雖然反覆強調，「許多言論是安倍先生的個人主張」，但他同樣無法抗衡來自美國的要求，所以不僅在任內積極推動「四方安全對話」（QUAD），也在2022年12月通過了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量整備計畫》（簡稱安保三文書），強調日本將致力於擁有對敵攻擊能力，並在未來5年大幅增加軍事開支，更在2023年修改《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允許授權生產的武器成品可出口至原授權國（如美國），而非僅能出口零件。

因此，如果要追溯日本「再軍事化」的真正起點，作為派閥領袖與強悍首相、大力推動「2021年體制」的安倍，毫無疑問是關鍵；反觀高市上任以來種種爭議言行，雖然引發新一輪中日緊張、看似「冒天下之大不韙」，其實都沒有背離「2021年體制」的發展方向，反而是對美日共同路線的延續，也是她與「尼將軍」時隔800年的意外呼應。

美國想要什麼樣的印太

當然，這就會牽引出另一個問題，也就是前述被挑戰的第二種敘事：如果美國無意改變「2021年體制」，那麼究竟要如何理解特朗普更早的「G2」發言，以及對於中日衝突的迴避表態？說得更直接，「2021年體制」、口號上的戰略收縮、持續進行的中美博弈，到底要如何共存於當前美國的印太戰略？

平心而論，混亂現實或許就是最好答案。這點在早於「台灣有事」風暴、至今懸而未決的俄烏停火博弈上，其實已經體現得相當明顯。

整體來看，美歐俄烏對於安全保障、領土問題的分歧，是停火談判的兩大難題；但真正導致分歧無限延續、反覆出現的關鍵，其實還是美國內部的多頭馬車與雜音紛陳。

首先，特朗普明顯好大喜功，只求停火不管協議內容，所以在談判上冷淡原本負責烏克蘭事務但被莫斯科批評「過度親烏」的凱洛格（Keith Kellogg），以及被認為本色偏屬「傳統戰略派」的國務卿魯比奧（Marco Rubio），轉而重用親信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

但如此「強渡關山」的後果，就是威特科夫談出的「28點和平計畫」不只被歐洲批評，也不受美國內部承認，原本被邊緣化的魯比奧更是借此重回舞台，將方案帶到日內瓦與烏克蘭代表團討論，隨後進行刪減修訂；威特科夫本人則隨後被爆出「指點普京（Vladimir Putin）推銷方案」的錄音，策動方顯然意在削弱威特科夫與「28點」的正當性。最終，停火協議在美歐之間反覆刪改，早已不復「28點」的原先面貌。

而這也無疑對俄羅斯構成挑戰，也就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與誰談判：威特科夫反覆出沒、來來去去，卻似乎迷失在國內政治的迷宮裡；魯比奧的戰略派底色無疑讓對話難有進展；特朗普本人則似乎已經遠離方案細節，只想在最終簽署階段刷存在感，宣稱自己又停下一場戰爭。

總之，美俄互動看似一路絲滑，其實總是缺乏明確對話。莫斯科以為能從特朗普處獲得某些書面保證、正式成果，但實際上，美國既無法滿足莫斯科所求，也無法強硬壓制歐烏，結果就是放任停火協議宛如黏土，隨著不同人經手不斷變形。

而這似乎也是中美面對「台灣有事」風暴的當前狀態。表面來看，中美元首溝通無礙、取得共識；但實際上，美國的多頭馬車還是各自奔跑，美國駐日大使、國務院與總統似乎不在一個頻道上，結果北京雖與特朗普保持接觸，卻好像不是真的在與美國打交道。

歸根結柢，國家是一部複雜機器，總統或許能夠「做自己想做的」，卻未必能真正為所欲為，這點在「特朗普2.0」尤其明顯：面對俄烏停火，特朗普只求速成，結果就是面臨歐洲、烏克蘭、大西洋主義者的共同牽制；再看「台灣有事」風暴，特朗普以穩定中美經貿、為2026年訪華營造友善氛圍、爭取期中選舉不輸為最高目標，卻無法阻止美日軍事同盟升級、武裝第一島鏈的既定趨勢。

當然，這也可能是某種「鬥而不破」的「角色分工」，也就是戰略派負責「鬥」，作為吉祥物的特朗普負責「不破」；又或許在特朗普的邏輯內，這些分歧也不過是「無關緊要的細節」，最終一切都會船到橋頭自然直。但無論如何，魯比奧的19日發言已經道盡這種「左右開弓」：美國將深化與日本的夥伴與同盟關係，同時也會尋求與中國合作的可行空間。

而這句話雖然被許多分析詮釋為「魯比奧跪了」，但在筆者看來，這反而是揭示印太「新冷戰」的複雜性：美國雖然持續武裝盟友，卻不會停止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但即便與中國存在經貿合作，美國也不會停止武裝印太；印太各方則將長期處在選邊壓力中，設法求取平衡。

這就與曾經的美蘇冷戰相當不同。以被鐵幕割裂的東西歐為例，有鑑於美蘇政經壁壘分明、軍事幾乎形成楚河漢界，雙方其實沒有干預彼此勢力範圍的強大需求，而是能夠相對平順地劃分勢力範圍。

但面對當前地緣緊張、經濟互賴的複雜印太，中美似乎就陷入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雙方都在區域投入大量資源，競標目標國家的戰略依附，雖說這麼做未必能完全收效，但自己不出價的結果就是被對方趁虛而入，所以雙方只能不斷提高投入，最後也因此形成昂貴均衡。

其中，中國優勢在於市場、消費力、供應鏈與基礎建設，因此能以各種經濟工具施加影響力，例如過去制裁澳洲紅酒與煤炭、在台灣大選前夕停止採購水果、在兩次對美貿易戰打出大豆與稀土牌，以及這次對於日本水產與觀光的施壓，目的都是希望影響被施壓方的政治決策、削弱其政治能量。不過從結果來看，排除稀土這種特殊案例，經濟工具其實不是必殺技，不會在所有案例奏效，甚至可能促使被施壓方「降低依賴」，導致籌碼的逐漸失靈，例如日本水產與台灣芒果。

而美國的優勢則毫無疑問是軍事，除了駐軍與美軍基地，還包括軍工合作、部署導彈、簽訂盟約，例如持續升級的美日軍事同盟、在今年解禁核潛艇的美韓軍事同盟、不斷升級導彈部署的美菲軍事同盟，以及被視作美澳未來50年「戰略聯姻」的AUKUS。但這種隱然的「北約化」趨勢同樣存在弱點：如果沒有美國帶頭，各國面對中國的經貿與市場工具、不斷發展的海軍、強大的導彈能力，基本很難真正實踐圍堵，而是更可能自行其是、與中國維繫關係，甚至就算美國帶頭，也不能完全阻斷這種傾向。

這或許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美國格外重視日本，並將美日軍事同盟升級作為印太戰略主軸：關鍵就是歷史問題導致的中日心結，並沒有因為兩國建交真正化解，而是會因各種情境反覆炸裂，這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雙方的距離感與關係不穩定，也確保了日本不會聯中抗美，美日同盟為此能夠長期牢固，美國也因此敢於擴大戰略挹注，即便進入「特朗普2.0」也是如此。

早在這次「台灣有事」風暴前，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就在10月與美國戰爭部長赫格塞思（Peter Hegseth）舉行會談，協調強化美日軍事同盟的具體政策。當時，小泉已向美方傳達，日本防衛費提升至GDP 2%的進程將從2027年提前至2025年，日本內部也正在討論「安保三文書」的修訂內容，同時對駐日美軍司令部將重組為「統合軍司令部」，以此對接日本3月成立的統合作戰司令部，提升兩國部隊的指揮作戰能力表達歡迎。更重要的是，美日雙方還針對強化九州地區和沖繩群島的防衛體制達成共識，表示「擴大美日在西南區域的共同訓練」是強化美日同盟的最優先事項。

顯然，這種趨勢沒有因為「台灣有事」風暴而停止。當然，美國強化武裝第一島鏈，並不等於台海衝突必然介入，正如北約第五條的啟動，也同樣要經成員國集體協商。只是現實發展也無疑證明，即便特朗普喊出戰略收縮與「G2」，升高軍事嚇阻都是美國經緯印太的既定戰略與實際操作，而這也是美日「2021年體制」得以持續至今的基礎，也是高市早苗拒絕撤回發言、對華服軟的關鍵底氣。

由此回顧「1972年體制」的消亡，不禁讓人聯想2005年的電影《甲賀忍法帖》（又譯《忍》）。這部作品源自山田風太郎的同名小說，描述兩大忍者集團捲入政治鬥爭的殺戮情仇，只是不同於小說的殉情結局，電影選擇了大膽改編：為求德川家康網開一面、停止殲滅雙方族人，男主角選擇犧牲性命，女主角則在德川家康面前親手戳瞎雙眼，毀去乘載自身忍術的瞳孔，最終換得家康一絲憐憫，兩族村落得以保全。

80年前發動侵略並戰敗的日本，其實也就面臨類似處境：如果不自廢武功、禁絕再侵略的可能，就無法在美國監管下生存，同時難以取信遭遇浩劫的周遭國家。不過這個情境的反面也就預示，如果沒有家康的炮火施壓，男女主角絕無可能走向這種結局；同理，一旦美國需求改變，日本的和平憲法存續也就成為未知，這個道理從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停止對日「公職追放」、基於反共需求資助立場保守的自民黨稱霸日本政壇，再到「2021年體制」下鬆綁對日軍事束縛，基本一以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