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戰爭從炸裂到僵持的過程中，土耳其的角色雖不如主要斡旋的巴基斯坦搶眼，也不像海灣國家受到猛烈波及，更不似以色列張牙舞爪，卻始終在戰爭當中扮演角色。

首先是2月28日戰爭爆發當天，土耳其迅速表明立場：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強烈譴責美以侵犯伊朗主權，同時宣布關閉領空，拒絕美軍的借道攻擊，並對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的去世表示哀悼。但與此同時，安卡拉也譴責伊朗對於海灣國家的大規模攻擊，表示這種作法「極其錯誤」且「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都難以接受」。顯然，土方的動態正如外長費丹（Hakan Fidan）所說：土耳其雖反對這場戰爭，卻也並非任何一方的盟友。

而後伴隨戰火持續升級，土耳其的「不選邊」開始轉化為積極斡旋，例如費丹就在利雅德、阿布扎比、多哈、德黑蘭和華盛頓之間的反覆穿梭外交，既敦促海灣國家保持克制、不要加入對伊朗的戰爭，也設法說服伊朗停止攻擊。

到了3月29日，這種斡旋努力更加檯面化：土耳其與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四國外長齊聚伊斯蘭堡，希望推動華盛頓和德黑蘭進行直接對話，同時設法彌合15點與5點停火條件的差距。4月7日美伊宣布臨時停火後，雙方在巴基斯坦的談判不歡而散，但巴基斯坦、土耳其依舊持續斡旋，例如費丹就在19日表示，即便美伊雙方存在分歧，卻都有意願繼續進行對話，停火時間需要延長。

雖說從後續發展來看，美伊談判的僵局遠未消散，戰火卻也終究沒有復燃，土耳其則始終維持「在場」。例如4月29日，土耳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發言人切利克（Ömer Çelik）便表示，停火雖已達成，但在伊斯蘭堡的談判進展得不盡人意，「我們認為，在伊斯蘭堡的談判應當具有建設性，而停火也應發展轉為持久和平。」

可以發現，土耳其的戰爭立場已從簡單的騎牆觀望，轉為經過深思熟慮的謹慎介入，並在緩和局勢的同時持續彰顯影響力。而之所以會有這種轉變，當然與戰爭對於土耳其、乃至區域秩序的影響有關。

戰爭為土耳其崛起創造機會？

首先觀察戰爭本身對於土耳其的機遇。基本上這或多或少解釋了，土耳其何以在衝突之初選擇觀望，而非一如巴基斯坦積極斡旋。

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伊朗被迫釋出的權力真空，或許可供土耳其逐鹿擴張。畢竟長期以來，伊朗都是土耳其爭奪區域影響力的重要對手，敘利亞就是顯著案例：2023年加沙戰爭爆發後，以色列開始偕同美國系統性削弱「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由此導致2024年的敘利亞變天，土耳其、海灣國家、以色列則隨後填補權力真空，讓原本做為伊朗、俄羅斯附庸的敘利亞，逐漸成為親美的阿拉伯國家，如今看來黎巴嫩也可能是下一個。

無論如何，土耳其儼然成為後阿薩德（Bashar al-Assad）時代的敘利亞要角。如果伊朗因為戰爭持續衰弱，類似動態其實也可能在伊拉克、南高加索地區重演，土耳其的影響力可能因此大幅擴張。

再來，海灣國家受波及的衝突外溢，也為土耳其帶來意外機遇。

第一，有鑑於海灣各國與伊朗的關係惡化、和解進程嚴重倒退，以及美國安全保護傘的力所不及，海灣未來的「再軍事化」進程可能更趨多元，而土耳其也正好能夠大展身手。

關鍵在於，土耳其其實已經在海灣扮演一定角色：土耳其在卡塔爾設有軍事基地；阿聯酋也與土耳其簽署了《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沙特、阿聯酋則是土耳其主要的軍備採購方；安卡拉也正在與整個海灣合作委員會（GCC）集團就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此外，土耳其的國防工業能力、北約成員國身份和地緣戰略縱深，也都有助擴大與海灣的戰略和經濟聯繫。

因此，如果土耳其能夠利用戰爭變局推進戰前趨勢，也就是安卡拉與海灣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聯繫，其實強於其他區域行為者，那麼土耳其或許就能將正在形成的聯盟轉化為包含防禦條約、一體化防空和導彈防禦、聯合軍工生產、共同外交戰線的制度框架。如此一來，伊朗戰爭標誌的，或許就是新海灣秩序的開端。

第二，土耳其顯然也想利用海灣國家被襲擊的背景，盡可能吸引有意避險的企業、躍升為中東新投資重鎮。埃爾多安的姿態尤其明顯，既在3月表示將提高土耳其的競爭力，更直接在4月宣稱，「正如在疫情期間，我們也堅信這場全球危機將為我們國家打開新的大門。」

當然，從客觀視角出發，伊斯坦堡確實擁有不少優勢，特殊的地理位置尤其重要：以伊斯坦堡為起點，只需要4小時飛行，就能覆蓋約13億人口和30萬億美元的經濟體。但從現實條件來看，伊斯坦堡要與迪拜等樞紐城市展開競爭，其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關鍵在於，從2018年金融危機爆發起，土耳其經濟就持續受到通脹與貨幣貶值影響，再加上經濟政策的不可預測性、政治不穩定、法律不確定性、官僚主義盛行，這些難解障礙無疑都會削弱土耳其的吸引力。

因此，雖有部分企業考慮將伊斯坦堡作為海灣以外的替代營運中心，但考量現實種種，土耳其所能承接的或許相當有限。不過即便如此，這對剛經歷金融危機震盪的安卡拉來說，或許也是不無小補的意外紅利。

戰爭持續有什麼風險？

但如果戰爭持續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土耳其也就無需穿梭斡旋，更不必參與沙特、巴基斯坦、埃及的四國集團。顯然，土耳其有非介入不可的理由，因此斡旋行動最終壓過了機會主義。

其中最直接的，當然就是長遠的經濟願景外，相對迫切的短期經濟衝擊。如前所述，土耳其經濟飽受高通膨和經常帳赤字困擾，油價持續上漲無疑會讓情況雪上加霜。雖說根據土國能源部數據，土耳其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程度僅為10%，尚屬「可控範圍」，但是油價每上漲1美元，土耳其每年的能源支出就會增加約4億美元。顯然，伊朗戰爭正嚴重衝擊土耳其經濟的基本面，尤其土耳其近年的年通脹率都徘徊在30%以上。

而如果戰爭導致的能源危機持續，埃爾多安政府就必然面臨與日俱增的民意壓力，遏制物價上漲恐怕會成為當務之急。這點在土耳其可能於2028年舉行總統大選的背景下，又讓政治前景更加混沌不明。當然，埃爾多安任期已滿，理論上並沒有連任壓力，不過有鑑於這位強人已經掌權20年，各方普遍預測其會設法推動修憲，解開阻止連任的制度束縛，繼續參與下次大選。這就讓埃爾多安還是不能徹底無視民怨。

再來，一旦戰爭導致伊朗政權崩潰、或是走向長期地面戰，土耳其首先要接收的，或許不是從海灣國家外逃的資本，而是來自伊朗的大規模難民，畢竟兩國不僅直接接壤，還共享長約500公里的邊界。且經歷更早的敘利亞內戰衝擊，土耳其境內至今仍收容超過300萬的敘利亞難民，雖說這一群體能為土耳其提供勞動人口、創造經濟效益，卻也無疑會對基礎設施與社會結構帶來巨大壓力。

正因如此，土耳其近年反覆與歐盟磋商，希望降低潛在的難民危機風險，包括2016年起，歐盟已撥款超過100億歐元支持土耳其境內的難民和收容社區，雙方合作範圍更涉及庇護制度、邊境管理與移民治理。因此，對土耳其決策者而言，難民危機已不只是人道問題，更關乎國家安全、對歐關係。這點在伊朗難民危機規模可能高於敘利亞的背景下，顯得格外銳利。

再來，伊朗戰爭也可能進一步催化庫爾德問題。眾所周知，土耳其始終視庫爾德武裝為邊境的直接安全威脅，且庫爾德人分散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四國而居的現象，更讓安卡拉格外關注周邊安全情勢，並且成為過去進軍敘北的一大考量。

而套用在這次伊朗戰爭的情境上，雖說伊朗的庫爾德斯坦自由生活黨（PJAK）與土耳其認定的恐怖組織庫爾德工人黨（PKK）存在組織連結，但前者其實對於發動地面攻勢相當謹慎，原因就是美國始終沒有真正派遣地面部隊，這就導致伊朗的庫爾德武裝不願響應特朗普（Donald Trump）號召；再加上土耳其同樣強烈反對，最終美國似乎是擱置了動員庫爾德武裝的選項。

但如果戰爭持續升級，美國、以色列決定對伊朗發動地面戰，那麼庫爾德武裝無疑會是有用的合作對象，這就可能催化土耳其的深層戰略焦慮。關鍵在於，如果伊朗境內出現類似敘利亞、伊拉克的現象，也就是成立持久的庫爾德自治實體，甚至伊朗政權的垮台有部分來自庫爾德武裝推動，從而引發庫爾德武裝在整個中東更廣泛的政治動員，土耳其或許就會被迫在伊朗戰場重演敘利亞模式：直接派兵打出緩衝區。

因此以上種種，都是導致土耳其放棄觀望、走向斡旋的重要關鍵。而這種姿態變換，與其說是要締造和平，不如說是為了先發制人，目的就是防範一系列風險疊加發酵，包括經濟崩潰、國內動盪、難民危機、庫爾德武裝捲土重來。可以這麼說，從安卡拉的視角出發，當務之急不僅僅是結束戰爭，還要介入其中、左右走向，才能確保伊朗衰弱不至於轉化成土耳其的戰略挫敗。

土耳其如何在伊朗戰爭後前行？

由此展望「後伊朗戰爭」的中東局勢，短期之內，外交進程還是可能圍繞核限制、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反覆僵持，形成互有提案、反提案的局面。而土耳其作為四國集團的一員，可能會通過人道主義援助、衝突降級和加強聯盟防禦，來遏制事態發展、避免戰火復燃。

不過有鑑於從加沙戰爭到伊朗戰爭的一系列衝突，已經大幅削弱德黑蘭的過往影響力，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長期不睦也因此浮上檯面。例如伊朗戰爭爆發不久後，以色列前總理貝內特（Naftali Bennett）就公開警告稱，土耳其正在組建一個「類似於伊朗的軸心」，以色列必須做好準備；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則提議與希臘、塞浦路斯、印度等國共組「六邊形」聯盟，以對抗所謂「激進遜尼派軸心」；以色列前防長加蘭特（Yoav Gallant）也表示，土耳其是最有能力填補伊朗遺留的權力真空的中東國家。

簡單來說，由於以色列的霸權主義並非通過平衡實現，而是通過反覆主導來獲取安全，因此在伊朗實力大減的當下，土耳其就成為特拉維夫視角下，唯一擁有挑戰以色列的軍事能力、經濟實力和意識形態影響力的國家，包括奧斯曼帝國的文化遺產、北約成員國身份、二十國集團成員國地位、蓬勃發展的國防工業，其實都讓以色列視角下的土耳其，深藏比伊朗更加強大、更具長期競爭潛力的戰略風險。

因此，伊朗戰爭的政治終局，其實會對土耳其、以色列博弈構成變數。也就是如果戰後伊朗油溫和派掌權，甚至走得比伊朗核協議更極致，選擇與華盛頓和特拉維夫修好，那麼以色列不僅能夠消除競爭對手，還能在地中海至中亞間建立一條以色列-美國戰略走廊，來更大程度壓制土耳其的對外影響力；但如果戰爭沒有導致伊朗政壇出現大規模轉向，土耳其便或多或少能夠維持原有博弈位置，無需面對以色列過於強勢的威壓。

這或許也是土耳其之所以斡旋停火，希望戰爭降溫的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