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裸戰・四|預感台灣有事 美國正面臨攤牌的決擇

撰文:黃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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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新聞「中美裸戰」系列文章共七篇,本篇為第四篇。茲授權轉載。

從特朗普右翼執政到拜登新政府時期,台灣牌始終被美國抬得很高,説明美國國內對於如何應對台灣問題也到了一個決策的臨界點。美國國安、軍方及外交職能已明顯感覺到台海可能會生事。而美國內部的政治結構也會不斷放大台灣問題,逼迫美國自己先攤牌,並儘早做出決策。

美國右翼、左翼將台灣持續推向前台,甚至在戰略模糊和戰略清晰之間來回搖擺。這一方面和中國在台海的佈局與發力有關,美國新政府需要做點什麼、以示回應,助力所謂的亞太或印太戰略的制定;另一方面,美國主動加大同中國全面激烈競爭,必然會利用好台灣這張牌或者籌碼。只不過,兩黨或不同勢力對這張牌的理解和運用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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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共和黨內部,特朗普這一派側重以交易的眼光看待台灣,而以庫什納這樣的温和派則注重務實手段處理美台關係,以蓬佩奧和柯頓為代表的極端保守派則更注重意識形態,將台灣視為開展對華新冷戰的前沿碉堡。民主黨政府方面則更注重價值觀外交,將台灣納入圍堵中國的民主同盟體系之中,甚至將其視為日韓那樣的戰略「支點」。

但無論什麼原因,決定美國對台行為與政策的關鍵因素還是美國國內的政治結構以及其在台海問題上的推波助瀾,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政治結構

即權力制衡,主要體現在國會和白宮的外交權力之爭。這是二戰以來就存在的老話題。國會掌控錢袋子的同時,也一直希望同掌控外交的行政機構爭奪外交話語權。拜登政府和當前國會的「兩權之爭」或「兩權制衡」當中,台灣只是兩權鬥爭的多個外部話題之一,並非實際的利益所在。而在華盛頓跨黨派對華強硬的共識當中,台灣佔據絕對大的比例。

2021年4月,台灣總統蔡英文與美國國會議員越洋通話,她邀請任期即將屆滿的民主黨籍、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主席安格爾(Eliot Engel)於疫情趨緩後到訪台灣。(Twitter@蔡英文)

有些議員為了積累個人在特定領域的外交資質,或者體現自己的權力存在,就會通過立法手段加大對白宮的制衡。白宮若淡化或忽視美台關係,他們就會站出來批評白宮對華示軟、拋棄民主價值觀原則。反之亦然。白宮若過於挺台,或者因為台灣犧牲美中關係,也會有議員站出來表達質疑或反對意見。

就當前而言,台灣仍是國會和白宮、驢象兩黨團結彼此的工具,國會共和黨人也在盯着拜登政府一舉一動,若白宮對中國稍有鬆懈,或者弱化美台關係,就會被共和黨抓住把柄。這也是布林肯延續蓬佩奧政策的主要原因。

政黨政治

兩黨政客爭相利用台灣這一籌碼,助力打中國牌。因為這樣做在國內能夠給他們帶來好處。其中包括台灣對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的金錢遊説,以及個別政客出於選舉利益,挺台批中。前國務卿蓬佩奧和前聯合國大使黑利高調會見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並且醖釀訪問台灣,主要目的就是為各自2024年參加大選做準備。

蓬佩奧在4月11日分享了一邊下西洋棋一邊吃台灣鳳梨乾的生活照。(Twitter@Mike Pompeo)

這種性質的挺台是有一定政黨偏向性,或者説是選舉政治的一種延伸和體現,並非代表美國關心台灣,也非將台灣視為盟友。蔡英文政府對特朗普時期官員和拜登政府官員接待蕭美琴倍感鼓舞,但她們忽略了美國「挺台」背後的的另一層意思:抗中。挺台只是手段,抗中才是目的。

民意引導

無論是台灣,還是美國,都存在單方面的輿論誤導或意識形態宣傳。民進黨執政後,也存在對異己輿論的打壓。在美國,假新聞和虛假宣傳更為嚴重,不但激化黨爭、撕裂社會,而且影響了兩場大選,導致美國民主選舉的公正性持續受到質疑。而這種氛圍又不可避免地誤導了美國民意。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21年2月1日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在台灣問題上,近年來支持美國軍事保護台灣的民眾支持率大幅上升,從2014年的26%上升至現在的41%。2021年3月4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首次將台灣納入有關中國話題的民意調查中。結果顯示,多數美國人認為中國大陸和香港及台灣的緊張關係屬於不太嚴重的問題。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這是非常嚴重的地緣政治問題。

5月份中國軍方公布最新的針對台灣的登陸演習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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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皮尤民調和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民調結果,美國人並不是關心台灣,也不支持對台軍售。其中,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2019年的民調顯示,多數美國人(61%)反對向台灣出售武器。但是,兩種民調均發現,美國民眾更多對中國地緣野心感到擔憂。

也恰好是美國民眾對中國地緣政治意圖的擔憂促使美國政客繼續利用台灣,強調中國的地緣政治威脅。這就是美國政客誤導、影響民意的一種方式。

軍工利益

和中國堅持的「一中原則」不同,美國堅持的「一中政策」包含了列根時期的對台六項承諾和美國國會通過的《與台灣關係法》。該法是當年卡特政府推動美中建交時,國會推動通過,當時年輕的拜登也曾投票支持,主要是出於台灣自我防衞。但這種軍售已經逐漸演變為一種軍工利益的擴張或經濟賬。台灣花大價錢從美國更新武器,有些反而買進的是過時的武器。

另外,美國軍方考慮到軍工商利益,或者為了施壓國會增加軍事預算,也會宣揚中國大陸對台威脅。也就是説,美國國安及軍方系統關注台灣,説到底還是是錢的問題,也就是軍事預算是否到位。正如歐漢龍(Michael E. O'Hanlon)近日的一篇文章所説,美國即便對台戰略清晰,承諾防衞(defend)台灣,也不一定會兑現承諾,關鍵要看能否對中國形成一種全面經貿封鎖。還是一個經濟戰略的問題。

正是以上四個方面的利益抉擇逼迫美國更多地將視線轉向台灣,改變既有政策,醖釀新的對台政策。這種新的政策不光是國會施壓通過涉台法案,更多可能是行政機構出於和中國全面激烈競爭的需要,在制定亞洲戰略或對華戰略時,一次新的政策調整。

但也恰好是這四個內部因素的影響,導致美國立法者和決策者不可能真正意義上顧慮台灣自己的利益。它們不只讓台灣問題越來越成為中美衝突最有可能的導火線,也把台灣更加推向戰爭前夕的風口浪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