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政策分析】特區政府提出一系列律修訂建議，包括擴闊強姦罪範圍、為「同意」性接觸訂立法律定義，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月初結束。過去兩年（2024至2025年），警方接獲145宗強姦個案，檢控84人，33人被定罪，相當於定罪率接近四成。相比之下，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經審訊後的定罪率大約是六成。單從數字來說，強姦案件似乎較難定罪，或者說定罪門檻較高。箇中原因，普遍認為在於「同意」。

《刑事罪行條例》第118條是強姦罪。構成犯罪的三個條件包括：

（一）被告與當事人發生了性行為；

（二）性行為發生時，當事人沒有同意；

（三）性行為發生時，被告明知對方不同意，或者罔顧對方是否同意。

第一及第二條件涉及犯罪行為（actus reus），第三條件屬於犯罪意圖（mens rea）。英國上議院1976年在摩根案（DPP v Morgan）指出，由於犯罪條件包括被告明知或岡顧當事人不同意發生性行為，所以如果被告真誠地以為當事人同意，即使陪審團認為他的信念並沒有合理理由，被告亦不具備犯罪意圖，因而不構成犯強姦罪。

真誠地相信　哪怕錯誤、不合理

強姦罪——正如絕大多數刑事罪行——的被告被假定無罪，舉證責任在控方。也就是說，被告毋須自證清白，而是控方要證明被告當時明知或罔顧對方並不同意，並且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香港司法學院編制的《陪審團指引》提到，即使被告只是「有可能」（may be）真誠地相信當事人同意發生性行為，陪審團就必須判被告無罪。

錯誤但真誠地相信，是不少被告脫罪的關鍵。

在黃盛中案（1999年），上訴庭引用摩根原則，強調要考慮的是被告是否真誠相信（genuinely believing），不管是否基於錯誤或者不合理的理由。

在馬堅耀案（2008年），由於被告與當事人曾經是性伴侶，並且發生過非一般的性行為，上訴庭因此認為，必須指引陪審團考慮被告有沒有可能真誠地相信對方同意。

在張學文案（2010年），被告與當事人在案發前的通訊親匿，案發當日亦有親密行為，上訴庭因而認為被告有可能誤以為對方同意發生性行為。

在不少案件中，由於原審法官沒有指引陪審員考慮被告「真誠地相信」的可能性，達致定罪的裁決因而有欠穩妥，被告上訴得直。

隨着法改會於2019年及2022年先後發表《檢討實質的性罪行》 報告書以及《性罪行檢討中的判刑及 相關事項》報告書，政府上個月發表《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諮詢文件》。修例建議包括將強姦罪的「同意」定義為：

任何人如：

(a) 有行為能力對性行為給予同意；及

(b) 自由地和自願地對性行為給予同意即該人對該性行為給予同意。

列舉情況　推定不同意

更重要的是，《諮詢文件》建議在法例內列明一些受害人沒有同意的情況，包括如果當事人沒有口述或透過動作給予同意，會被視為不同意發生性行為。與此同時，《諮詢文件》強調「控方仍須證明被告知道受害人不同意與他進行性行為，或被告並非合理地相信受害人同意與他進行性行為」。換言之，被告仍然假定無罪，舉證責任在控方。正如大律師公會所指出，若然出現「被視為不同意」的情況，這並非不可推翻的推定，而是屬於證據推定，辯方可以舉出證據以推翻指控。

針對被告「真誠相信」的問題，《諮詢文件》建議規定：

(a) 控方必須證明

(i) 申訴人不同意，以及

(ii) 被控人並非合理地相信申訴人同意；及

(b) 信念是否合理，必須在考慮所有有關情況後而予以裁定，有關情況包括被控人為確定申訴人是否同意而採取的步驟。

現時被告的誤解即使不合理，也可以聲稱沒有意圖強姦，但「合理地相信」改變了定罪門檻。如果陪審團在考慮所有情況（包括被告有否嘗試確認當事人的意願）後，認為被告當時以為對方同意發生性行為的信念是完全不合理，被告的犯罪意圖即可以確立。雖然不變的是，被告毋須自證信念合理，而是由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的信念不合理。畢竟正如大律師公會所強調，性罪行往往發生於一對一、無第三者在場的情況，被告難以舉證反駁，修例只能在保護受害人與保障被告的權益之間尋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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