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工廠重建】製文件繩半世紀 前景未明 視障父子披工運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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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義豪失明後,大半生在盲人工廠裡跟機器度過,後來小兒子永生出生後患弱視,在他腳邊抱著機器成長。一個又一個拉動綠繩、踩下啤機的清晨和午後,智障人士、盲人和精神病康復者,製作一批批綠色的文件繩、紙品和衣服,送抵政府部門和社福機構。

但這幢有56年歷史的香港盲人輔導會工廠暨庇護工場將要重建,前景未明、過渡安排不善⋯⋯令單義豪想起1968年盲人發起的一場工潮——當年100多個工人要求工廠支出穩定月薪,保障工人生活,那年他27歲。他沒想過78歲的自己,會因為擔心工廠消失,而要再披上工運戰衣。不同的是,在半世紀後,今次父子兵一同上陣抗爭。

(【盲人工廠重建】專題系列報導之一)

單義豪在工廠工作和生活大半世,想不到兒子單永生也和工廠難以割離關係——他們在此成長、與伴侶結緣,在此找尋殘障人士的尊嚴和自主。(林振華攝)

患麻疹導致失明

單義豪幾歲大時,戰爭將近尾聲,他患麻疹導致看不見,逐漸感知不到光暗。在盲人學校畢業之後,他不知往哪裡去。他知道有盲人流連街上乞討,每星期會去油麻地領白米、腐乳等食物補助。

同樣看不見的朋友跟他說,他無親無故,該想想將來生活。1956年,香港盲人輔導會成立,為視障人士提供職業培訓,1963年經賽馬會撥款正式在九龍城木廠街設亞洲首間盲人工廠。單義豪1958年加入工廠,投入高速運轉的工業世界。工人受訓時織藤、造啤酒木箱、大量竹掃把和地拖,一腳踢出貨予不同公司。學員把白杖掛在窗邊,單義豪與其他人肩其肩,雙手在竹掃把末端繞結。70年代時,工廠年產170萬把掃把,是全亞洲之冠。

盲人工廠即將重建,年前曾說重建後不保留現有運作模式,令工友擔心失去工作。後來輔導會在工友和議員多番爭取下答應保留工友身分,但工種會按其時市場需要再決定,單義豪身為1968年工潮參與者,他批評情況是比1968年倒退。(林振華攝)

每件貨品 都是對生活的計算

對工人來說,那不只是一幅盲人落心落力帶動生產的光景。每件貨品對工人來說都是一項實實在在的計算,是生活的計算。當年工友薪金斷件計:木箱賺得最多,造一個有四毫子;掃把三毫子半;地拖最差,只得一毫子。埋單計數,單義豪一月賺來60多元。

在工廠製作文件繩、紙品和衣服的除了盲人,還有智障人士和精神病康復者,共101人,55人為工友,其餘為學員。(資料圖片/高仲明攝)

(工商日報,1968年)

抗爭:揮動紅白藤棍 敲爆玻璃窗

「做工藝的人造得那麼辛苦,為了生活,我們不願再造地拖,並要求輔導會給100元月薪。」有人因抗爭被炒,工人靜坐廠外罷工,但廠長不願會面,工友拒絕坐以待斃——他們揮動紅白藤棍,用末端的鐵敲爆辦公室的玻璃。

「為了自己生活,有什麼好怕?我們要改善待遇。工作很重要,你不想在街乞錢,你想要穩定工作。」時值1968年,剛好是六七暴動之後一年。這場盲人工潮由無政治背景的工人帶起,鋪墊不少的後續工潮,1971年天星碼頭靜坐抗議殺廠,獲大學生、當年前立法局議員杜葉鍚恩等支持。

領援助被罵:別以為政府會養你一世!

1968年工潮逼使工廠換工種,連日報導也叫人知道盲人的工作能力,單義豪覺得倒也算成功。他和在工廠結識的戀人結婚,1973年大兒子出生帶來傷殘津貼和高齡津貼,他覺得政府推出援助跟工潮也有關係。

生於40年代的單義豪,口中總重複這一句:「盲人不會累社會人士。」他很想證明盲人也能自食其力。「盲人工廠生產力跟其他工廠一樣好。」這種想法或來自於殘障人士長年被視為社會負累。

單義豪永遠記住社會福利署官員的一句話:「你別以為政府會養你一世!」(林振華攝)

目前工廠分為工廠部及庇護工場,合共加工、紙品、車衣、倉務、文件帶及客戶服務六個組別,提供衣服、布袋、紙箱製作、場地清潔、電話推廣、產品包裝、鋼琴調較及郵件處理等工作。工廠上年度營業額達約1千6百萬元,比2016/17年少約41萬元。

重投工作後 取消領援助

他永遠記得1980年代,老婆受精神困擾,他辭退工作照顧家庭,到社會福利署領綜援,「官員跟我說,你別以為政府會養你一世!好激氣,永遠記住這一句。」重投工作後他便取消援助。在講求生產力的社會裡生活,工作賦予他自主和尊嚴。「買餸、飲茶,使自己錢、喜歡怎樣用便怎樣用。」

工廠長大的兒子 任十屆工人代表

工作賦予他一家更加多——沒有工廠,單義豪不會遇見妻子,單永生不會出生。「永生午飯時間湊近我的手看我怎樣製作文件繩。我啤左邊,他啤右邊。」患先天白內障及弱視的單永生就是在工廠做功課、看電視和碰機器長大的孩子。

「那時常想自己會不會有機會在工廠做?」父親遭受的歧視,直至兒子外出社會工作的1990年代,仍然纏繞視障人士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畢業後,單永生打過好幾份低薪工作或遭受歧視,結果兜兜轉轉,1998年還是回到工廠製文件繩,與熟悉的啤繩機和收音機度日,結識同是工友的老婆詠雪。「好多一對對㗎。」

單永生今年40歲,是在盲人工廠長大的工友。(林振華攝)

父親對工作執著有其原因,單永生從小便知道。「領援助時政府家訪,我聽到他問我爸今餐怎麼食雞翼,咁好餸。」他也知道,父親參與當年工潮捍衛盲人的勞工權益。他日後擔任了十屆文件繩組工人代表,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們不可以被人歧視,我們有自主和自理能力,有獨立性,也不想靠援助。」

談工廠不只是談論福利、工作,盲人、智障人士和精神病康復者在此處擁有「工人身分」,會因應勞工權益和工作環境提出想法。(林振華攝)

土瓜灣搬屯門 工友斥考慮不周全

不過,2013年,香港盲人輔導會向政府申請「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要重建工廠為綜合康復服務大樓。

直至2019年2月底,工廠共有101位智障人士、29名精神病康復者、23名視障人士及一名聽障人士在盲人輔導會工廠暨庇護工場,其中55名為工友,餘下為學員。去年11月,輔導會發信告知他們工廠將於2021年重建,過渡期內工友和學員要先到屯門盲人安老院至2024年。在九龍住的單義豪、單永生和妻子詠雪不同意這安排,「家裡若有突發事情,怎麼辦?」連住屯門的工友也說要大家重新適應交通,考慮並不周全。

工廠從土瓜灣搬入屯門數年,輔導會指會為工友安排巴士接駁。(陳振華攝)

退休後轉為「學員」 薪金大縮水

單永生是受薪「工友」,結合工作表現計算月薪,約6,000至8,200元不等;單義豪2004年重回工廠,後按55歲退休規定轉為「學員」,不受最低工資保障,酬勞由社會福利署資助津貼的每天26.5元及製作件數計算,每月只約賺2,000多元。所以,即使會方安排接駁車,車程耗時,他們怕變相縮減學員工時和製作件數,薪酬比之前更少。

他們提議利用石殎尾南昌街總部或由政府協助善用廢校,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亦提出在附近找尋「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或安排分期搬遷。「會否有空間優先處理工人臨時過渡?」

盲人輔導會:遷往屯門是現時唯一選擇

香港盲人輔導會回覆,重建是為了改善服務環境,期間及新大樓建成後服務單位仍會繼續提供服務,又指自2016年開始覓地,遷往屯門是現時唯一選擇。社會福利署亦重申盲人輔導會的說法,指輔導會曾尋找不同地方,但因環境衛生、安全、空氣質素和空間問題而未成事,指會協助服務使用者適應新環境。

盲人工廠從土瓜灣搬去屯門,盲人輔導會指是覓地後唯一選擇。工友批評,輔導會是決定所有後才知會工友。(林振華攝)

未來工友學員比例不明 社署及輔導會:按市場需求

早年會方指重建後不會保留現有運作模式,工友擔憂工作不保。工友開設了Facebook專頁,也找來張超雄幫忙促請政府介入,終在今年3月與勞福局、社署、盲人輔導會會面,會方會上承諾保留工友身份。

張超雄擔憂工廠經過渡期至重建完成,會隨工友逐漸退休而削減現時聘請受薪工友名額,盲人輔導會回覆記者時亦未明確答覆會承諾現時工友、學員比例不變。社署亦指重建後,輔導會「按市場需要安排業務。有關工友與學員的比例,則需視乎實際需求及情況而定」,意味未來55名的工友身分有可能隨市場需求低而被削減。

未來55名的工友身分有可能隨市場需求低而被削減。(林振華攝)

「有能力生產」卻被當「沒能力給意見」

更讓兩父子困擾的,是整個過渡安排上,感覺自己被視作「沒有能力給意見的人」。「一個社工,一個經理,入房給你一封通知信,見家屬,問意見。我們很反對個別面談,前輩說過這樣會氹工友跟大隊。」兒子說。父親續說:「分開便容易說服。」

「你們樣樣沒有跟我們溝通,只是定好過渡安排,煮好一鍋飯,食啦!這種態度是看不起盲人,覺得盲人和智障人士沒用,只當我們是服務使用者。但我們有能力生產,有能力照顧自己。」單義豪忍不住動氣:「感覺就像回到1968年,直情是倒退!」

工友和立法會議員希望政府協助尋找原址附近的閒置用地或空間,為工友優先安排過渡。(林振華攝)

但這場抗議可能比1968年更加困難,單永生說一些家屬認為只要智障子女有工作便好,也有些人不敢作聲。「如果我們不說話,就會任對方宰割。」單義豪說。單永生希望保留盲人工廠的品牌和運作模式,未來發掘更多新工種予年輕的殘障人士。工廠亦不只是工作場所,而是盲人在此生活、認識伙伴、建立歷史和尊嚴的空間。「你訓練我們(殘障人士),都要有生活、有工資,不應該壓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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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8年到2019年,單義豪相信工人要站出來,說出自己的想法。(林振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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