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亞洲影壇風起雲湧，日本五大電影公司、香港邵氏、南韓申氏等巨頭共聚一堂，催生出「亞洲影展」。表面上是文化交流，實則是暗潮洶湧的權力遊戲。那年，蔡瀾被指派擔任影展評審，任務竟是「用金勞力士收買各國評審」？最後，當蔡瀾親眼目睹當年影壇巨星陳厚在病榻前仍保持優雅，才真正明白：人生如戲，但落幕時，誰又能真正瀟灑退場？

以下內容節錄自《蔡瀾活過》一書

六十年代，亞洲各國都有他們的電影事業。日本有五大公司：東寶、松竹、大映、東映和日活；香港以邵氏最雄厚；台灣、菲律賓、印尼、新加坡各有電影製作。另一支大勢力，是南韓的申相玉的申氏公司。

幾位大老闆一齊吃飯時說，不如來一個「亞洲影展」，可以互相交流，主要還是買賣，當成一個電影市場，一拍即合。影展從此在東南亞的各大都市舉行。日本人最為熱心，出錢出力地辦了多屆，他們的製作水準當年最高，要真正競選的話，獎狀一定全部給他們包辦，但五大公司志在賣版權，誰得獎都行。 各國派出一至二名評審員。一年，六先生忽然向我說：

「新加坡的評審，今年由你擔任。」

「甚麼？我有甚麼資格？」我問。

「你在學校時寫過影評在報紙上發表，憑這一點，你就能夠。我說行，你就行。」他說。 其實，六先生要我當成一份子，主要的還有一個重大任務，那就是暗中和各國評審聯絡感情，影響他們在給分數時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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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麼做才好呢？」我問。

「到時鄒文懷會教你的。」他回答。

「我會替你準備些禮物。」鄒先生說。

甚麼禮物呢？就是黃金的勞力士手錶，就是香港人所謂的金勞了。當年價值不菲，每個男人都想擁有，事前鄒先生買了一批給我，我就把金勞一個個送給各國評審。

也不是每一位都貪心，有些很正直，不受引誘，金勞要送誰？那就要看人了。怎麼看？從吃自助餐時就可以觀察，吃不完也要盡量多拿的，即可收買。

另外有一套評分的計算，最高為十分，一般評審給分數，自己喜歡的電影或演員，給個七八分，不喜歡的給四五分。有一骯髒招數，就是給要得獎的對象十分，給不想讓對方得獎的零分，這麼一來，就可以一下子把分數拉高。

這一招很有用，後來我當「料理的鐵人」的評審時，電視台方面當然不想挑戰者贏，就和自己請來的評審講好，讓鐵人得獎。我為了公平，如果挑戰者的技巧突出的話，我一下子便給十分，鐵人則給零分，那麼一來就能讓挑戰者贏；

不過魔高一丈，本來出三名評判的，後來增加成五名，我就變成了少數。電視台節目不過是娛樂觀眾，我也不在乎了，當成一場遊戲，亞洲影展也是如此。

當亞洲影展評審時，我還是日本大學藝術部映畫科的學生，同一間大學的教授也當了日方評審，出席大會他一直瞪着我，認不得是誰，問說甚麼地方遇見過你？我只是微笑不語。

另一位評審叫熊式一，在影藝圈頗有聲名，也曾經組織過劇團公演他編的戲劇。熊式一人長得極為矮小，喜穿一件長衫，又愛去拖女明星的手，有一年在漢城舉行，他人不見了，怎麼找也找不到，我年輕口無遮攔，叫工作人員到韓國女明星的裙子裏面去找。

同年的評審有來自香港的劉大林，他主編最有實力的《亞洲雜誌》（Asia Magazine），我和他最談得來。我們被申相玉請去伎生派對，伎生是韓國的藝伎，不賣身的。劉大林是中國和俄國的混血兒，但一點也沒有洋人相，只是眼睛碧綠，那些伎生都紛紛被那對綠眼迷住，自動獻身，我就沒有那個福份了。

同是混血兒的有胡燕妮，她剛簽約，就被公司派來走紅地毯，她實在美艷得令人震撼，我陪她走上大會的梯階時，各國所有的女明星都停下來轉頭去看她。男人看女人理所當然，但惹得美女也看美女，是真的漂亮得厲害。

我一連當了好幾屆的評審，熟能生巧。大家爭得最厲害的是男女主角獎，當年的獎狀雖然也沒甚麼公信力，但是作為上映時的宣傳，是的確有助於票房的，各國都爭着要這些獎狀。

其實甚麼獎都是分豬肉，香港有了女主角獎，男的就要給台灣或韓國，其他就分給印尼或菲律賓。任何國家一得獎，在頒獎時樂隊都伴奏國歌，既然大家都不談政治，台灣以《梅花》來代替，香港也難搞，還沒回歸之前難道要奏《天佑女皇》？樂隊很聰明地奏了《愛情至上》（Love Is a Many Splendored Tbing）（ 1952）。

在武俠和功夫片尚未當道的年代，所有國家拍的多數是哭哭啼啼的文藝片，不是男主角患癌就是女主角肺癆，各種死法，無奇不有，我在背後說壞話：那不是亞洲影展，是亞洲醫院展。

一年，我佈局好了，台灣評審也收了禮物，結果這兩個陰陰濕濕的影評人出賣了我，把獎狀分給了自己地方的電影，我人生第一次遭受背叛，才知人心險惡，沒有把任務完成，沮喪得很。 六先生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道：

「不必太過介意，明年記得除了金勞之外，準備多幾個愛馬士皮包。」

《裸屍痕》算是成功了，我接着向六先生提出，再請島耕二連拍兩部戲，《椰林春戀》和《海外情歌》，同樣在1969年上映。

前者用了當年在香港歌壇紅遍半邊天的台灣歌手林沖，女主角也是最受歡迎的何莉莉，又由香港派來李麗麗和林嘉當配角，加上副導演桂治洪，另有一批日本的燈光師和攝影師，飛到檳城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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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是一間四層樓改建成旅館的公寓，全體工作人員浩浩蕩蕩搬了進去。當年邵氏電影在星馬大受歡迎，也從來沒有那麼多明星飛到那小島去，到達時已受影迷重重包圍，要當地的警員維持秩序，看他們揮動警棍，打開影迷，我們才走得進旅館。

借了一間富豪的住宅當主要的場景，我們在那裏日以繼夜的拍攝。為了節省成本，我身兼多職，做翻譯、場務和會計等工作，在外面風吹日曬，皮膚曬一層皮，長了新的，再曬再脫，香港來的矮小精悍配角李麗麗最調皮搗蛋，她脫了不拍戲時也跟着在現場，最喜歡剝我的皮。

工作人員中有一位老先生，是導演徐增宏的父親，他主要的工作是「放聲帶」。當年的歌舞片要「對嘴」，那是由一部像放映機那樣的工具，有兩個輪，裝上已經沖印成透明畫面的菲林，留下一條聲帶，經過這個機器放出來的歌，演員聽了張口閉口對着嘴，才能準確，這是普通錄音機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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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唱歌時也要用一部老式的「米歇爾」機器才能對嘴，非常笨重又很大，和我們當年用的小型「亞厘」機相差甚遠，由於我沒有經驗，在器材方面忽略了這一項，用到時才知道出毛病，這個禍可闖得大了，急得團團亂轉。

問題怎麼解決？再從香港寄來的話需時，哪來得及？三更半夜時剛好家父來電話，向他提及此事，他回答說新加坡拍馬來戲的錄影廠也拍歌舞片，還剩下多部「米歇爾」，馬上由新加坡調來，才解決了問題。

《椰林春戀》從檳城一路拍下去，經馬六甲，到了新加坡完成，一路上種種難題，都靠經驗老到的島耕二一一解決，我們白天工作，晚上喝酒，結下深厚的友情。當年日本導演來港拍戲，除了井上梅次之外，都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島這個姓，日文唸成Shima，我們都Shima-San前，Shima-San後地稱呼他，San的日文是先生，結果中國名字為他改成史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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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拍完，六先生覺得很滿意，賣座也成功，就叫我繼續用他導演了下部戲《海外情歌》。 片子由陳厚主演，當年他才三十九歲，角色是一個父親帶着女兒們搭郵輪到海外旅行，我拿了劇本，問他拍不拍呢？陳厚為人豁達，說無所謂，演員嘛，有戲就接囉。

是不是安慰自己，我不知道。

打聽之下，知道有一艘半貨船半郵輪的英國船要修理，從香港航到新加坡，五天時間，可以廉價包下來，當我們電影的背景。 一上了船，就不分晝夜地趕工，想在這幾天內把需要的戲拍完，但這艘是英國船，一切按照英國方式去管理，我們每一分鐘都需要趕工，豈知船長說不許，我大發脾氣，詢問原因。

原來這是英國傳統，在下午四點鐘一定要喝下午茶。我說你們喝你們的，我們照樣開工。船長說傳統不能打破，一定要停下一切喝下午茶。 氣得我快爆炸，那有甚麼破英國傳統，但最後還是拗不過整艘船的工作人員，也只好停下來喝一杯。

工作順利，也終於在限定的時間內把應該拍完的戲趕完，鬆了一口氣。那知道到了新加坡也不准下船，海關人員要上來登記入境手續，慢吞吞地把逐個人的手續辦完，才能登陸到新加坡，又浪費了一天。

這些日子一閒下來就和大家聊天，導演島耕二已是老朋友了，陳厚也拍過我監製的《女校春色》和《裸屍痕》，都很談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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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朋友是年輕的楊帆，他從台灣來，拍了《狂戀詩》後大紅大紫，最受年輕觀眾歡迎。來自台灣的他，高大得很，人又長得非常英俊，迷死不少人，包括他自己。楊帆一走過鏡子必停下來欣賞自己的樣子，越來越自戀，到了後期竟然發起神經病來，回到台灣後沒事做，逐漸淪落，最後只能在片場中當臨時演員，拍古裝片時導演一叫，他即刻把假髮戴上，但戴反也不管，笑嘻嘻地上鏡，弄到最後也把工丟了，不知下落，我聽到這消息後非常替他惋惜。

另外演大女兒的是虞慧，就是當年派來日本的「精工小姐」，二女是李麗麗，三女沈月明，小女妞妞，是我疼愛的童星。

片子完成後六先生一看，認為不夠熱鬧，下令補戲，但陳厚當時已因病去世，換了金峯代替他的角色；導演也換人，由桂治洪頂上，這是他第一部當正導演的片子。

年輕的時候總有點自尊心，六先生要求補拍，對我來說，是人生中一個很大的打擊，當時心裏充滿不解與挫折，但後來想起來，也不過是人生過程之一。同在1969年，拍《女校春色》、《裸屍痕》和《海外情歌》時，和陳厚做了好朋友，混熟了之後，忍不住問他：

「很多影迷都說樂蒂的自殺，是你害的，因為你是一個花花公子，這個結也一直打在我心上，你可不可以為我解開？」

陳厚嘆了一口氣：

「我從來沒有向人提起過，樂蒂的個性像林黛玉，總是怨別人對她不好，我當然也不好，但不會做出傷害她的事。」

細節我也沒有追問了，也不需要追問，都是成年的男女，之間有他們的私隱，外人不明白，也不會明白，說來幹甚麼呢？ 當一個演員，陳厚是無懈可擊的，他總會演繹出導演們的要求，加上自己想表達的方式，與導演商討之後把角色演得完美。

但對井上梅次，島耕二等日本人，話又不通，如何表達？陳厚會把一場戲用三至四種不同的表演做出來給導演看，讓他們選了一種，再加以發揮，島耕二曾經對我說過：

「這麼靈活又優秀的演員，在日本也找不到第二個。」

在拍《海外情歌》之時，陳厚已得到癌症，雖很痛楚也不告訴我，在船上一直和我談笑風生，有時又扮起馬克．安東尼，背誦他的演講。他說得一口好牛津英語，看的英國文學眾多，對莎翁的對白，更是熟練，畢業於上海聖芳濟的他，是位知識份子，平時最愛旅行和讀書。

我問他為甚麼要那麼表演給導演看，他回答：

「我不知道導演心裏想些甚麼，所以只有用幾種不同的方式來試探，也許他們想把整部戲弄得瘋狂誇張，也許他們要的是壓抑住的幽默，並不是每一個導演看完劇本就知道他們心目中要的是甚麼。」

在沒有他戲份時，陳厚也是西裝筆挺地坐在旁邊看別人怎麼演。他當年也紅極一時，但永遠不擺一副明星相。我們的船開到了新加坡，但因為要等第二天海關人員上班時才會上船檢查護照。

新加坡的影迷非常瘋狂，聽到消息後租了幾十艘小艇，坐滿了人向我們的船衝來，陳厚聽到消息後回艙房換了另一套藍色的航海雙排鈕扣西裝，白色褲子，悠閒地走出來，雙手搭着欄杆，一隻腳蹺在另一隻腳上，做好架勢等待影迷來到。

豈知影迷們在遠處以為是另一個人，大喊：「楊帆！楊帆！」 當年楊帆的《狂戀詩》剛好上映完了，身旁男女都為他歡呼，陳厚聽到了把他那盤着的腳收起，從容地整理了被風吹得淩亂的頭髮，向他們深深地一鞠躬，退回房間。

這都是我的親身經歷，也在這些前輩身上看到了悲慘的一幕，不管你有多成功多紅，始終都有謝幕的一天，時間來到時，都應該向陳厚學習那份優雅。 我跟着把手頭的工作做完趕回香港，因為我聽到這位老友已進了醫院。

坐了的士趕到半山上的明德醫院，一急了事前也沒有問清楚是幾號房間，我在櫃台問那些值班的修女：

「請問陳厚先生現在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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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位陳厚先生？」修女反問。

「大明星陳厚先生呀！你們也應該知道他是誰！」我急得團團亂轉。

「沒有聽過就沒有聽過！」領班的那個修女板着面孔，一本正經地說。

「我是剛從新加坡趕來的，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聽說病得很嚴重了，你們就讓我看一看他吧，就算看一眼也行，我今天非看他不可。」我哀求：「我明天就要趕回日本的呀！」 修女還是搖頭。

「聖經上沒有說過不可以撒謊的嗎！他明明在這裏，為甚麼你們騙我說不知道！」

我已覺得沒有希望見到這位老友。 低着頭走到門口時，有個最年輕的修女偷偷地塞了一張紙頭給我，寫着門號。 我衝了進去，那些老修女看到了要阻止，但我已推開了門，看到陳厚，他向老修女說讓我進來。

人本來瘦的，當時看起來體重更是減輕了一大半，陳厚怕我擔心，盡量說些輕鬆的話題，並向我說沒事的、沒事的，但他知道我是不相信的。轉個話題，他說：

「你沒有見到我的新女朋友吧？她是個英國人，長得不算漂亮，但是肯聽我的話，我叫她做甚麼她就做甚麼，我起不了身，想要時，只好叫她用口了，哈哈哈哈。」

病得那麼厲害，還講這些事，最後他說：

「當演員時，還可以卸妝，但真人卸不了妝，我這麼病，會弄得我越來越難看，怎麼對得了觀眾？我還是離開香港好。我在紐約有些親戚，過幾天等人好一點就會飛去，那裏沒有人認識我，可以安詳地走完這程路。」

我握着他的手，向他告別，走出病房時，看到那個說謊的老護士在外面偷聽，也哭了。 陳厚走時，只有三十九歲。

書名：《蔡瀾活過》
作者：蔡瀾，祖籍廣東潮州，出生於新加坡。16歲離開新加坡，到日本留學專攻電影，之後在紐約、漢城、印度、尼泊爾各地流浪。22歲定居香港，其後任嘉禾電影公司副總裁。80年代起至今出版逾六十本著作，種類包括遊記、人物、食經、笑話、人生哲學等。

【本文獲「天地圖書」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