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第二任期，全球經濟互賴似乎愈發成為武器。

首先是特朗普本人帶頭開打的關稅戰，可以說是大棒揮舞、餘波盪漾。部分國家例如日本，因為與美國的特殊關係，所以能用相對好看的數字結束撕扯；多數國家卻沒有這種運氣，而是必須在談判過程往復周旋，甚至被扒掉好幾層皮。

但關稅本身雖然是經濟工具，卻也始終夾雜地緣考慮。例如特朗普10月26日出席東盟（ASEAN）會議時，就在見證泰國與柬埔寨就邊界問題簽署協議後，帶領旗下政府官員分別與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達成多項貿易協議，並將對三國的大部份產品關稅統一設定為19%。顯然，這是有意擴大美國與東盟國家合作，借此沖淡RCEP對中國區域影響力的利好。

再來就是俄烏戰爭背景下的對俄制裁，這種操作的終極目標，就是利用制裁推進談判，進而形塑美國偏好的歐陸秩序。10月25日路透社就引述美國官員與消息人士，表示普京（Vladimir Putin）如果繼續拒絕談判，美國將繼制裁俄羅斯兩大石油公司後，額外制裁俄羅斯銀行業和將石油運往市場的基礎設施，同時支持歐洲利用已經凍結的俄羅斯資產，來為烏克蘭軍方購買武器。

接著是近期升溫的中美稀土與大豆博弈。基本上，雙方的來回過招既是增加籌碼，也要維持「鬥而不破」的博弈態勢。10月26日，兩國在吉隆坡的經貿談判結束後，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公開表示，自己與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的會談富有建設性，已為中美元首會談奠定積極框架，預期中國將推遲擴大稀土許可制度，並會在未來幾年內恢復大量購買美國大豆。

可以發現，地緣政治與經濟武器的交互浮現，構築了當代國際互動，但這種現象並非憑空出現，而是受到國際秩序牽引，標誌了從「後冷戰單極」滑向「多極化國際秩序」，同時復振冷戰對峙的新格局。

冷戰兩極如何互動

首先回顧冷戰時代的美蘇兩極互動。

基本上在兩極體系下，地緣政治的軍事競爭佔據主導地位：兩大國都各自建立聯盟體系，在競爭最激烈的歐洲，美國領導著北約，蘇聯領導著華約。

與此同時，冷戰期間的國防開支來到前所未有的高峰。20世紀30年代初，全球軍費開支佔全球GDP的3%到3.5%；從1950年到1970年，這一數字上升到7%-8%，在20世紀80年代前半段仍超過5%。整體來看，大國主導明顯驅動這些躍升，例如1985年美國佔全球軍費開支的 30.9%，蘇聯則佔22%。

當然，美蘇兩強也手握各自的經濟工具，來作為地緣戰略、軍事手段的輔助。例如二戰結束後不久，美國就開始支持世界各地的反蘇反共政權，要阻止蘇聯勢力進一步擴張，種種做法包括向歐洲提供經濟援助、創立布雷頓森林體系、限制本國及盟國與整個蘇聯集團的貿易、建立廣泛的出口管制體系、允許盟國保留歧視美國的貿易政策。

而作為鏡像，蘇聯也在同樣邏輯下操作了類似的經濟工具，儘管從現實角度來看，莫斯科的經濟實力相對較弱，卻也還是向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和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信貸與支援。

整體來看，在冷戰時代的兩極結構下，美蘇兩國都將精力集中到軍事競爭領域，不論是核彈頭或勢力範圍。而這背後關鍵，就在雙方彼此的相互恐懼，導致安全問題崛起為重中之重，軍事手段也因此成為國家行使權力的主要表現。

相較之下，儘管美蘇兩強都不排除以經濟手段推進戰略目的，但在雙方都有足夠資源抵禦外部壓力的背景下，經濟手段還是相對次要的工具。不過即便如此，冷戰經驗還是證明，經濟權力受到地緣戰略調動，經濟手段也能驅動強權政治，進一步推動各自的國家利益。

「後冷戰單極」的經濟工具崛起

不過這種安全凌駕經濟的現象，在冷戰結束後出現了變化。

隨著蘇聯解體，世界迎來美國的「單極時刻」，各國也紛紛減少軍費開支：1990年降至佔全球GDP的3.3%，2000年降至 2.2%，在21世紀前10年有所增長後，2018年再次降至僅佔2.1%。顯然，在單極體系下，無論大國或小國都傾向於不參與軍事衝突，各國在軍事表現上有所克制，並且廣泛使用經濟工具來建立影響力。

當然，美國還是在這段期間發動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開始自己身陷中東戰場的「反恐20年」。但綜觀其全球布局，戰爭還是相對局部的手段；與之相對的，是美國不斷擴張的美元實力、足以操控他國的經貿互賴。

但華盛頓並不是孤例。以俄羅斯為例，經歷20世紀90年代的極具經濟萎縮後，莫斯科從2000年開始恢復實力，並也試圖運用經濟手段重振大國地位，這當中自然包括正反兩面的激勵措施：對俄羅斯政策友好的國家可以期待「友善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價格；而與俄羅斯關係緊張卻仍依賴俄方商品的國家，就必須支付更高的價格。

而這種操作當然帶有強烈的地緣目標。除了恢復俄羅斯在後蘇聯地區的關鍵地位，莫斯科顯然也想讓歐盟繼續依賴俄羅斯能源，從而在能源合作的基礎上與歐洲主要大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獲得在歐盟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利用石油和天然氣出口收入發展信貸外交（credit diplomacy），也能提高自己在拉美和非洲等地區的地位。

整體來說，在冷戰結束後的美國單極時代，大規模戰爭的爆發風險大幅下降。關鍵在於，單極國家不僅不會面臨嚴重軍事威脅，還是唯一可以對小國自由行使軍事力量的國家，而是否使用軍事力量，則取決於單極國家所選擇的大戰略。確實，單極體系無法消除國際關係中的所有戰爭，卻能從結構上限制戰爭爆發，進而促使國家的政策工具從軍事手段轉向經濟手段。

「多極化」的經濟工具交織地緣政治

但隨著當前的美國單極傾頹、中國崛起、全球南方的新興勢力湧現，國際秩序開始走向多極，大國競爭悄然回歸，並且沿著地緣政治與經濟工具交織延展。

首先是地緣政治方面的安全競爭。以軍費開支作為衡量指標，在2013年-2022年的10年間，全球軍費增長了19%，自2015年以來，軍費開支每年都在增長。在2022年，美國在全球軍費開支中所佔份額為39%，遙遙領先於第二名中國的13%，俄羅斯則排名第三，佔到3.9%。

而美蘇冷戰的陣營對抗，也似乎依循美國的印太戰略持續回潮。例如美、日、印、澳發起的四邊機制（QUAD），以及美、英、澳聯合的AUKUS，都標誌了美國在印太地區對於中國的類軍事圍堵。此外，日本也正加強與北約合作，鼓勵北約更多地參與印太事務，並致力推動北約與AUKUS、QUAD之間的聯繫。韓國也在迅速深化與北約的關係。

與此同時，冷戰年代常見的代理戰爭，也開始在熱點區域浮現，包括中東以「阿拉伯之春」為形式的利比亞、敘利亞、也門內戰，以及近期借以巴衝突上演以色列伊朗博弈的加沙戰爭。更具代表性的，則是俄羅斯與美國及其盟友，在烏克蘭拉扯多年的俄烏戰爭。當然，中美、美俄的大國戰爭也開始成為討論議題。

而在地緣政治回歸的背景下，經濟工具也開始從美國單極時的大主角位置退下，即便未必退到配角程度，卻也至少是與地緣政治共擔「雙主角」。例如，對俄制裁本身就是與俄烏戰爭相應而生的產物，也是調動戰爭談判終局的一大工具；而美國對於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的關稅示好，也正是美國印太戰略下，希望拉攏東盟國家的又一操作。

再聚焦往復過招的中美博弈，基本也是地緣與經濟相輔相成。

當前中美的經濟競爭主要集中在三個領域：貿易、技術和全球基礎設施。針對貿易與技術，美國顯然希望限制中國的長期經濟潛力與對美競爭力，因此試圖在從高科技產品到稀土等眾多領域上，減少對華依賴，並通過回流政策（reshoring）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確保供應鏈的安全，來對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進行「去風險化」。而這種操作本身也就隱含，一旦兩國爆發衝突，能最大程度降低戰爭對於自身的經濟衝擊。

另針對全球基礎設施，在2023年、也就是中國宣佈「一帶一路」倡議10年後，美國與歐盟、印度、沙特、阿聯酋又共同宣布了「現代香料之路」，為中國主導的專案提供替代選擇。這顯然也有陣營對峙、聚攏盟友的考量在其中。

當然，全球經濟的高度互賴必然拮抗美國的「經濟安全化」操作，只是在地緣政治回潮的背景下，中美等大國的經濟脫鉤似乎已經勢在必行，差別只是場域、時機與程度問題。其他中小國家即便不願，卻也很難自外於選邊壓力，最終也只能在雙方時而復起的脫鉤壓力下，被迫承受斷骨割肉的陣痛。

整體來說，在美國單極傾頹的主旋律下，多極崛起與兩極回歸正在導引後冷戰秩序的未來20年走向。對中美俄等大國來說，經濟工具交織地緣衝突，將是自己必須習慣、也必然投身其中的新常態，在中美談判如此、於俄烏戰場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