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自劃「一國兩制」紅線 把台灣逼進死胡同

撰文:陳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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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11月26日以高度政治語氣宣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台灣社會不可碰觸的紅線」,看似立場堅定,實則暴露出一種急躁而焦慮的心態,號令兩岸關係已無協商空間,台灣只能靠不斷加碼軍備、政治封鎖與語言壁壘來面對眼前的世界。這句話本身並無新意,但出現在中美日局勢劇烈震盪、台海敘事被外部力量重新書寫的當下,再度醒目。

真正推動賴清德如此急促地端出「紅線」,不是台灣內部政治,也不是兩岸出現任何新的突破,而是台灣之外的三個動盪訊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拋出「台灣有事論」後引發的中日急速對撞、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句「理解台灣問題對中國的重要性」所象徵的戰略重新對焦,以及特朗普政府拋出的28點俄烏停戰方案所掀起的震盪。這三件事共同傳遞出一個訊息:台灣將多麼容易成為「被順手放入交換清單」的議題。

儘管意識形態讓人瞎了眼睛,但台灣對此情勢又比任何人都清楚,唯賴清德選擇以更高音量、更強姿態宣布「紅線」,企圖把台灣框進道德高地,以彌補台灣在大國算計之下的不安。

11月26日,賴清德召開「守護民主台灣國安行動方案」國安高層會議,並於會後主持記者會。(Facebook@賴清德)

正是在這種焦慮之中,賴清德伸手再次拿起熟悉的劇本:擴張軍備、強化防衛、把台灣自我定位為「民主前哨」。一如他在10月10日雙十文告中的「武裝自白」,賴清德似乎真的相信,只要把台灣武裝到足以讓各方重新計算成本,就能在國際棋盤上換得更安全的位置。但問題是,這種邏輯在當前國際情勢下,不僅得不到驗證,反而與外部訊號出現明顯錯位。(延伸閱讀:雙十講話|賴清德的「武裝自白」)

先從日本開始,台灣期待的「民主陣營」並沒有因高市早苗提高台海風險而積極擁抱台灣,反而是北京迅速啟動外交、法律、經濟三線反制,把台灣重新拉回1945年的戰後秩序框架。與其說北京是要回應日本,不如說是把戰後條約、開羅宣言、投降書等文件擺回桌上,再次提醒美日,台灣問題不是任憑自由定義的區域議題,而是中國核心利益的重要部分。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外部勢力對台海的話語空間正在縮小,而不是擴大。(延伸閱讀:日本無權談台灣 美國更沒有資格議論中國)

11月25日,日本東京,首相高市早苗在官邸與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通電話後接受媒體訪問。(Reuters)

再看看美國反應,特朗普在與習近平通話時,語出「美方理解台灣問題對中國的重要性」。這句話,無論外界如何詮釋,都象徵著華府正在重新校準其在台灣議題上的位置。這不代表特朗普會忽然轉向北京,也不意味著美國準備切割台灣,但其背後反映的是一種美式現實主義,即台灣當然不是無限上綱的價值,而是一張可以被運用的牌。當特朗普政府公布的俄烏方案引起烏克蘭與歐洲憤怒時,遠在地球一端的台灣也同步再次被提醒:在大國優先自家利益的世界裡,理念敘事永遠不是保證。(延伸閱讀:中國請特朗普出手 重在逼問台灣有事是否美國有事?)

正是這些外部信號,使賴清德進入一種「預期戰爭」的心理狀態。他益發相信台海衝突的爆發不是可能,而是必然,他要做得不是避免,只剩下準備。民進黨官方近月來的語氣也因此逐漸轉向,從嚇阻變成備戰、備戰逐漸演變成「戰爭將發生」。於是,台灣在賴清德的敘事中,不知不覺被推往「亞洲的烏克蘭」的位置,只能靠軍備與意志,對抗一個不可調整的敵人。

然而,若要理解賴清德最新的「紅線宣示」,不得不提他今年接受專訪時,把兩岸比喻為「大公司併購小公司」的說法,在相應的概念裡,各界意外賴清德似還有一絲絲的承認前提,視兩岸問題「可以談」。這個比喻固然拙劣,卻至少透露出一種基本假設——若兩岸真有一天談到政治安排,北京應該提出條件,台灣保留談判空間。(延伸閱讀:賴清德拋兩岸關係新論:台灣被併購,北京要提條件)

但如今,他直接把「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定為不可觸碰紅線,不僅拒絕北京的方向,甚至拒絕面對這個議題本身。儘管北京早就把他打入冷宮,但賴清德從誠意不足但似願意討論,到主動劃出「不得討論」的界線,這樣的退一萬步,不是立場堅定,而是自我設限,象徵賴清德已經把台灣推入一條愈走愈窄的單線,既不願承接兩岸的既有制度框架,也沒有能力提出替代方案,只能把所有空間封死在「不能談」的口號裡。

這樣的「紅線政治」也揭露另一個事實,就是賴清德並不具備談判能力,更不具備談判想像。他既無法提供能說服國際社會的兩岸路線,也無從建立能降低風險的最低限度安全框架。北京早已公開將他視為「麻煩來源」,而華府則把台灣視為地緣布局的變數,在這種雙重不信任之下,賴清德仍選擇把語言推向更封閉,實際效果只是讓台灣失去所有調整的餘地。

習近平2019年提出,要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資料圖片)

與此同時,台灣內部輿論卻在發生另一種微妙的變化。包括蘇起在內的學者人士公開提醒:台灣若仍不尋找和談的可能,局勢將進入「垃圾時間」,也就是台灣喪失自主空間、任大國擺布的階段。這不是統派學者對統一的呼籲,而是對現實提出警訊,並非要台灣向北京示弱,而是要求民進黨政府重新評估台灣能否承受一條永遠只往對抗方向走的路。(延伸閱讀:蘇起:和談是台灣最後一條路,不然就進入「垃圾時間」)

更重要的是,像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喊出「我是中國人」所引發的社會震盪,也恰恰說明台灣內部並未如民進黨所描述那樣單一,不是一個只能接受「不碰、不談、不想」的社會。當不一而足的政治人物開始重新談「九二共識」、重新談民族認同,不論立場如何,都反映出社會正在尋找另一條可能,而不是任由民進黨一眾推往戰爭預期的方向。(延伸閱讀:讓台灣人自豪說「我是中國人」 鄭麗文勝選是一潭死水中丟下石頭)

鄭麗文自信且高調喊出「我是中國人」,宣示國民黨未來要成為主動的和平締造者。(Facebook@鄭麗文)

是以,問題並不在於賴清德反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本身,而是他把它定義為不可碰觸的「紅線」,其實是把台灣真正需要的紅線——「兩岸和平」與「台海無戰事」整個排除在外。

可以說,賴清德以為自己在畫界線,實際上是把台灣推向死胡同。當他愈來愈相信台海戰爭將在任內爆發,當他愈來愈把外交、安全、國防都往備戰邏輯收攏,他所做的,不是讓戰爭遠離,而是讓戰爭更接近,甚至因此將必然發生,不發生都對不起他自己一般。他把台灣的命運交給大國、交給盟友、交給情勢變化,卻沒有把任何安全選項留給台灣人民。試問,保家為民不才應該是賴清德的職責嗎?台灣「紅線」不劃在「兩岸和平」與「台海不戰」,卻劃在拒絕「一國兩制」的份上,這完完全全是賴清德以一己之力帶給台灣最大的災難與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