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入侵委內瑞拉、威脅打擊伊朗後，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對手」在近期換成了歐洲。

首先是成為焦點的格陵蘭。基本上這是特朗普就職之初的幾大「併吞」目標之一：收回巴拿馬運河、讓加拿大成為第五十一州、佔領格陵蘭。此後特朗普也確實針對三大領域持續進逼，包括施壓巴拿馬要求驅逐中國資本，以及與加拿大反覆齟齬、持續至今，對格陵蘭則是一度放話不惜出兵，一如針對委內瑞拉，甚至又祭出25%的關稅大棒威脅。雖說特朗普已在1月21日「TACO」，稱就格陵蘭問題制定未來框架，不會實施原定2月1日生效的關稅，美歐裂痕卻已明顯擴大。

再來是「和平理事會」（Board of Peace）。眾所周知，特朗普本想趁達沃斯論壇的高光時刻，高調啟動「和平理事會」，持續宣揚自己促成加沙和平的「豐功偉業」，甚至在聯合國外另起爐灶。但從結果來看，雖說多數中東國家響應加入，歐洲各國、尤其是德法英等西歐大國，卻是普遍拒絕與忽略。特朗普即便狂發貼文、抱怨洩憤，卻還是難改歐洲對「和平理事會」的集體無視。

接著是特朗普對北約的質疑。1月22日受訪時，特朗普直接質疑北約是否有意保護美國，並批評盟軍在阿富汗戰爭遠離前線。這種說法當然直接引爆歐洲不滿，尤其是除美軍外陣亡人數最多的英國，施紀賢（Keir Starmer，又譯施凱爾或斯塔默）為此直斥特朗普，並要求後者道歉，只是特朗普依然故我。

而以上種種，其實都反映特朗普上任以來的「大西洋張力」，包括持續至今的俄烏停火僵局，同樣是特朗普偏向俄羅斯、歐洲與烏克蘭卻成功綁定美國大西洋主義派的結果。

不過這種現象的深層，其實不只地緣因素，而是可以追溯到美國與歐洲的政治文化裂變：隨著共和黨被特朗普、民粹主義擄獲，當前美國正在經歷MAGA的內部湧動，並也不再堅守傳統「自由國際秩序」的身分標籤，因此能將各種帝國主義話語宣之於口又毫無顧忌，並且展現更濃的單邊主義底色；與之相對的，則是歐洲政壇主流對於「自由國際秩序」的失落恐懼，以及面對內部右翼崛起、其實也就是各種「歐洲特朗普」的集體防範。

可以這麼說，傳統冷戰的地緣與大國博弈層次，很大程度被當前的中美關係所演繹；但意識形態衝突，卻不只是在中美俄之間對壘，也隱然在美歐的政治文化中撕扯，並且導致了前述一系列在10年前都無法想像的事件。

美國發生了什麼？

顯然，美歐之中是美國先發生了巨變，所以導致美歐彼此的立場錯位：特朗普已開始狂飆，歐洲卻還在某種舊日迷霧中漫遊。

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國的變化並非特朗普一人就可推動，而是社會整體政治極化的結果。基本上從20世紀末開始，共和黨的理性保守自由派就逐漸失聲，取而代之的是極端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湧動，共和黨也因此從中右政黨逐漸走向右翼、甚至觸及極右邊緣；與此同時，民主黨也出現政治正確與自由主義的「走火入魔」，並同樣從原本的中左翼色彩斑駁異化，加劇了政治撕裂與文化戰爭的烈度。

而聚焦醞釀特朗普旋風的共和黨土壤，基本上2007年到2012年的茶黨運動（TEA party）就是預兆。表面來看，茶黨運動是從下而上的草根運動，但實際上，這股脈動獲得了共和黨右派支持，並受到霍士新聞（Fox News）等保守派媒體的大力煽動，背後甚至有特定美國富豪挹注。

雖說從意識形態來看，茶黨的主張其實相當分散，卻是整體站在了奧巴馬（Barack Obama）民主黨政府與自由主義的對立面，並用各種陰謀論敘事，將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直接連結到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可以這麼說，茶黨運動是反奧巴馬、反建制派的右翼民粹吶喊，並且很大程度幫助共和黨贏得了2010年的期中選舉，同時促使共和黨更加保守化、民粹化，加速了黨內建制派的衰亡。

說得更直接，2010年後的眾議院生態，已經開創美國政治極化的新時期，不僅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中間派所剩無幾，共和黨的保守化和民粹化還更加明顯，大於民主黨的左轉速度。2012年的奧巴馬-羅姆尼（Mitt Romney）對決，其實就是美國總統大選熟悉模式的最後一戰。

在這之後，共和黨迎來特朗普崛起，過程就如當時特朗普的戰略師班農（Steve Bannon）所說：2012年的大選教訓是，列根式（Ronald Reagan）的保守主義已經不流行，30多年來保守派享盡雷根的遺產，卻解決不了選民的實際問題，對選民失去了號召力，現在時興的是民粹主義。而特朗普一路走來對茶黨路線的發揚光大，以及最後在2016年6月的共和黨初選出線，其實也就意味共和黨已從「里根的黨」變成「特朗普的黨」，或者說從建制派政黨變成「讓美國再次偉大」黨。

與此同時，民主黨則陷入失語的苦戰。基本上從2017年開始，左派和自由派持續推進進步主義思潮，包括反性騷擾的Me Too、廢除移民局和海關執法隊伍（Abolish ICE）、削減員警開支（Defund The Police）等運動，與此同時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敘事也從大學向社會擴散。

但這些認同有色人種、同性戀社群和女性身份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似乎沒有得到多數美國人認可，而是將民主黨鎖死在「只為少數群體爭取權利」的洞穴內，距離原有的選民基礎愈發遙遠，特朗普也因此趁機將民主黨政策打成「極左」，從而在文化戰爭、各次大選中不斷取得階段性勝利。

例如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就得到北方白人工人的支持；2020年大選，則是贏得拉丁裔與亞裔相當比例的選票；2024年則獲得包括拉丁裔和黑人在內的年輕男性青睞，民主黨的票倉已被逐步掏空。當然這背後也反映，許多選民都認為美國應該少關注海外問題，多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弊病，再加上民主黨控制通脹不力，民眾獲得感低，又看不到民主黨減少貧富分化的經濟政策成效，導致特朗普率領的共和黨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獲勝。

基本上，這段始於茶黨運動、並被特朗普放大的政治極化，連動了「讓美國再次偉大」思潮的茁壯，同時助推共和黨的選舉優勢，民主黨則很難抗拒這波政治異變潮。一來，美國的絕對兩黨制結構，決定了美國民主黨只能單獨與民粹化的共和黨博弈，而沒有其他建制派政黨可以結盟；二來，當共和黨從建制派政黨轉為反建制派政黨，民粹主義也就「借殼上市」，能循既有的大黨體制、網路、影響和歷史遺產反覆加成，大大降低民粹政黨贏得大選的難度；三來，政黨妥協文化已隨民主黨和共和黨不共戴天的對立消失殆盡。

而以上種種，既會導致特朗普的「MAGA式外交」缺乏黨內、國內制衡，也將在潛移默化間，迫使民主黨經歷一定程度的民粹化，來求取下次大選的勝利。而其結果，就是各自從不同方向掏空美國對「自由國際秩序」的標榜，讓曾經的「道德燈塔」、「文明大國」，淪為今日公然大談帝國主義、並讓盟友心驚膽戰的叢林兇獸。

歐洲為什麼不像美國？

當然，歐洲並不是沒有類似美國的現象。

2009年歐債危機後，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同樣在歐洲崛起。基本上從2016年開始，在歐洲各國選舉中，投票給所謂「威權民粹政黨」（authoritarian populist party）的選民已穩定超過選民總數的1/4。歐洲政黨光譜的民粹色彩也在近年顯著增加，幾乎每個國家都有相當活躍的極右民粹政黨。截至2025年初，與歐盟價值觀立場相左，持反移民、反伊斯蘭教和反性少數群體立場、強調國家主權的極右政黨已經在意大利、匈牙利、斯洛伐克、荷蘭和奧地利明顯崛起，芬蘭、克羅埃西亞和捷克的執政聯盟中也有極右政黨。

不過與美國相比，這股潮流在歐洲明顯碰到了天花板，結果也並不是導致歐洲交偏離「自由國際秩序」軌道，而是迫使各國的極右政治明星「向中間靠」，放棄執行各種選前推出的激進政策。例如極右出身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就明顯在執政後退回中右，對反對北約、停止援助烏克蘭、疑歐主義都有所回撤，基本上已與歐盟主流所差無幾。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即便極右崛起是趨勢，在德國、法國等歐盟27個成員國中的24國中，卻還依舊是親歐洲、持自由主義立場的主流政黨執政，英國的工黨也在2024年大選中擊敗保守黨和極右翼的改革英國黨（前身為「英國脫歐黨」）；而2024年第十屆歐洲議會選舉過後，中右立場的歐洲人民黨黨團、中左立場的社民黨黨團和中間派——復興歐洲黨團仍在歐洲議會佔據多數席位（加總404席，超過歐洲議會半數所需的360席）。以上種種，其實就構成歐洲繼續信奉自由主義價值觀，並且堅守「自由國際秩序」的內部政治基礎。

當然，解釋美歐差異的說法不一而足。從政治社會學的視角出發，「美國是宗教社會，歐洲是世俗社會」，而宗教與右派相連，世俗則同左派相關，啟蒙和理性精神導致歐洲的保守主義不比美國，新左運動也因此在歐洲比美國更成功，也讓歐洲右派更容易與左派妥協；政治經濟學解釋則是，在歐洲的社會福利制度下，醫保和社保是已經解決的嵌入式自由主義問題，但在美國，醫保仍然是共和黨和民主黨鬥爭的焦點之一。

整體來說，前述解釋說明了，歐洲的自由主義、左翼思潮浸潤程度，明顯高於美國。不過從政黨博弈的視角出發，則可以看到更清楚互動痕跡。

在堅持自由國際秩序價值觀的主流政黨，與主打保守民粹的反建制政黨對峙格局中，前者之所以普遍勝出、甚至能夠馴化後者，出自三個關鍵現象：第一，多黨制留給建制派政黨結盟空間；第二，中右政黨沒有明顯極右化，或已經萎縮至失去力量；第三，建制派政黨間相互妥協，也就是中左與中右共同阻止極右崛起。說得更直接，主流政黨的制度慣性和組織優勢，導致歐洲的極右崛起始終位居下風，無法真正顛覆政治格局與文化走向。

例如在2025年2月提前舉行聯邦議會選舉的德國。當時中右立場的聯盟黨（基督教民主聯盟與基督教社會聯盟）得票率為28.6%，排名第一；極右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uer Deutschland）得票率卻比上次大選突出，來到20.8%，排名第二；中左的社會民主黨（社民黨，SPD）得票率則是16.4%，排名第三。

毫無疑問，另類選擇黨主打反歐元、反移民，並在特朗普、美國副總統萬斯（JD Vance）與世界首富馬斯克（Elon Musk）的全面支持下來勢洶洶。可是從後續發展來看，這次歷史性突破並沒有讓另類選擇黨登上權力寶座，因為德國主流政黨依然堅持針對極右翼的「防火牆」制度，也就是中左與中右寧願合作，也不願納粹奪權的歷史重演。因此2025年4月，德國聯盟黨與社民黨正式達成共識，重組默克爾（Angela Merkel）時期的「大聯盟」，另類選擇黨最終無緣入閣。

法國也是如此。2017年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中，馬克龍（Emmanuel Macron）與勒龐（Marine Le Pen）的對決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建立59年來，首次不由傳統左右翼政黨的候選人進行競選。但最後馬克龍獲得傳統中左、中右政黨支持，以65%的絕對優勢勝出。2022年的總統大選則是2017年的翻版，馬克龍同樣依靠類似德國「防火牆」慣例的「共同防線」，於第二輪選舉再次擊敗勒龐。

到了2024年，由於極右的國民聯盟（RN）在歐洲議會選舉大勝，馬克龍於是解散國民議會重新選舉，彼時法國共和黨的得票率僅有5.4%，共和黨時任主席埃里克·西奧蒂（Eric Ciotti）甚至在選前帶領部分黨員出走，與國民聯盟形成結盟。面對這種極右可能勝出的情境，馬克龍於是促成中間派、左翼陣營和傳統右翼緊急成立「共和陣線」（Front Republicain），共同來為最可能擊敗國民聯盟的候選人助選，最終也成功扭轉局勢，封堵國民聯盟勝出。

而兩黨政治明顯的英國雖然相對接近美國，結果卻同樣沒有偏離歐洲政治主流：作為中右主流政黨的保守黨，並沒有出現類似共和黨的民粹化跡象。此外，英國雖然沒有德法主流政黨聯合阻擊極右的「防火牆」和「共同防線」安排，但英國下院議員的單一選區制卻對大黨有利，例如改革黨雖在2024年英國大選選票達到14.3%，卻只拿到650個議席中的13個，結果依舊難撼兩黨格局。

可以這麼說，歐洲國家還是普遍存在以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共識政治傳統，即便近年出現不少「歐洲特朗普」，但在中右與中左，以及綠黨和其他中間派形成「聯合陣線」的情勢下，極右政黨其實缺乏制度慣性紅利與組織資源保障，無法與傳統主流政黨全面對壘。再加上歐洲的中右政黨並未走向極右，而是依舊與中左政黨堅守建制派路線，這就與美國的政治發展格外不同。

基本上，美國共和黨民粹化後，只面對民主黨這個單一對手，不像歐洲極右其實遭遇主流政黨的圍堵和憲政約束。正因如此，特朗普帶領的美國民粹主義更容易贏得政權，並將反建制理念上升為美國國家意志，進而退出和攻擊「自由國際秩序」，並與仍由傳統主流政黨執政的歐洲發生扞格。

因此，從俄烏停火僵局、北約存續、格陵蘭問題，再到「和平理事會」雷聲大雨點小，美歐衝突其實並不只有地緣因素，還關乎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深層矛盾。如今雙方博弈看來難言勝負：特朗普持續上演霸道總裁的單邊主義，歐洲卻也沒有乖乖躺平毫不抵制，這股博弈將在未來持續牽引秩序脈動，成為當代西方難以消弭的巨大裂痕，並且引發各種混亂與失序。

而在這片迷霧下唯一可以確定的，或許就是「自由國際秩序」的持續塌陷，不論速度與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