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為「攬炒論」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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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6月至今,反修例風波持續了逾20個星期,「香港何去何從」成為社會上下共同面對的艱難命題。對於政府,多數市民的訴求也許仍是一致的,要求管治團隊去蕪存菁、勵精圖治,切實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不過,隨着示威行動多次轉焦,如今仍活躍於街頭之抗爭者的目標,也已明顯偏離了百萬計市民最初上街遊行的「初心」,但持續失控的街頭暴力似乎受到許多人的「包容」。這是否說明運動早期冒出的「攬炒論」仍有市場?

在8、9月之間,「攬炒論」與示威暴力程度有着正向關向,暴力愈發升級,「攬炒論」愈是躍然於紙上,矛頭直指香港與中央的關係。攬炒鼓吹者「相信」,他們可以香港的經濟價值作要脅,逼迫中央政府屈服,縱使這個算盤落空,引來解放軍鎮壓,也只是拖累中共政權,而他們自己則本來就「冇嘢可以再輸」。只是,即便踏入10月以來街頭暴力破壞急劇惡化,極端示威者甚至明目張膽針對被指有「中資」色彩的商舖打砸縱火,他們預想中的「解放軍屠城」還是沒有出現,「攬炒」走到了瓶頸。

由「支爆」說起

「01觀點」早已指出,香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絕非無可取代,「攬炒論」只是癡人說夢,既是自我扼殺「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獨特空間,也是立足於對中央政府的偏見,源自長期以教條心態僵化地看待中國的變化。

追本溯源,曾經盛極一時的「支爆論」可謂「攬炒論」的濫觴。「支爆論」認為,中國經濟將會崩潰,然後會產生骨牌效應演變成政治動盪,最終甚至令中共政府垮台。逢年過節,總會有「支爆」言論冒出,但客觀現實是這種「預言」年復一年落空,淪為笑柄。然而,對於香港不少年輕的激進示威者而言,「支爆論」似乎為他們提供了想像空間,令他們相信「勇武」總有一天可以衝出個「未來」。故此,「支爆論」轉生到「攬炒論」上:中國經濟依賴香港支撐,內地至今尚未爆破全因香港;只要搞亂香港,內地就會步上「支爆論」所陳述的路上去。

東歐的立陶宛丶愛沙尼亞丶及拉脫維亞等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過程,也是香港部分港獨人士經常列舉的案例,甚至是所謂「支爆論」的靈感來源。(網上圖片)

從這個角度看,要破除當下社會上彌漫的暴力迷思,便需要為「攬炒」和「支爆」論解毒,而如果我們追尋「攬炒論」的興起,不難發現不少香港人,以至於外國的觀察者對中共的理解,還是停留於三十年前的「六四」運動時期。

「六四」與「反修例」

雖然反修例示威者之間甚少直接提出香港與「六四」作比較,但毋庸諱言,之所以持續有輿論鼓吹中央出動軍隊武力鎮壓香港示威,正是出自於「六四」這個「前科」。事實上,不少外媒的評論便露骨地以八九民運對比今日香港情況。可以說,用「六四」這個歷史教訓來理解中央處理反修例示威的對策及「攬炒論」的自欺欺人,並非捕風捉影的「打稻草人」問題。

就社會背景而言,反修例示威與八九民運確實有相似之處。首先,兩者都是社會深層次矛盾未能有效地透過結構轉型消解,以致民怨持續累積,最終由一個觸發點引燃燎原之火。「深層次結構矛盾」已成為理解香港示威浪潮的關鍵詞,而八九民運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官僚腐敗、社會不公,以及惡性通貨膨脹產生的嚴重民生問題等等,使得民間怨聲載道,對未來充滿焦慮。

其次,兩者都在中西方價值觀衝突下發酵。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逾百年間受西方文化與價值觀薰陶,回歸逾二十年後的今天,它們仍深深影響着香港社會,使人們對香港的現實政治身份產生「水土不服」症狀。「六四」所反映的價值觀衝突則是中國打開國門後,西方價值與文化一擁而入,學者和青年爭相希望仿傚西方模式推動中國發展,在冷戰氛圍籠罩下,這股思潮與中共嚴防和平演變的危機意識構成不可調和的對立。

解放軍屠城的想像很可能來自於「六四」。(Getty Images)

再從運動的構成來看,反修例與「六四」都包含複雜的政治訴求。「六四」最主要訴求是反官倒與反腐敗,出發點是革除社會積弊,這說明它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愛國運動,但與此同時,「六四」也涉及政治路線與意識形態鬥爭,以及「打砸搶燒」等違法活動。區分運動中這些不同成份有其必要性——學生等參與者的愛國行為無可非議,當局必須為此作出平反,香港社會多年來對此的堅持也毋容置疑。

反修例運動也該作類似區分,如今在周日成為「常態」的暴力破壞必須受嚴厲譴責,但制止嚴重違法行為並不等於否定運動本身的意義。撇除暴力問題,反修例運動涉及的政治問題恐怕比「六四」更複雜,箇中關鍵正是社會上對香港的政治身份有兩種不同論述,一種由現實的憲制秩序拘束,明確規定了香港「是」什麼;另一種基於既有價值觀而形成,反映了許多港人想要守護的香港獨特性,但當所追求的香港身份脫離了現實,就只會淪為想像。兩者之間的落差長期未受正視,卻在「反送中」這個充滿誤導的政治文宣口號下表露無遺,並呈現出「六四」所未見的分離主義色彩。

中共並非一成不變

客觀而言,香港這場社會動盪的持續時間比「六四」更久,性質也更為複雜,對中共構成的挑戰甚至也更大。然而,回到前面的問題,為什麼北京並未如「攬炒派」所願,出動解放軍鎮壓呢?一些吹奏「攬炒」的網民戲言,解放軍「唔夠膽,全球最廢」。明白人對這種解嘲式言論當然一笑置之,可是其中流露的無知卻值得深思。

有人認為中央至今不出手,是因為懼怕外國壓力或是擔心此舉會毀掉香港,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無可否認,這些因素或多或少會對中央形成一定的壓力,但卻難以理解成關鍵原因。以中共長久的行為模式而言,政治穩定絕對在一切問題之上。如果香港問題果真對中央政府構成政治威脅,再大的經濟重要性也不可能凌駕之。「攬炒派」經常強調香港對內地無可取代,更是誇張其辭,至於論及國外壓力,北京面對美國挑起起貿易戰也不屈服,難道香港問題比貿易戰更威脅中國嗎?

「六四」悲劇發生後,時任中國總理李鵬說過一句備受非議的話:「我們沒有經驗」。血腥鎮壓的責任絕不能用任何理由搪塞推卸,但就危機處理而言,確實需要經驗,而當我們回顧中共建政以來處理社會動盪的做法,也無法否認它是一個很懂得汲取經驗教訓的政權,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克制,與其說是「不敢」,毋寧說是「不為」。結合北京自反修例風波爆發以來不斷強調,希望問題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盡量由香港社會自行解決,可見中央根本不欲越過雷池,破壞「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基本政治框架。

那麼,對「解放軍屠城」的想像,以及這種想像的落空,某程度上反映了不少人對於中共的理解在三十年間完全沒有更新——中國永遠定格在數十年前那個落後、腐敗、不文明的畫面,只是「碰巧」經濟起飛,變得富有而已。不願意理解或承認中國在改變,很可能正是這種認知落差的成因,而它帶來的後果則是以「零和」心態看到央港關係,把香港的福祉置於中國整體發展的對立面。

我們從不認為香港與中央的關係處於「你輸我贏」的博弈之中,香港發揮「一國兩制」賦予的自主權力,也絕非與兩地經濟融合的大趨勢構成衝突對立。回顧這段時間的社會情緒,香港亟需破除「攬炒」論調所反映的迷思,正如大家耳熟能詳的本地經典歌詞「變幻原是永恆」所言,世界在變,中央也在變,而香港人要問自己,是不是只有我們畏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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