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的荔枝劇評|雷佳音演活基層小吏 小人物視角看大唐官場

千古艱難唯做事,一事功成萬頭禿。幾年前,一口氣看完馬伯庸的原著小說《長安的荔枝》後,闔卷那一瞬間,湧進我腦海的便是這句話。
聖人的恣心所欲配上官場的溝溝壑壑,讓「運荔枝」這個要命的任務,落在了一名基層小吏李善德(雷佳音 飾)頭上。他為保身家性命,點燈熬蠟想方案、踏破鐵鞋落實執行。最終,也只落得個功過相抵的結局。
身為資深「牛馬」,代入李善德就像呼吸一樣簡單。但對這個小說的影視改編,當時心中打鼓的成份卻要比期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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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真的是一個「班味兒」很重的故事。小人物的「有限視角」,讓故事大多時刻被一種手足無措、不明就裡的迷茫感主導。主角那種不管不顧、閉眼拉車的生命力,很能感染人,但真不知道能讓觀眾的情緒高位續航多久。不過,這種忐忑在我點開劇版《長安的荔枝》的第8分鐘,就逐漸消失了。
陪酒侍郎鄭平安(岳雲鵬 飾)這個角色出場,給人一種改編打通「任督二脈」的感覺。在看完更新的前6集後,我更加確信,《長安的荔枝》不僅是馬伯庸小說改編劇中「界面」最友好的一個,也是把「大歷史」視角和「微觀史」方法有機結合的一次演繹。
在當下歷史劇「微觀化」的創作潮流中,《長安的荔枝》算得上一次視角平衡的難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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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藏在詩裡的極限任務
《長安的荔枝》的故事,源自馬伯庸的兩次靈光閃現。一次,是寫《顯微鏡下的大明》時。馬伯庸在閱讀的徽州文書中,發現了周德文這麼一個小吏:他是在朱棣遷都北京的大事件中,擔任調度物資的基層官吏,因勞碌而死在任上。從他的視角打開大歷史,會發現每一次雄韜偉略的背後,都有無數個「周德文」奔走操勞。
一次是,關於「楊貴妃如果馬嵬坡沒死逃到了日本,是不是再也吃不到荔枝了」的微博發問。這徹底激發了馬伯庸的創作欲。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把「『一騎紅塵妃子笑』,用周德文式的視角解讀出來」,就是《長安的荔枝》的故事核心。
從小說到劇集,《長安的荔枝》最大限度上保留了這個故事核和由此帶來的「微觀史」視角。主角李善德是個業務精通的上林署監事。算科出身,兢兢業業在基層幹了十多年。中年喪妻的他,沒有大富大貴、官場騰達的野心,只想帶著女兒在居不易的長安有個安穩生活。
不管宏觀歷史怎麼波瀾激蕩,一般來說都很難對這樣的小人物產生決定性影響。決定他生活品質的,是貸款買房時缺的那二十貫首付,是去十七娘那貸款時「利滾利」多出的幾十貫利息,是把女兒送到繡坊後能不能早點接她下學,是下值能不能趕在宵禁前出坊門回家。
《長安的荔枝》通過李善德的日常喜樂和掣肘,串起了唐朝市井生活的細節,也打通了當代觀眾與他的處境共情。但就是這麼一個史書夾縫處都瞅不見的普通人,偏偏被聖人的一道「荔枝令」砸中了腦袋,被迫成為了高層無形博弈中的一顆棋子。日常生活脫軌之時,就是戲劇人生髮車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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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能被載入歷史但也「要命」的任務,落到這麼一個普通人頭上,他要用怎樣的智慧、意志和生命力,完成這樣一個不可能的任務?這構成了《長安的荔枝》的最大懸念。
鄭平安與「高層路線」
儘管《長安的荔枝》是一部「微觀史」視角打開的小說,但並不代表它沒有宏觀歷史的視角。在小說中,這種宏觀視角集中體現在最後一個章節。
李善德費盡千辛萬苦把荔枝從嶺南運回,本應該他功成領賞之時,他卻問了句荔枝轉運的錢糧何來,仔細思量了下荔枝為誰而運。這一問一思不要緊,朝堂上的虎擲龍拿、蟻鬥蝸爭都顯了形,李善德由此對宦海更加心灰,最終被流放嶺南。沒想到,竟然因此意外避開了安史之亂的災難。
通過這個章節,歷史的大軌跡和小人物的命運之間微妙的糾纏聯繫,便躍然筆尖了。從小說到劇集,保留這種宏觀歷史視角是必須的,但要是「照書拍」只用思與辨的方式來表現,又不符合視聽藝術的規律,難免生硬。
劇版《長安的荔枝》的巧妙之處便在於,通過加入鄭平安這個角色,引入了一條深切口的權謀副線。借左相、右相的朝堂之爭,《長安的荔枝》把原著小說後置的宏觀視角提前,避免了只用思與辨來表現宏觀歷史視角的生硬感。
從人物塑造來看,鄭平安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中間人物。他是家道中落的名門之後,是小吏李善德的妻弟。和謙遜老實的李善德不同,他心懷光耀門楣的野心。他靠著長袖善舞的特長,幹起了「陪酒侍郎」的工作。但安身立命並不是他的終點,他追求的是走進由帝王將相書寫的大歷史,為此不惜主動成為棋子,參與到朝堂爭鬥的「大事件」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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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鄭平安這個線索,聖人之下的最大權力博弈——左相、右相之爭,被擺上了明面。他的嶺南之行,還暗示了長安和地方的微妙權力關係。大歷史和微觀史在這個人物身上交界,鳥瞰視角和顯微之察由這個人物聯通。他就像一個有力的註腳,時刻向觀眾交代著,小人物李善德的命運究竟在被一種什麼力量裹挾。
從戲劇性上來看,鄭平安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助手」。兩個人有著不同的性格、價值觀和處事方式,碰撞之中讓原本略顯單薄的「苦旅」活色生香。到了嶺南後,兩人的任務線不斷交織,既反映了廟堂之爭對小人物命運如「蝴蝶效應」一般的影響,也讓故事在微觀與宏觀之間流轉自如。
還值得一提的,是鄭平安這個角色的喜劇調性。有了他這麼一個「活寶」式的人物從中調劑,原著中那個幾次欲尋死的困頓小吏李善德,苦澀少了幾分;小說裡那個鷹視狼步的嶺南大吏何有光,鮮活多了幾分;甚至那個負責狐假虎威的浮誇掌書趙辛民,都活絡生動了起來。
可以說,多了一個鄭平安,《長安的荔枝》界面「友好」度至少能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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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荔枝撬開的大唐
最後,還想單獨談一談《長安的荔枝》的「世界觀」構建。本劇的導演之一曹盾,是搭建「世界觀」的高手,他執導的《長安十二時辰》便是憑藉「長安」這個最大的主角,征服了觀眾。
到了《長安的荔枝》,他繼續發揮自己搭建「世界觀」的特長。不過,這次除了在妝造服飾、置景道具和古代禮儀還原等細節上精益求精,主創還尤其注重讓「世界觀」的構建介入到敘事當中,在不破壞情節密度的前提下,潤物細無聲地向觀眾滲透故事「世界」的方方面面。
比如,《長安的荔枝》中的大唐嶺南高州。這是一片在古裝劇中鮮少被呈現的地界,怎麼讓觀眾迅速沉浸其中呢?《長安的荔枝》先用鄭平安見趙掌書的情節,串起了高州的街景。接著,又用李善德拜見刺史的情節,深入內院。
這裡的街道用南方的紅土鋪成,街邊處處花木繁茂,棕櫚、芭蕉、木棉、紫荊、梔子、茶梅等植物密密栽種。刺史府的庭院中同樣花木繁多。長安難吃到的各種奇珍異果,這裡隨處可見。這裡氣候炎熱,任誰都得穿短打踩拖鞋。這裡的人行臥不離蒲扇,再富貴一些的還有手搖風扇……
就憑這麼短短的兩場戲,嶺南生活的氣息就撲面而來。後續情節中,《長安的荔枝》還重點呈現了大唐時期在嶺南淘金的胡商、當地獨特的峒人荔枝種植盛景等。為安頓一群人,先在觀眾腦海中建一座城。《長安的荔枝》這樣的創作手法,不僅能讓觀眾迅速沉浸在故事世界裡,也增強了觀眾對人物的代入感和信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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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長安的荔枝》風格化的片頭、片尾也幫助了這種沉浸感的營造。片頭中碩大的荔枝空降在各種場景中,幻化成太陽、寶石等,隱喻著小小荔枝背後的博弈。片尾之一則是熊竹英演唱的陝北說書版《長恨歌》,不斷變幻的純色背景下,小小的人物在畫面下方,或騎馬或行船,晝夜兼程。
不過,《長安的荔枝》顯然不僅僅是一個關於「運荔枝」的故事。它還以荔枝為支點,撬開了一個歷史縫隙,讓我們有機會張望一下彼時的大唐。那裡有變幻莫測的聖人心思,有風雲際會的宦海奇觀,有四方來朝的商貿往來,有包容開放的民族融合。這些是有據可查的歷史風貌,也是我們能通過《長安的荔枝》收穫的奇觀體驗。
同時,這個歷史縫隙裡還藏著讓人同頻共振的小人物處境和生存智慧。李善德不善處理的「職場」難題,一千多年後還在困擾著當下的「打工人」。他辛勤工作、規行矩步,可換來的卻是「辦不成事」的處境,讓人倍感唏噓。他在猶豫是否要放棄原則「和光同塵」時,其間的遊移很多觀眾也並不陌生。
李善德最讓人感懷的,還是他帶著點另類的「英雄主義」。儘管身處「不可為」的死局,儘管個體命運的悲劇底色很難改,但為了所珍視的人他還是鼓起了放手一搏的勇氣。並且,拒絕了「花花轎子眾人抬」的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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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堅持選擇了難走的那條路,在這種極端困境下迸發出的智慧、意志和頑強生命力,能讓人如臨其境地歎一句「燃起來了」。這些共振,正是《長安的荔枝》的當下意義。它用古人「冒險」道當代人心事。在嬉笑怒駡間張揚了小人物的意義,也激發出了跨越時空的共情與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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