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在美以空襲中身亡，炸裂的政治真空正如戰事的猝不及防，將伊朗的未來拖入五里霧。

最一開始，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Masoud Pezeshkian）、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埃傑伊（Gholamhossein Mohseni Ejei）、憲法監護委員會成員宗教官員阿拉菲（Ayatollah Ali Reza Arafi）組成了三人領導小組，負責領導政治過渡工作。不過最高領袖的選拔本身，似乎陷入某種兩難。

首先，迅速任命新一任最高領袖，可以展現政權的連續性、平穩人心，在國家危急時刻傳遞穩定訊號。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戰火沖天的當下迅速宣布人選，反而可能成為外部攻擊的新焦點，讓新最高領袖再被斬首。

再來，人選如何出爐也是問題。當然，伊朗憲法規定，最高領袖必須具備傑出的宗教學識、深厚的伊斯蘭法學和政治知識以及強大的管理能力，同時必須由88名教士組成的專家會議秘密選出，但這不過是表面章程。

在伊朗處於多事之秋的當下，即便專家會議身負遴選最高領袖的當然職責，其他「非正式」行為者其實也可能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庫姆的高級神職人員，尤其是擁有獨立宗教權威的大阿亞圖拉，就可能間接影響議會內部輿論，即便他們其實沒有正式表決權。

再來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由於在哈梅內伊任內大幅崛起，並在伊朗動員「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中扮演關鍵作用，更是當前抗阻美國以色列進逼的關鍵力量，這股勢力無疑也會大幅影響新一任最高領袖的遴選。

或許正因如此，即便伊朗官方尚未正式發布結果，只是宣布候選人名單已經確定，一個消息卻已在各大媒體流傳：在革命衛隊強勢主導下，哈梅內伊之子穆傑塔巴（Mojtaba Khamenei）被確立為伊朗新一任最高領袖。

基本上，如果這一消息為真，或許就能透露些許伊朗未來的政治走向。

革命衛隊成為政權主導者

首先，這代表曾是最高領袖政治夥伴的革命衛隊，在經歷這次政治巨變後，已經躍升為主導政權的重要力量，甚至可以說是真正的執政核心。

眾所周知，穆傑塔巴在過去並非沒有被猜測為接班人，卻都受到兩個關鍵因素阻卻：第一，伊斯蘭共和國體制本身，就是對所謂領導人「世襲制」的反對，穆傑塔巴如果接任最高領袖，明顯是復辟過去巴勒維王朝的舊習，可能無法在政治上服眾；第二，穆傑塔巴身分僅僅是中層神職人員，即便是最高領袖之子、據傳與革命衛隊關係密切，卻從未擔任過高級民選職務。

顯然，在原本伊朗的政治環境下，穆傑塔巴雖然不是完全沒有接班可能，卻明顯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存在，正因如此，哈梅內伊才會一度提拔前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如果不是2024年5月的空難意外，萊希原本是各界心照不宣的下任最高領袖。

但如前所述，當前伊朗其實正處多事之秋，因此最高領袖的遴選與其說是出乎憲法規範、專家會議的投票，不如說是取決於教士集團與軍方、其實也就是革命衛隊的內部談判。

其實從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歷史來看，軍隊與教士集團原本就是共生關係，雙方結盟並不只是權力果實的共享，還有家族、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多場域交織。不過這種平衡結構，明顯在近10年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伊朗通過「阿拉伯之春」連動的敘利亞內戰、也門內戰介入中東各大戰場，打造聯通黎巴嫩到伊拉克同時觸及紅海的「抵抗軸心」板塊後，革命衛隊的地位就已顯著不同，基本上是從安全部隊躍升成了「國中之國」，既能影響伊朗的對外政策，也掌握伊朗石油收入的巨大紅利，成為巨大的權力與腐敗核心。

而基本上在伊朗積極擴大地緣勢力的這些年，財政狀況也因西方制裁、過度投入「抵抗軸心」而惡化，催生了年復一年的大型全國示威，從內部衝擊了神權政府的統治能量。而在這種愈發風雨飄搖的情境中，革命衛隊的鎮壓無疑扮演穩定政權的重要角色，這又會進一步推動整個伊斯蘭共和國向革命衛隊的傾斜。

因此可以這麼說，統合並收割1979年革命成果的雖然是教士集團，但鞏固並維繫革命後體制至今的關鍵力量，其實還是在各大衝突後堅定捍衛政權的革命衛隊，即便這其實反映某種政治衰敗的飲鴆止渴：強硬對外傾向、堅持不肯放棄動員「抵抗軸心」，會增加與西方談判解除制裁的難度；革命衛隊的嚴重腐敗與裙帶關係，則會加劇伊朗推行經濟改革的困難。而鎮壓雖能弭平經濟問題導致的各種大型示威，卻只是減緩痛苦、而非解決問題。

無論如何，革命衛隊在當前伊朗已經是無可顛覆的重要政經勢力，並也無疑在遴選下任最高領袖上，擁有極大的影響力與話語權。因此如今各大媒體盛傳的「革命衛隊強勢主導穆傑塔巴出線」，或許未必是空穴來風。

伊朗逐漸傾向軍政府？

不過這個現象本身，也就意味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某種質變：從原先的「法基赫的監護」（Velayat-e Faqih）、也就是教法學者治國的體制，逐漸傾向類似埃及、緬甸的軍政府掌權。

畢竟，「革命衛隊強勢主導穆傑塔巴出線」本身，其實也就透露一個雙面現實：穆傑塔巴原本在接班資格上相對不足，但在作為「國中之國」的革命衛隊強勢主導下，原本的候補球員也能變MVP（最有價值球員）；但這其實不會改變候補球員實力不足的本質，前者因此只能愈發依賴革命衛隊支持，進而分享權力。

換句話說，如果穆傑塔巴真的在革命衛隊強勢主導下，成為新一任伊朗最高領袖，那麼未來伊朗的政治動態，恐怕就是最高領袖與革命衛隊實施共治，而且後者的影響力能進一步深化政經領域，議會等民選機構的權威和合法性也將受到弱化，其他挑戰者則幾乎沒有正式途徑來顛覆軍方控制。畢竟在這種情況下，政權的統治正當性並不來自意識形態敘事，而是絕對的武力優勢。

而這種局面可能導致兩個政治走向。

第一，伊朗爆發內部軍事衝突的機率下降。當然，這背後關鍵不是穆傑塔巴本人，而是革命衛隊滿意這種結果。只要穆傑塔巴作為哈梅內伊之子，願意繼續父親時期的相關政策：繼續動員「抵抗軸心」、持續倚仗革命衛隊，後者就會繼續扶持穆傑塔巴在位，而不至於爆發政變、強勢接管政權。

第二，伊朗可能會在部分保守文化政策上鬆綁，例如不再強硬進行頭巾執法，一如回到魯哈尼（Hassan Rouhani）時期，卻還是會繼續反美反以、動員「抵抗軸心」的對外政策，也很難針對伊朗嚴重依賴石油經濟、革命衛隊本身作為「國中之國」的情況推進改革。與此同時，美伊核談判可能也會因為革命衛隊的強硬立場，而不容易有新進展。

而基本上這種政治伊斯蘭略受壓制、軍方地位上升的動態，其實不是沒有前例，例如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崛起前的土耳其，就基本是軍方作為政權影武者、持續壓制政治伊斯蘭的情況。因此埃爾多安在土耳其政治史上的關鍵意義，除了帶領土耳其經濟起飛、因為長期掌權而被戲稱是「當代蘇丹」外，也有馴服土耳其軍隊這隻強大猛獸的一面。

當然，有鑑於伊朗當前政體源自1979年的革命成果，即便未來由革命衛隊主政，教士也絕不可能毫無話語權，畢竟如前所述，庫姆的高級神職人員、尤其是擁有獨立宗教權威的大阿亞圖拉，還是擁有一定的輿論影響力與權威。只是這些權威本身，終究無法凌駕革命衛隊作為政權守門人的關鍵，因此伊朗還是會有「法基赫的監護」這層外皮，只是或許會在革命衛隊勢大的背景下，變得愈發稀薄。

而這，或許是哈梅內伊決心重用革命衛隊、建立「抵抗軸心」時，就已經注定無法阻擋的政治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