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懸疑多日的中東緊張終於炸裂天際：以色列率先宣布空襲伊朗，美國則同步證實「這是雙方協調的攻擊」，並且隨後從海空發動多輪打擊，目標遍布伊朗境內學校、軍事設施與大量領導高層，包括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

而伊朗報復也一如事前威脅，既攻擊以色列、打擊周遭設有美軍基地的國家，更開始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位處海灣的沙特、科威特、巴林、阿聯酋、卡塔爾、阿曼，甚至比鄰以色列的約旦因此同受波及。

基本上，和平的崩潰雖不是毫無跡象，包括美國確實持續集結軍力、各國也陸續展開撤僑，卻又難言「完全可以預料」，畢竟特朗普（Donald Trump）才剛在19日拋出「3月6日」的最後通牒，斡旋美伊談判的阿曼甚至在27日透露，「僵持多時的濃縮鈾僵局有解」，沒想到情況不到一天就急轉直下。

顯然，戰爭爆發經歷了複雜遊說與內部角力，導致談判最終成為某種多軌方案的一環、甚至可以說是斬首前夕的煙霧彈。例如根據《華盛頓郵報》揭露，導致特朗普拍板動武的，其實是以色列與沙特過去幾周的雙重遊說，只不過前者更加公開，後者則是表面勸阻、私下鼓吹，例如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就表示，如果美國現在不採取行動，伊朗將變得更加強大且危險。

《彭博》的資訊則透露，雖說美國談判之餘也準備了動武方案，但特朗普2月24日國情咨文演說時，美方團隊其實仍在拉扯，關鍵就是美國情報判斷伊朗核進展其實有限，以色列情報卻認定威脅相當迫切，部分官員為此提醒不宜過度依賴以方結論。

但在2月26日第3輪核會談後，由於特朗普不滿官員簡報內容，「達成短期協議近在咫尺，但這無法觸及伊朗導彈計畫等核心」，所以開始傾向動武；居中斡旋的阿曼外長為此在27日上午直飛華府、會見副總統萬斯（JD Vance），試圖影響美方決策，但最終沒有成功。

可以發現，這場衝突的炸裂，其實並非結構注定的必然發展，而是立場不一的行為者圍繞談判相互博弈，接著受到不完全訊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承諾問題（Commitment Problems）、議題的不可分割性（Issue Indivisibility）這三大因素反覆擾動，最終在一系列抉擇後導致了談判破裂：伊朗始終不肯在濃縮鈾之外的議題，也就是動員「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等國家戰略領域讓步，而立場最強硬的以色列又積極遊說美國動武、遊走在美伊間的沙特則樂見伊朗被削弱，最終美國由強硬派取得話語權，戰爭也因此爆發。

不過類似拉扯場景，其實也不是當下才浮現，而是早從2023年10月加沙戰爭開始，便在前述行為者間往復循環：不論是2024年開始的「抵抗軸心」要員陸續被斬首、又或是2025年6月的以色列伊朗「十二日戰爭」，其實都算當前場面的某種預演。換言之，這次衝突其實不是無本之木、無水之源，而是加沙戰爭的未完終局，以及背後行為者的再加碼對壘。

以色列：必須徹底消除伊朗威脅

首先是以色列。基本上，不完全訊息、承諾問題、議題的不可分割性這三大因素，其實或多或少都在以色列的談判立場中發揮作用。但當中最顯著的，無疑是議題的不可分割性，也就是「消除伊朗威脅」這個目標，對以色列來說已經成為不可被談判的底線。

而導致這種現象的，一來是加沙戰後格局的混沌未水明，二來是以色列政壇與民意經歷戰爭的集體右轉。

首先是戰後格局。基本上，加沙戰爭當然重創伊朗與「抵抗軸心」，包括損失眾多領袖、爆發「十二日戰爭」、導致敘利亞變天，卻還是沒有為以色列帶來安全感。

例如經歷「十二日戰爭」的伊朗，雖說美以轟炸可能會推遲其核計畫，但在以色列看來，伊朗的核技術知識仍然存在、濃縮鈾更是存量未明，正如伊朗導彈庫和製造基地雖已縮減，卻估計仍保有1,000枚以上的可用導彈。更重要的是，在這次反覆僵持的核談判中，伊朗雖一度在濃縮鈾議題上軟化，卻始終堅持導彈計畫不可談判，也不願承諾放棄「抵抗軸心」。

再來是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經歷以色列大規模清除領導、直接地面入侵，真主黨的指揮結構基本已被掏空，對以色列的導彈威脅也大幅減少，更失去在黎巴嫩政壇的主導地位。但即便如此，真主黨還是保持組織，並且開始任命新指揮官，同時持續重建武器庫、抗拒解除武裝。而從眼下真主黨仍能對以色列北境發射火箭來看，其生存韌性確實驚人。

接著是同受伊朗支持的哈馬斯。經歷戰爭重創，哈馬斯已失去對加沙約一半地塊的控制，並且損失大量經驗豐富的戰士、包括先後陣亡兩位領袖。但即便傷痕累累，哈馬斯依舊統治著加沙大部分人口，並擁有組織嚴密、具備治理能力的民兵，能擊潰內部反對勢力。如果特朗普的「20點和平計劃」始終原地打轉，也就是以色列拒不撤軍卻也無法迫使哈馬斯解除武裝，那麼後者恐怕就能宣布自己版本的「勝利」：大規模劫持人質、包括劫持加沙數百萬人，從而確保自身生存並繼續戰鬥的策略有效。

顯然，以色列雖在兩年鏖戰中付出經濟成本與國家名聲，卻沒有真正從被伊朗戰略包圍的泥淖中脫困。

再來是戰爭導致的以色列政壇與民意集體右轉。2023年10月7日前，以色列的加沙政策基本就是「割草」，也就是每隔幾年就對加沙祭出幾輪空襲，同時推進「鐵穹」等防禦措施，以免陷入曠日持久的戰爭。而這種作法其實源於一個基礎假設：哈馬斯不太可能從加沙大舉侵入以色列，即便真的實踐，也只能進行殺傷力不強的小規模滲透。

但從後續發展來看，「阿克薩洪水行動」證明了在伊朗協調下，哈馬斯還是能成功讓上千名武裝人員攻入以色列，「抵抗軸心」也能從多個方向牽制以色列行動，例如黎巴嫩真主黨的火炮攻勢，就迫使以色列從北境疏散10萬以上居民，甚至連也門的胡塞武裝都對以色列發射導彈。

顯然，這種「被圍攻」的焦慮感，最終強化了以色列社會與猶太民族、國家整體的「受害者連結」，並與阿拉伯輿論對於加沙的聲援，形成元素類似但方向不同的鏡像反射。例如阿拉伯歌壇為集體聲援加沙，推出由25位歌手集體合唱的《راجعين》（Rajieen，「我們會回來」），歌詞訴諸加沙苦難、婦孺無辜、巴勒斯坦離散，並且頻頻呼喊真主；以色列則召集包含人質家屬在內的千名以色列人，一同在「Homeland Concert」中合唱合奏，歌詞也訴諸平民苦難、強調人質無辜，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甚至親自錄製《תפילה לשלום חיילי צה״ל》（A Prayer for the Israel Defence Forces）這首歌，歌詞就包含猶太教的希伯來文禱詞《מי שבירך》（Mi Shebeirach）。

與此同時，「先發制人」在以色列也愈發受到民意支持，包括以軍在2024年10月入侵黎巴嫩、在2024年12月入侵敘利亞、在2025年6月對伊朗發動「十二日戰爭」、在2025年9月對卡塔爾哈馬斯領導層發動襲擊，其實第一時間都起到推升民意的作用，而沒有受到太多批評。

以色列政壇的集體強硬則更加明顯。2024年7月，以色列議會通過決議，明確拒絕在「約旦河以西的任何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國；2025年11月，中間派反對黨領袖甘茨（Benny Gantz）提出回歸「1948年思維模式」，呼籲從「衝突管理」轉向「主動出擊」和「預防威脅」，包括發起一場「旨在消除伊朗政權構成所有重大威脅的廣泛行動」；2026年1月伊朗爆發全國示威後，以色列安全內閣隨即在5日召開長達5小時的會議，之後內塔尼亞胡批准名為「鐵拳行動」（Operation Iron Strike）的軍事計畫，當中涉及對於伊朗的未來打擊，如今看來，或許就是這次打擊計畫的前身。

筆者曾經聆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曼（Robert Aumann）於2025年5月在以色列發表的演講，主題是用賽局理論分析以色列與哈馬斯博弈。而其演講觀點本身，其實正是以色列戰後集體認知的直接反映：奧曼表示，以色列過去不斷向哈馬斯釋出錯誤訊號，包括因為國際壓力與哈馬斯騷擾而主動撤出加沙定居點、在士兵被哈馬斯擄走後同意不成比例的換囚，前者導致哈馬斯認為只要繼續軍事行動，以色列最終會選擇讓步，後者則讓哈馬斯形成「以色列相當重視人質」的認知，並認為只要擄走大量人質，就能擁有極大的談判籌碼。而正是以上種種，導致了2023年的「阿克薩洪水行動」。

可以這麼說，不論是以色列民意變化、政壇強硬走向，其實都說明一個現象：經過加沙戰爭，以色列主流民意已經不認為衝突根源是基於兩國方案的領土訴求，而是伊朗帶領的「敵對勢力」正在否定以色列存在，因此自我回撤、讓出土地並不會帶來和平，反而是會造成對方一再進逼。

不過即便有這股趨勢，以色列也還是面臨明顯的現實障礙，那就是光憑以色列自己，其實無法根除伊朗威脅，甚至還可能面臨美國的某種「勸阻」，包括不論是過去兩年的加沙戰爭，又或是2025年直接打擊伊朗的「十二日戰爭」，以色列最後其實都是在美國的出面「控場」下偃旗息鼓，而沒有真正達成目標，不論是讓哈馬斯徹底解除武裝，又或是切斷伊朗對於「抵抗軸心」的支持。

這就解釋了，為何內塔尼亞胡會在這次美伊談判中強力遊說特朗普、持續強調伊朗威脅迫在眉睫。關鍵在於，即便這麼做可能爭取不到美國地面部隊，卻也至少能促成聯合空襲、把美國綁上戰車，從而最大程度拖延後者轉為斡旋者的時間，推升以色列實現目標的可能。

美國：與時間賽跑的豪賭

再來是作為拍板關鍵的美國。

基本上，美國與以色列面對伊朗的最大差異，就是後者已經認為「根除伊朗威脅」不可談判，前者卻還是保有對話空間，畢竟伊朗不過是華盛頓認知中的全球地緣議題之一，不必然是亟需處理的緊急議題。基本上這也解釋了「特朗普2.0」之初的各種和緩與克制，包括在2025年3月重啟與伊朗的核談判，以及在6月轟炸伊朗核設施後迅速以「摧毀核能力」為由下台階，甚至還有這次動武前的反覆猶豫。

但最終，特朗普還是放棄談判走向開戰，這背後雖然不能排除「對等關稅」被判違法、移民問題引爆爭議、中期選舉將近但民調低迷等短期因素，卻恐怕更多出自美國伊朗政策的傳統糾結，那就是承諾問題與不完全訊息的交互作用：前者導致特朗普形成「與伊朗簽署任何協議都沒用」、「今天不動手，明天會後悔」的認知，後者則是讓特朗普判斷「動武迫使伊朗屈服的附帶成本不高」，所以最後選擇在2月28日祭出美以聯合打擊。

首先是「與伊朗簽署任何協議都沒用」、「今天不動手，明天會後悔」的認知。基本上這種傾向並非特朗普獨有，而是美國對伊鷹派的長期主張，即便這群人經歷奧巴馬（Barack Obama）時期的對伊談判政策壓制，所以無法阻止2015年的核協議出爐，卻也還是在「特朗普1.0」找到實踐舞台：美國在2018年宣布單邊退出核協議，開始了對伊朗的極限施壓，接著又在2020年1月擊殺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

但這種做法的直接作用，似乎不是迎來伊朗屈服，而是反向強化德黑蘭強硬派的話語權，也就是讓伊朗同樣形成「與美國簽署任何協議都沒用」、「今天不動手，明天會後悔」的認知，由此導致後續拜登任內的美伊僵持。

回顧2021年1月，伊朗問題本是拜登就職後少數明確闡述的外交議題，方法則是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美國既要努力「反擊伊朗破壞區域穩定的活動」，也要重新加入被特朗普單邊退出的伊朗核協議，並且藉此強化原初協議的種種缺陷。

結果，美國內部的對伊強硬派還是堅持極限施壓，批評重啟核協議不過是為伊朗發展核武爭取時間；無獨有偶，伊朗強硬派同樣認為「優勢在我」，所以在美國溫和派釋出重返核協議的訊號時，直接推高了談判門檻：第一，要求美國給出有力保證，避免未來再次退出；第二，主張原協議的制裁豁免力度不夠，應該更加放寬；第三，指出美國應就2018年至2021年期間未提供制裁豁免的情況進行補償。

可想而知，這些門檻拜登政府都無法滿足。至於拜登所說的另一個重要目標，「反擊伊朗破壞區域穩定的活動」，其實也就是阻止伊朗進一步動員「抵抗軸心」，則基本沒有收到任何成效，畢竟核談判幾乎占據政府對伊政策的唯一重心。隨後2023年的「阿克薩洪水行動」爆發，則又重創拜登為首的溫和派能量，同時強化了對伊鷹派的論述力道，那就是美國制裁、重啟談判，其實都無法阻止伊朗動手。

基本上，這也就是「特朗普2.0」接手時的危險狀態。除了美國對伊鷹派的政治能量空前高漲，伊朗情況也是基本所差無幾：加沙停火並沒有讓伊朗停止動員「抵抗軸心」，德黑蘭依舊設法向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運送導彈。而這無疑又會強化美國鷹派的認知：在伊朗內部仍由強硬派掌權，也就是哈梅內伊擔任最高領袖、革命衛隊依舊勢大的背景下，光憑加沙戰爭削弱、「十二日戰爭」衝擊，其實不足以扭轉伊朗的對外戰略，尤其在「抵抗軸心」衰弱的情境下，核議程的威懾角色恐怕還會持續上升。

這就成為這次特朗普能與內塔尼亞胡取得共識的背景，那就是美國鷹派其實與以色列存在交集：要處理伊朗問題，恐怕需要政權更迭。

但這就會牽引出一個問題：如果政權更迭是伊朗問題的「萬靈丹」，美國究竟能用什麼方式達成？

從任何角度來看，這無疑是比轟炸核設施更艱鉅的工程，甚至可以說不論是美國或以色列，其實都不確定要如何實現。畢竟如果循阿富汗、伊拉克前例，軍事占領的終點就是無盡泥淖，且這光憑以色列本身無法做到，當前美國民意又不會支持大量出兵重返中東，尤其特朗普的支持基礎中還有不少排斥海外戰場的MAGA派。

因此，特朗普面對的局面其實是1979年後美伊糾結的極度烈化，也就是在美國看來，除非伊朗發生重大政治變革，否則很難從根本上改變其中東與對美政策，不論是核發展或動員「抵抗軸心」；但實現這一目標究竟要用制裁與外交徐徐圖之，又或是祭出強烈軍事打擊，恐怕就是各有極限與成本。

從現實來看，前者基本就是美國的長期做法，也就是一邊與伊朗進行核談判、一邊收緊制裁繩索，再輔以不至於爆發全面戰爭的軍事壓力，同時積極介入伊朗內部示威，削弱神權政府的統治正當性。

當然，外交手段的最大弊端正如美國鷹派對於伊朗核協議的指責，最終可能在政治和經濟上鞏固伊朗政權，為發展核武創造戰略機遇與時間。而這或許就解釋了「特朗普2.0」在2025年3月重啟談判的動機：想用足夠全面的新協議，避免外界留下伊朗政權再次逃過一劫的印象，同時確保伊朗無法將制裁解除帶來的收入用於投入核計畫或動員「抵抗軸心」。

至於祭出強烈軍事打擊，平心而論，這種作法的短期收效或許強於制裁與外交，卻可能伴隨更高成本與不確定性，且無論軍事打擊多麼成功，通過外交手段的長時間作用，其實或許也能達成類似結果，且成本與不確定性都將低於軍事行動。正因如此，過去的美國總統都沒有輕易使用轟炸伊朗、乃至斬首最高領袖的激進作法，而是選擇用外交與制裁徐徐圖之。

而這就連動不完全訊息對於這場戰爭的作用，也就是特朗普因為判斷「動武迫使伊朗屈服的附帶成本不高」，所以最終選擇了軍事冒險，其實也就是以斬首最高領袖、軍政高層為核心，進行一系列戰略豪賭：只要哈梅內伊與其潛在繼承人身亡，伊朗就有可能陷入混亂。最終，伊朗可能在美國以色列不派遣地面部隊，但大力鼓動少數族裔武裝與反對派起事的背景下，實現某種政權更迭或政策轉向，從而淡化政體的反美反以色彩。

平心而論，這種豪賭雖不是完全沒有實現機會，卻也是建立在各種武斷與想當然耳的基礎上。確實，美國不派遣地面部隊本身，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伊拉克泥淖重演，不過這也同時預示：美國恐怕很難在伊朗重現伊拉克劇本，也就是美軍直接接管政權後，成功扶持在立場上相對親美的新政權。說得更直接，成本與報酬本就相依相生，美國想要避免過度軍事投入，結果恐怕就是政治收穫的差強人意。

此外，最高領袖被斬首的難堪現實，也無疑會強化伊朗「與美國簽署任何協議都沒用」、「今天不動手，明天會後悔」的認知，並且導致針對所有美國中東盟友與資產的玉石俱焚，包括轟炸以色列、打擊海灣六國的美軍基地與煉油廠甚至民用設施，以及正在進行的干擾霍爾木茲海峽。

當然，以上種種如果只是短期現象，特朗普的「動武迫使伊朗屈服的附帶成本不高」預判，或許也不能說是完全誤判，但這就顯然不是美國完全能夠掌握的發展。況且路透社與益普索（Ipsos）於3月1日結束的最新民調已經顯示，只有約27%的受訪者贊成空襲伊朗、43%反對，且雖有55%的共和黨選民支持空襲，卻也有42%共和黨選民表明，如果行動導致「駐中東美軍士兵傷亡」，將不太可能支持這項行動，另外還有約45%的受訪者表示，如果美國汽油或石油價格上漲，他們也不太可能支持針對伊朗的行動。更重要的是，開戰後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不升反降，只剩39%。

顯然，因為對伊朗「先發制人」而推升民調是以色列的政治情境、不是美國本土的政治氛圍。尤其是在中期選舉逐漸逼近、當前美軍也已經出現傷亡的背景下，民主黨絕不可能放過這個背刺特朗普的絕佳把柄；甚至，認為中俄應該是更主要威脅的共和黨建制派，恐怕也很難接受被伊朗拖在中東的局面。

因此，特朗普在衝突時程拉長、成本上升後的最主要挑戰，恐怕不是美軍基地受損、又或是美軍彈藥庫存不足等技術性問題，而是來自國內政壇與民意的反覆掣肘。

換句話說，從當前特朗普的視角出發，不論原本拍板動武的主要目標是什麼，這次行動都必須要換到、或至少能在最後「宣稱出」某種成果，不論是原本期望的政權更迭、又或是促成相對親美的改革派重返權力核心，又或是至少讓伊朗在談判桌上進行更多讓步，例如至少承諾「永遠不會持有或發展核武」，否則恐怕就無法避免政治成本反噬。

不過即便有了前述下台階，關鍵問題也恐怕還是如影隨形：這種結果，難道真的無法通過長期的外交談判與制裁包圍達成？尤其如果惡化到加派地面部隊進場的局面，即便美國可能藉此收穫更可觀的戰略報酬，例如軍事接管伊朗、直接扶持親美政權，卻也恐怕無法避免後續軍事與政治成本的持續飆升，因為這等於重複過往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泥淖劇本，且「認賠殺出」其實也終究是時間問題，過程當中還必然分散對印太等其他領域的戰略挹注。

無論如何，在戰爭成本上升、美軍出現傷亡的背景下，美國與時間的賽跑已經開始，特朗普顯然必須在情況滑向某種「認賠殺出」前，取得或「宣稱出」足以對內交代的戰略成果，不論這是不是原本的開戰目標。

伊朗：戰爭結束不等於危機解除

最後是損失慘重的伊朗。

基本上對德黑蘭來說，這場戰爭的起點其實不是2026年2月28日的美以聯合空襲，而是2023年10月的「阿克薩洪水行動」。這段期間，伊朗其實不是沒有嘗試在某些時刻對以克制、對美談判，卻終究因為不完全訊息、承諾問題、議題的不可分割性這三大因素，而一步步踏入最高領袖被斬首的眼下危機。

首先是不完全訊息，其實就是伊朗誤判自己在中東的戰略處境、同時低估以色列乃至美國的動武決心。回顧2023年10月「阿克薩洪水行動」爆發前夕，伊朗取得的最大外交進展，無疑就是完成與沙特的復交，但這並非兩大中東強權的真誠和解，而是更多出自伊朗「抵抗軸心」南北夾擊下，沙特被迫放棄地緣爭奪，轉而聚焦「2030願景」（Saudi Vision 2030）的戰略轉向。

不過這種發展或許給了伊朗極大信心，認為策動「阿克薩洪水行動」引發以色列報復後，沙特等阿拉伯國家會選擇與自己結成「伊斯蘭大團結」，最終形成對於以色列的某種地緣包圍；正如「阿克薩洪水行動」本身，雖然看似出自以巴衝突的傳統脈絡，其實主軸還是要為干擾沙特以色列建交的德黑蘭利益服務。

但後續發展無疑打了伊朗一耳光：如果不是美國充當一定紅線，以色列的報復基本沒有上限，並也因此在戰爭期間不斷挑戰極限，讓各種天花板反覆成為地基；而沙特等海灣國家或許忌憚捲入戰火、又困於輿論對巴勒斯坦的同情，所以沒有在加沙戰爭爆發後積極配合美國與以色列，卻也始終與伊朗保持距離。

之後隨著美以伊的三方博弈烈化，面臨選邊壓力的海灣各國，最終也還是倒向了美以陣營，而不是支持才剛從宿敵變朋友的伊朗，包括在以色列與伊朗爆發「十二日戰爭」期間，私下對美以提供軍事情報，以及對特朗普的「20點和平計畫」、加沙和平委員會表示支持。原因則相當直接：各方都想從反覆炸裂的以巴衝突抽身、為這段歷史宿怨翻頁，從而繼續與美國、以色列的戰略合作議程。

基本上這也解釋了，為何這次海灣六國被伊朗無差別報復後，並沒有群起譴責美國拖累自己，反而是與美國共同發聲譴責伊朗。從這個脈絡來看，《華盛頓郵報》的「沙特遊說特朗普打擊」內幕，或許是相當有所本的訊息揭露。

再來就是承諾問題，也就是「與美國簽署任何協議都沒用」、「今天不動手，明天會後悔」的認知強化。基本上這種傾向從美國2018年單邊退出核協議後，就已在伊朗內部層層積累，再加上加沙戰爭期間諸多「抵抗軸心」領袖被斬首、以色列在「十二日戰爭」中直接攻擊伊朗本土，還有剛發生的最高領袖與大量高層身亡，其實都在反覆堆疊伊朗的強硬派能量，並且導致當下針對中東的全面掃射。

最後是議題的不可分割性。其實正如以色列認為「根除伊朗威脅不可談判」，德黑蘭雖然願意在濃縮鈾議題上暫時軟化立場，卻也顯然認為部分國策不容動搖，那就是動員「抵抗軸心」、繼續導彈計畫。而這就成為特朗普選擇豪賭的重要背景之一，也就是美國媒體揭露的官員簡報評估：與伊朗達成短期協議近在咫尺，但這無法觸及導彈計畫等核心。

只不過，伊朗當下四處掃射、大殺四方的作法看似威風，卻也恐怕是出自政治與生存考量的另一種豪賭。一來，伊朗必須為最高領袖被斬首的屈辱找回顏面；二來，伊朗想用掃射美國盟友、殺傷美軍、推升油價的「劍走偏鋒」，迫使美國與以色列停止攻擊，不論後續是重啟談判或繼續僵持。

說得更直接，正如軍事打擊伊朗、直接斬首最高領袖，在過去都是某種美國政策工具的紅線，無法輕易動用；如今伊朗隨意打擊海灣各國、大規模不經通報直接轟擊美軍基地，甚至大力干擾霍爾木茲海峽的作法，其實也是近似七傷拳的激進策略。

首先，雖然有不少分析認為，美軍的彈藥庫存經歷以色列與海灣盟友消耗，恐怕難以支撐對於伊朗的長期高強度打擊與防禦需要，但這點對於經歷加沙戰爭的伊朗同樣適用。而這或許就解釋了，為何當前伊朗會選擇動用大量無人機、搭配導彈進行不對稱攻勢，關鍵就是必須保存實力、避免導彈庫存耗盡。因此這終究要回到美國與伊朗，誰還剩更多餘力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這種做法其實可能透支伊朗的長遠戰略處境，也就是原本與沙特等海灣國家的和解進程，如今都因衝突出現倒退，包括阿聯酋已經關閉在德黑蘭的使館、撤回駐伊大使。如果衝突持續下去，未必不會惡化成沙特、伊朗再斷交的局面，也就是重回海灣盛行「伊朗威脅論」的時代，只是差別在於，曾經手握強大「抵抗軸心」的伊朗，如今已因加沙戰爭傷痕累累、元氣大傷。而這就解釋了，為何面對海灣六國持續譴責，伊朗會出現兩種戰略訊號：全面掃射依然繼續，但外交官員頻頻解釋伊朗對於區域國家沒有敵意，並暗示當前情況是革命衛隊的「自作主張」。

此外，即便伊朗撐過這場衝突，政權的生存危機也不會立刻消失。

在經濟場域，伊朗始終無法擺脫對於石油經濟的依賴，由此導致了產業傾斜、腐敗叢生，再加上2011年、2018年開始的西方持續制裁施壓，伊朗已經基本陷入某種飲鴆止渴：制裁會減少石油收入，從而增加財政赤字和通脹預期，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交易成本，導致外匯儲備的持續下降；而腐敗的根深蒂固，尤其是革命衛隊等特殊利益集團的政商裙帶關係，又會削弱伊朗推行經濟改革的能力。

因此，即便有過曾經的石油繁榮盛景，伊朗產業的生產力、創新能力也並沒有顯著拉升，更何況伊朗政府還將大量石油收入投入支持「抵抗軸心」，而沒有有效填補國有企業虧損對政府帶來的財政負擔，更沒有通過擴大稅基來彌補支出，而是更多從國家發展基金中提取資金、向銀行定向放貸來填補預算赤字。

換句話說，伊朗金融其實長期承受「威利狼」（Wile E. Coyote）的風險，也就是挖東牆補西牆雖能保住一時平穩，但銀行體系的整體穩定、貨幣價值都可能在某個時刻突然崩潰。此外，由於不良貸款金額龐大，伊朗銀行體系已實際演變為某種全國性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資產負債表的失衡日益加劇。

基本上，這也正是2025年底全國示威爆發的重要背景：在西方制裁疊加、尤其2025年9月凍結伊朗海外資產後，金融風暴就已在伊朗醞釀，接著是里亞爾持續暴跌跳水，進而觸發巴扎商人示威，最終走向全國騷亂的固定模式，底層上街、學生響應、城市中產與自由派加入，訴求再度上升為推翻政府。雖說從後續發展來看，伊朗還是成功鎮壓街頭動亂，但這種作法其實就像不負責任的經濟與金融政策，只能延緩痛苦而不能解決問題。

歸根結柢，伊朗近十年經歷的，就是政府債務大幅積累、經濟韌性下降、社會資本流失、腐敗加劇、資本外逃、經濟衰退、嚴重乾旱與缺水的複合式長期危機。隨之而生的，自然還有民眾對於政府的政治不信任，包括總統大選票投票率的屢創新低，以及對於各種政治宣傳、宗教敘事的嗤之以鼻。簡單來說，其實就是經濟停滯與政治衰敗的相互加乘。

正因如此，談判換取制裁解禁已經不是立場問題，而是伊朗歷任政府都必須摸索的出路，差別只是讓步條件的多寡，以及在什麼領域讓步。所以即便是加沙戰爭、乃至「十二日戰爭」爆發，伊朗後續也都沒有完全關閉美伊核談判的窗口。畢竟，美國以色列或許無法在軍事上擊敗伊朗，卻有機會通過一次次全國示威的內部爆破，削弱政權的統治能量。

當然，伊朗仍有不少支持政府的群眾，這次美以聯合打擊也可能反向助推伊朗人民的愛國熱情。但即便如此，這還是無助解決伊朗經濟的深層問題，尤其這次衝突必然耗損大量伊朗財政資源，再加上高強度的對峙情境，以談判換取制裁解禁的路徑恐怕也暫時難通。

換句話說，即便德黑蘭成功抵禦美以這次進逼，留下的也恐怕會是更加棘手的戰後情境：大規模報復的有用，可能導致伊朗更不願放棄動員「抵抗軸心」、繼續導彈計畫，畢竟這是抵禦美國以色列的重要本錢，但其代價恐怕就是談判停滯，以及承擔更多制裁枷鎖；而因制裁日漸惡化的財政困局，則可能反覆點燃全國示威的火種，為日後的美國以色列介入創造更多機會。

整體來說，當前困鎖以色列、美國、伊朗、甚至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區域動亂，其實源於各方在過程當中的一系列動態決策，並且反映不同行為者的戰略困境：對以色列來說，這是過往國家安全神話的一朝破滅；對美國來說，是自己即便遠離阿富汗與伊拉克，也還是無法放心撤出中東；對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來說，是作為伊朗鄰居，威脅始終如影隨形。而對伊朗來說，則是1979年至今的革命路線正在透支，政權也愈發風雨飄搖。

更重要的是，這種鏈鎖困境目前還看不到清晰出口，一切似乎只能靠著某種魚死網破，才能勉強撕開降溫裂縫，卻不保證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