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東戰火延燒霍爾木茲海峽當下，紅海一側也同樣燃起煙硝：3月28日，也門胡塞武裝向以色列射出伊朗戰爭以來首枚導彈，標誌正式加入這場衝突。

其實早在這一步前，胡塞就已多次向美以發出警告，表示若美國、以色列或中東國家越過其設定的三條「紅線」，自己將正式加入伊朗戰爭，包括：中東國家不與美國、以色列結盟攻擊伊朗，美國和以色列不得利用紅海對伊朗或任何穆斯林國家進行敵對行動，以及各方不得持續升級對於「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的攻擊。

而如今，胡塞顯然是往前跨了一步，成為繼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民兵後，第三個捲入伊朗戰爭的「抵抗軸心」板塊。基本上，這也某種程度復現過去兩年的加沙戰爭情境：以色列的主戰場雖在加沙，卻同時受到來自黎巴嫩、也門的「抵抗軸心」南北夾擊；正如這次主要作戰對象雖是伊朗，真主黨、胡塞還是先後參戰。

更重要的是，在霍爾木茲海峽受阻當下，經紅海運輸的沙特至亞洲原油航線已經成為重要替代通道。但在過去兩年加沙戰爭期間，胡塞已經展現干擾紅海航運的槓桿實力，此時宣布參戰，極可能意味支撐全球能源市場的「新生命線」即將中斷。

顯然，胡塞的入場對於衝突走向帶來更多不確定性，也或許是伊朗面對美國「最後通牒」壓力，所展現的另一種「極限施壓」。這就凸顯德黑蘭抵抗美以進逼的多重籌碼：除了海峽更有「抵抗軸心」。只不過，經歷兩年加沙戰爭摧殘，如今的「抵抗軸心」雖要為自身生存奮戰，卻也要面對處境日漸艱難的現實。

擴大戰場的黎巴嫩真主黨

首先是備感壓力的黎巴嫩真主黨。

基本上作為「抵抗軸心」中軍事化程度最高的非國家實體，真主黨已經在過去加沙戰爭遭受重創，並在美國、法國斡旋下，選擇與以色列達成停火協議。雖說這段期間直到2026年2月美以伊開戰前，以色列偶爾會有違反停火的行為，烈度卻終究沒有超越停火之前。

但哈梅內伊（Ali Khamenei）被斬首後，真主黨隨即在3月2日重開以色列的北部戰線，開始大規模對以發射導彈與無人機攻擊，正式介入戰爭。不過這麼做的結果，就是招致以色列的猛烈報復，也就是以軍迅速對貝魯特南郊、黎巴嫩南部及巴勒貝克等地展開大規模空襲，並將撤離令擴大到利塔尼河以南大片區域，開始了更大規模的地面入侵，同時斬首多位真主黨新領導層。

與此同時，黎巴嫩政府也開始對於真主黨的進一步施壓。例如黎巴嫩總理就直接禁止真主黨的一切軍事安全活動、強調戰爭與和平決定權只屬於國家，並且反覆要求真主黨解除武裝，並讓黎巴嫩政府軍在南部設立檢查站，持續逮捕真主黨武裝人員。無獨有偶，真主黨的長期政治盟友阿瑪爾運動（Amal Movement），這次也與衝突保持距離，不願再為真主黨兩肋插刀。

更重要的是，當前真主黨已不復2023年10月前的戰力堅強，甚至在2024年12月敘利亞變天後，直接失去支撐跨國後勤的戰略支點。例如真主黨領導人納伊姆·卡西姆（Naim Qassem）就已公開承認，真主黨喪失經敘利亞獲得武器和裝備的關鍵補給線；到了2026年3月，敘利亞新當局更向黎巴嫩邊境增兵，宣布要阻止真主黨滲入。

顯然，真主黨在對抗以軍進逼時，還面臨黎巴嫩政府的同步夾擊，在國內的政治與軍事空間也被進一步壓縮，可以說是陷入以色列打擊、國內孤立、後勤欠缺的三重危機。不過即便如此，真主黨還是沒有喪失製造安全壓力的能力，只是作戰形態從高強度、集中式打擊，變成了由地方指揮官主導的火箭彈、無人機、邊境襲擾和代理破壞行動。

而這種攻擊型態，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3月2日的對以開戰：根據路透社3月4日披露，這次真主黨對以開戰，其實部分高層事先並不知情。這就說明，馬賽克化的並不只有伊朗革命衛隊，黎巴嫩真主黨也是如此，而這也無可避免導致軍事決策與政治系統的持續脫節，走到今日貿然對以開戰的多重危機。

當然，真主黨的反撲也可能是出於生存恐懼，也就是擔憂伊朗真的變天，導致自己連最後靠山都化為烏有。不過就當前效果來說，真主黨攻勢雖然有替伊朗承擔砲火、消耗防禦系統的作用，卻沒有起到「扭轉態勢」的成效，而是直接擴大了戰區，讓整個黎巴嫩南部陷入火海，也導致自己在黎巴嫩政壇的尷尬處境。

同樣為難的伊拉克

再來是處境類似的伊拉克民兵。

3月2日，伊拉克的「伊斯蘭抵抗組織」（Islamic Resistance in Iraq）同樣宣稱，已向伊拉克境內的美軍目標發射無人機，伊拉克的庫爾德自治區也遭受火箭彈與無人機攻勢，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更是揚言要把打擊範圍擴大到約旦境內的美軍基地。

而從美方反應來看，伊拉克「抵抗軸心」的反撲也確實構成威脅，例如美國國務院就在3月2日要求駐伊拉克使團的非緊急人員撤離，顯然當地安全風險有所上升。此外，伊拉克方向的無人機、舊式短程彈道導彈攻勢同樣會消耗美軍防禦系統，也就是迫使後者大量發射造價高昂的「愛國者」、「薩德」，導致美國中央司令部（CENTCOM）的高精尖防空武器庫存面臨見底風險。

更糟的是，這種由伊朗、「抵抗軸心」共同形塑的高壓防空環境，其實暴露區域聯防體系的脆弱性。例如科威特防空部隊就在攔截過程中誤擊3架美軍 F-15戰機，後續雖未造成人員死亡，卻證明了在導彈、無人機與盟軍戰機同時進入同一空域的情況下，防空體系的識別與協調難度明顯上升。

但與此同時，伊拉克的「抵抗軸心」也面臨與真主黨類似的政治困境。首先，伊拉克政府反對親伊朗武裝將國家拖入戰爭，例如總理蘇達尼（Mohammed Shia' al-Sudani）就命令安全機構防止任何「破壞穩定的行為」；一度逼近美國使館的親伊朗示威者，也遭到伊拉克安全部隊驅散。

再來，馬賽克化現象也同樣在伊拉克「抵抗軸心」中出現：這次即便親伊朗民兵有所行動，卻也沒有重演過去整齊劃一的總動員。有分析認為，這是因為伊朗支援的伊拉克民兵已因多年定點清除、補給線受損、領導層深度捲入伊拉克政治和經濟生活，而不再唯德黑蘭馬首是瞻，甚至這次之所以介入衝突，也或許更多是為維護自己在伊拉克國內的利益與生存空間，而不是無條件捲入一場高風險的地區決戰。

可以這麼說，伊朗在伊拉克的相關代理武裝，其實早在戰前就有「空心化」現象，不是所有組織都願意「為了伊朗而戰」。不過即便如此，這次伊拉克還是沒有外於這場戰爭，因為在部分武裝團體看來，這場衝突同樣是針對自身生存的重大威脅，所以最終還是選擇了升級，並也因此招致美國的斬首攻勢。

可能參與經濟焦土戰的胡塞

接著是近期宣布參戰的胡塞。

基本上與被加沙戰爭重創的真主黨、變天的敘利亞、空心化的伊拉克民兵相比，胡塞算是「抵抗軸心」中相對保有實力的板塊。2024年到2025年間，胡塞因為對紅海商船和軍船發動襲擊，導致了美國與英國的報復性空擊，最後在阿曼斡旋下，於同年5月與美國達成了停火協議，明確放行紅海和曼德海峽方向的美方目標與美船，但不包括對以色列停火。這就意味著，胡塞既保留海上施壓的政治敘事，也在策略上為再升級留下潛在空間，同時也隱約證明：胡塞雖然在伊朗的「抵抗軸心」網路內，卻更多按照也門戰場和自身成本收益來決定升級節奏。

由此來看胡塞至今的介入方式，或許就能理解一二：導彈發射頻率稀少，但封鎖紅海的威脅言之鑿鑿。胡塞顯然知曉過度介入衝突，可能引發美國又一輪轟炸的潛在風險，此外隨著國際承認的也門政府成功壓倒南方分離主義勢力，也門防長塔赫爾·阿基利（Taher al-Aqili）也在近日宣布，「行動方向正朝胡塞武裝控制的首都薩那推進」，暗示政府可能發動地面攻勢，以收復胡塞武裝控制區。如果胡塞此時深度捲入衝突，有一定可能會讓後方暴露在也門政府軍的攻勢下。

因此，胡塞的介入重點其實不在形成新實戰主軸，而是將自身形塑為伊朗籌碼中的潛在變數：一旦把現有表態兌現為對於紅海、曼德海峽或相關航運目標的實際行動，就能持續放大紅海—阿拉伯海—海灣航運體系的不確定性，並對外部各方形成額外牽制。

換句話說，對胡塞來說最可行的操作，還是把戰場壓力盡可能轉化為航運、能源和保險成本，強化非對稱的「經濟焦土戰」。而只要伊朗持續干擾霍爾木茲海峽，疊加胡塞對於紅海的反覆襲擊，就有可能迅速推高全球能源、航運和航空體系的脆弱性，導致局部衝突的成本外溢到全球貿易與能源市場。當然，如此操作訴諸的，還是讓美國、以色列等對手付出更高代價，而不是在正面戰場取得決定性戰果。

整體來看，從真主黨、伊拉克民兵到胡塞，各方都要面對加沙戰爭至今，伊朗作為中樞受到重擊，「抵抗軸心」也被嚴重削弱的生存困境。平心而論，在這次戰火焚燒、敘利亞也已變天、多位資深領袖被斬首的背景下，「抵抗軸心」未來不太可能回復成德黑蘭高度統籌的跨國聯盟，而是更可能演變為依託本土資源、走私網絡、低成本無人機和有限火箭能力，來維持活動的自治化武裝集合體。這種變化雖可能削弱「抵抗軸心」發動大規模協同作戰的能力，卻也意味外部力量更難通過摧毀單一中樞，來徹底毀滅整個網路。

可以這麼說，「抵抗軸心」原本是伊朗對於眾多阿拉伯國家破碎地帶的間接統治，但2023年開始的一系列變局，其實已經重創「抵抗軸心」的指揮控制結構，並讓構成網絡的三大支柱應聲而斷：最高領袖的意識形態權威、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後勤協調、通過敘利亞的地理連結。甚至哈梅內伊的逝世本身，更是意味「抵抗軸心」的精神連結不復存在。

當然，指揮結構的崩潰並不必然走向毀滅，卻更容易衍生支離破碎的混亂。如今的「抵抗軸心」當然還是伊朗的可用籌碼，卻也不得不為自身生存考慮掙扎，這就導致不同階段的升級降級，都變得更加難以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