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各國或地區出現經濟停擺及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日前更發表最新報告，將今年全球經濟預測下調至收縮4.9%。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卻於網上會議指出，歐元區或已渡過最壞時刻，不過敦促各國政府就爆發第二波疫情作出準備。
雖然已渡過危機的最低點，但她亦指出有關憂慮仍未完全消除，因有可能出現第二波疫情。
拉加德又指出，經濟復甦將會是複雜及不完整，甚至出現轉型，強調央行在必要時會採取所有貨幣及財政政策工具。
就在5月15日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在第二屆Thomas Laubach研究會議上發表重磅講話，首次系統性地闡釋了聯儲局對未來經濟環境的預判及貨幣政策框架調整方向。此次講話不僅是對過去五年全球供應鏈動盪、通脹失控等挑戰的反思，更是為後疫情時代聯儲局的職能轉型奠定基調。
鮑威爾的演講有三大要點：
其一，未來通脹可能更加波動，美國可能正在進入一個供應衝擊更頻繁、持續時間也更持久的時期。
其二，鑑於2020年以來通脹和利率的重大變化，聯儲局正在調整政策框架。
其三，由於隨後出現的意外高通脹，2020年的框架被證明是不充分的，但2%的目標保持不變。
值得注意的是，鮑威爾演講的核心是貨幣政策的制定框架，並沒有對今年降息與否做出評價。
貨幣政策框架指的是聯儲局如何闡明其利率制定策略。鮑威爾開篇即指出，美國正進入一個「供應衝擊更頻繁且可能更持久的時期」，這一判斷標誌着聯儲局對全球經濟結構性矛盾的認知升級。
相較於2020年框架評估時對「通縮風險」的擔憂，當前的核心矛盾已轉向供應鏈碎片化、地緣政治衝突及氣候危機等多重因素疊加引發的供給端脆弱性。這種轉變直接體現在通脹波動性的加劇——即使長期通脹預期錨定2%，短期價格波動幅度仍可能遠超2010年代水平。
鮑威爾稱，聯儲局在處理通脹問題上，可能將重新回到2019年之前的貨幣政策框架，放棄「平均通脹是否達到2%」的框架，轉為「只關注當下通脹是否達到2%」。
框架為什麼調整，有何背景？自2012年以來，伯南克（Ben Bernanke）領導的FOMC首次將聯儲局的貨幣政策框架編纂成文，題為《長期目標和貨幣政策策略聲明》，被稱為「共識聲明」，設定了2%的通脹目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至2020年新冠疫情之間的10多年，全球陷入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的「三低」時代，發達經濟體政策患上「利率病」，政策利率普遍在0%附近，這被稱作零利率下限。
經年日久，「利率病」的隱患逐步顯現。一旦經濟出現輕微的下行，央行便放水。待到經濟再度衰退，央行將「降無可降」。然而，在經濟疲弱時通脹往往會下降，名義利率被釘在零的水平，從而推高了實際利率。更高的實際利率進一步抑制了就業增長和經濟活力，並強化了對通脹及通脹預期的下行壓力，整個社會深陷「通縮螺旋」。
經濟危機後的十幾年中發達經濟體依然經歷此種陣痛，即便在利率處於歷史低位的情況下，通脹率也一直低於2%的目標，央行官員深感擔憂。2020年，鮑威爾帶領其同僚採納一個新框架——平均通脹目標制，核心考量是彌補通脹目標持續未達標的情況。
平均通脹目標制的含義是：當通脹持續一段時間低於2%目標後，即便通脹升至2%以上央行也不應該立即加息，而是應該允許通脹在一定時間超過目標。換言之，央行由「只關注當下通脹」變成「關注過去一段時間的平均通脹」。平均通脹目標制本是為了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三低」時代。不湊巧的是，疫情期間混亂的救助政策，導致歐美經濟體走向「三高」時代——高利率、高增長、高通脹。
2021年11月，由強勁需求和混亂的供應鏈導致的美國通脹率達到6%，聯儲局不得不在16個月內累計加息525個基點，迅速滅火。由鮑威爾主導的平均通脹目標制也被視為導致當年聯儲局「動作太慢」的原因之一。
鮑威爾在解釋貨幣框架調整原因時不再嘴硬，頗有些認錯的意味：「自2020年以來，經濟環境已發生顯著變化，美聯儲的調整將反映出我們對這些變化的評估」。
那麼，聯儲局放棄2%通脹目標了嗎？沒有。鮑威爾明確表示「我們今天仍然完全致力於2%的目標」。只不過，不再關注過去平均2%的通脹。
這是這次講話中最重磅硬核的部分，鮑威爾用了非常審慎說明的態度做了說明，我們來做個詳細解釋：
首先，關於「缺口」評估範式調整的說明。查閲過去記錄，聯儲2020年政策框架曾提出「平均通脹目標制」，允許通脹適度超調以促進就業最大化。但鮑威爾此次明確表示，需重新審視就業和通脹「缺口」的衡量標準，避免將低失業率簡單等同於通脹風險信號。這意味着聯儲局可能弱化對勞動力市場過熱的敏感性，轉而構建更具容錯性的政策響應機制，以應對供給衝擊導致的經濟數據「失真」。
其次，關於利率政策的長期錨定的說明。「零利率時代終結」成為本次講話的隱含結論。鮑威爾指出，實際利率上升不僅反映通脹波動性，更指向中性利率水平的永久性抬升。這一判斷與5月會議維持4.25%-4.5%利率區間不變的決策邏輯一致，暗示聯儲局正為「更高更久」的利率環境構建理論支撐，未來降息周期或較市場預期更為謹慎。
其三，關於溝通策略的透明度升級的說明。針對市場對聯儲局前瞻指引有效性的質疑，鮑威爾提出將優化風險表述方式，尤其在「衝擊規模更大、更分裂」的時期，需更清晰地傳達政策不確定性。此舉或意味着未來聯儲局會議聲明可能引入概率化情景分析，而非單一方向預期，以降低市場對單一政策路徑的過度依賴。
鮑威爾的講話揭示了一個關鍵轉向：聯儲局正從「需求管理者」轉向「系統風險緩衝器」。在全球化退潮與產業鏈重構的背景下，單一利率工具已難以應對複合型衝擊，貨幣政策框架的靈活性與溝通效能將成為維護經濟韌性的核心。正如鮑威爾所言，「穩固的通脹預期是聯儲局一切行動的基石」，而如何在全球秩序重構中守住這一基石，也將成為未來五年聯儲局面臨的最大考驗。
可以說，鮑威爾這番認識是很通透的。聯儲局能否擔此重任，其實還有話下之意——特朗普2.0時代美國經濟的困局不真的在貨幣政策，而在行政權力與債務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