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關稅戰震盪、2025年「習特會」和緩，中美關係雖然驚濤駭浪，卻也整體張弛有度。2月4日的「習特通話」，則又確保中美「鬥而不破」的前行方向，並為後續的元首會晤進行鋪墊。

從中方立場出發，台灣議題顯然是通話重點，這背後當然與中日「台灣有事」衝突、美國破紀錄對台軍售有關；不過聚焦美國視角，這場通話除了穩定中美互動，顯然也是在為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的「期中選舉不輸」服務。

例如在特朗普的事後發文中，除了綜述雙方談話範圍：貿易、軍事、4月訪華、台灣問題、俄烏戰爭、伊朗局勢等，還特別強調中國將從美國購買石油和天然氣、考慮增購美國農產品，包括將本季大豆購買量提高到2,000萬噸、承諾下季度購買2,500萬噸美國大豆，另外還有飛機引擎，「一切都非常積極」。

這就揭示一個有趣背景：從「特朗普1.0」到「2.0」，全球權力格局雖然不同以往，中美各自籌碼也有不同，北京的「大豆牌」卻反覆出現，且似乎在貿易戰中據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能以大豆進口為槓桿，迫使美方農業集團從內部反彈，同時在期中選舉的背景下，進一步動搖共和黨政府的選票基礎，導致美國不得不調整政策。

當然，「稀土牌」明顯更加關鍵，美國也因此積極嘗試建立「安全供應鏈」；不過「大豆牌」的反覆浮現，似乎又突顯一個有趣剖面：在中美博弈的劍拔弩張下，美國農業集團似乎正在扮演「壓艙石」，要從內部為兩強競速裝設護欄，阻止貿易戰的徹底脫軌。不過現實是否當真如此？或許要回顧兩次貿易戰的發展來確認。

「特朗普1.0」如何應對？

首先是「特朗普1.0」時期。毫無疑問，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打後，美國農業就首當其衝。雖說部分美國農業集團初期支持政府，認為強而有力的姿態，其實是「爭取貿易公平與更大市場准入」的必要手段。但後續發展顯然適得其反。

根據美國農業部海外農業局（USDA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發布數據，2017年至2018年的美國對華農產品出口額急遽下跌，直接從195億美元降到了91億美元。其中，大豆出口額由122億美元大幅減少至31億美元，基本上在中國長期吸納美國大豆近六成出口份額的背景下，這種陡降不僅壓縮美國農產品的市場空間，也必然動搖中西部農業的價格預期和生產決策。無獨有偶，美國其他農產品如玉米、棉花和高粱等，也在中國轉從巴西、澳洲採購後，出現了程度不等的出口困境。

於是，美國農業界的立場也就隨之轉變，開始采取大規模的政治動員，要迫使特朗普政府調整立場。例如國家農民聯盟、美國農場局聯合會和全國豬肉生產者協會等組織，就通過國會聽證、媒體宣傳和直接向白宮施壓等方式，強調關稅對中西部農業州造成的巨大損失，並以「經濟受損」、「農民困境」的名義，要求政府出台補償措施。以上種種施壓策略，無疑提高農業利益集團在國會和白宮的談判地位。

結果，特朗普政府被迫於2018年至2019年間實施「市場便利化計劃」（Market Facilitation Program），也就是總金額高達230億美元的臨時農業救助政策，直接向因貿易戰而蒙受損失的農民提供現金補貼，來緩解農業部門所受衝擊，從而穩定農業經濟，同時爭取農業州的政治支持。

從結果來看，這種補貼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業生產者的不滿情緒，並且有助鞏固中西部關鍵選民群體對政府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正是因為農業利益集團的持續施壓，才迫使美國政府將「農產品採購」納入《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核心條款，並在文本直接規定，中國應在2017年進口水準的基礎上，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別增加約125億美元和195億美元的農產品採購。可以這麼說，這種條款正是美國農業界影響力的直接體現。

不過即便農業集團聲勢浩大，影響力卻也不是無遠弗屆。因為觀察這段過程的施壓博弈，基本上是農業集團通過遊說和輿論製造壓力，迫使政府用補貼和採購承諾換取政治支持。但觀察關稅政策的總體框架，其實並沒有被顯著調整，農業利益集團也沒有能力改變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基本走向。

可以這麼說，對特朗普政府而言，中西部票倉的政治訴求，其實更多是自己必須在對華強硬同時，用財政性補償作為政治平衡手段；對農業集團來說，則是在無法改變國家戰略的情況下，設法尋求短期財政補償做為可行出路。

最終，在這種勉強交易、求取交集的背景下，「受損—施壓—補貼」的互動逐漸浮現，並且固化為貿易戰後農業利益集團與美國政府互動的基本模式。

「特朗普2.0」擺脫依賴？

接著是貿易戰更加瘋狂的「特朗普2.0」。

在美國揮出關稅大棒的背景下，中國隨即對美進行反制，基本上除了各方關注的「稀土牌」，農產品當然也是重點。而儘管特朗普政府試圖用延長對華高關稅的暫停期來緩解緊張，但數據顯示，在2024年6月至2025年6月這段期間，美國對華農產品出口下滑了39%，尤其是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重啟關稅措施後，下降趨勢明顯加劇。

結果，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局（USDA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就在同年9月預測：2025財年美國農產品出口額恐怕僅有1,730億美元，進口額卻將攀升至2,200億美元，這意味美國將迎來歷史性的農業貿易逆差。可想而知，美國農業利益集團迅速立刻進入了緊急動員狀態，並且採取比起7年前更具針對性、也更加制度化的應對策略。

首先，這些集團進行了政治遊說，積極向國會和白宮施壓，包括發布聯合聲明、聽證會等，來要求設立緊急補償基金，同時希望政府實施大規模農業救助計畫，以彌補因中國採取關稅反制措施而導致的出口損失，從而穩定農民收入、防止農業經濟衰退。

再來，農業利益集團也積極推進市場多元化，也就是通過積極開拓新市場與對外合作，來逐步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試圖重構出口結構，因此農業利益集團也大力宣導為「美國農業出口促進項目」（U.S. Agricultural Export-Promotion Programs）增撥資金，重點投向新興市場開發。

顯然，經歷「特朗普1.0」的首次震盪，這次農業集團已不只訴求財政補貼、將其作為應急紓困的手段，而是直接把市場多元化作為核心策略，試圖重塑整體出口結構。而基本上，在基層農民經濟壓力上升、2026年期中選舉將至的背景下，特朗普也必然要有所行動。

首先，特朗普政府延續第一任期的「受損—施壓—補貼」政策邏輯，通過迅速建立補償機制，設法緩解貿易戰對農業出口部門造成的衝擊。例如2025年3月，農業部就宣布啟動資金規模達100億美元的「緊急商品援助計畫」（Emergency Commodity Assistance Program），來為可能受影響的生產者提供補貼。7月4日，特朗普又簽署《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進一步擴展農業補貼框架，批准了總額約660億美元的十年期農業支出。

以上種種補貼作法，都反映政府試圖通過財政手段彌補貿易政策導致的市場損失，其實就與2018年實施的「市場便利化計畫」所差無幾，只是規模更大、機制更成熟。而從現實發展來看，農業利益集團其實也對這種「受損—施壓—補貼」的模式形成了「政策路徑依賴」，雖說補貼無法替代市場，卻已是現實中少數能夠迅速緩解危機、穩定農民情緒的有效手段。

再來，除補貼政策以外，特朗普政府還積極推動國內市場開發與雙邊貿易談判，設法緩解農業出口壓力。在國內市場方面，美國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於2025年6月提出要大幅上調生物燃料配額數量，其實就是要推動大豆油向生物燃料的大規模轉化，嘗試要為產能過剩的大豆尋找新出路。

在貿易談判方面，特朗普政府則以「對等關稅」為籌碼，成功推動多項涉農雙邊協議。例如美國與印尼的關稅協議就提到，印尼承諾採購美國農產品並向美國農業生產者完全開放其2.8億人口的市場；無獨有偶，美日協議也包含80億美元的農產品採購承諾。

當然，特朗普政府這種「內需拓展和定向談判」的組合策略，短期內還是難以完全彌補對華出口損失，因此後續的「習特會」、「習特通話」中，特朗普還是不斷強調中國即將採購美國大豆；不過「貿易2.0」浮現的新趨勢，也就是美國試圖構建更加多元的農業出口市場格局，其實已經揭露美國正在努力的新方向：要降低對單一市場的過度依賴，正如被「稀土牌」觸發的種種後續行動。

美國農業集團不只是受害者？

由此回顧美國農業集團在貿易戰下的角色定位，所謂「壓艙石」的角色定位，似乎就出現了模糊與位移。關鍵在於，這些農業集團的政治回應即便有效，卻無法撼動美國整體的對華戰略。

所謂有效，指的就是農業集團的集體不滿，可以迫使政府出台補貼、設法推動豁免，將損失轉化為可觀的財政轉移和有限的關稅豁免，並讓農民成為聯邦政府必須優先安撫的群體。而這股脈動當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穩定中美關係的作用。

例如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宣佈90天關稅暫停令後，農業利益集團便紛紛表態支持，並敦促聯邦政府利用這一窗口推進談判，解決貿易爭端、擴大市場准入；從中國視角出發，農產品採購當然也是對美可用的政策工具，因此即便是2018年中美貿易戰期間，中國也沒有全面切斷美國農產品進口，而是仍為後續談判預留空間。

但是長期來看，無論美國政府是採取廣泛覆蓋的補貼、或是點狀分布的豁免，其實都是在既定的對華戰略框架內進行利益再分配，而沒有撼動以「國家安全和大國競爭為核心」的政策前提。

可以這麼說，在兩次中美貿易戰下，美國農業利益集團都在某些時刻，展現了「壓艙石」或「緩衝墊」的降溫剖面，但在中美戰略博弈升級的既定趨勢下，這種功能還是有其極限，甚至開始受到削弱。

一來，美國政府的大規模補貼，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農民的不滿，舒緩農業利益集團在高關稅問題的制衡壓力；二來如前所述，經歷兩次中美貿易戰衝擊，美國農業界已經開始推進市場多元化。例如2024年數據就顯示，美國對華農產品出口占比已從2020年的17.6%降至約14%，與此同時面向東南亞和墨西哥的出口則穩步上升。當然，這種轉向無法全面彌補美國損失的中國市場份額，卻還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農業利益集團對於中美和緩的渴求，以及要求政府改變政策的急迫感。

說得更直接，面對中美戰略博弈升級、自己慘遭池魚之殃，美國農業利益集團當然還是期望和緩，並且希望政府推動談判、避免脫鉤，問題是這種影響力恐怕無法永遠續航。因為隨著財政補貼、市場多元化等替代機制出台，曾經的渾身浴血正逐漸成為可控傷口，這就意味所謂「壓艙石」的功能也將隨之動搖。

當然，從中國的視角出發，農產品採購還是影響美國政治的重要工具；但從美國的情境來看，農業利益集團的角色日趨複雜，可以說既是貿易政策的受害者，又是參與中美博弈的重要玩家。

作為受害者，這些團體在出口驟降、收入萎縮和債務攀升的衝擊下，必須依賴財政補貼與政策支持維持生存；但作為玩家，這些團體又能憑藉選票、遊說和輿論動員，迫使聯邦政府不斷調整補償機制，同時推動美國農產出口的市場多元化，並在生物燃料等新領域「另闢蹊徑」。

結果，農業利益集團雖能在國內政治層面爭取補貼與政策緩衝，卻難以改變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根本政策方向，否則第二次中美貿易戰便不會爆發，正如其雖可能在關鍵政治時期發揮輿論與選票影響力，但作為中美關係「壓艙石」的作用，似乎正隨補貼機制的成熟、多元市場的探尋，而開始被不可逆地被削弱，儘管這也注定是個漫長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