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在一檔訪談類節目中表示，如果特朗普讓伊朗和阿拉伯國家團結起來，中東的經濟實力可能會超過歐盟。 他補充道，海灣地區被嚴重低估了，因為歐洲運轉失調，一個統一的海灣地區可能會超越歐洲。威特科夫的這句話藏在一堆話的中間，但卻極為重要，因為這是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一個新重點，涉及到整個世界在逆全球化時代的再平衡。
客觀來看，自中東地區的海灣合作委員（GCC）成立之後，「經濟一體化」的追求就始終存在於GCC的議程之內。1990年代，石油價格波動促使各國重新審視經濟合作價值，2001年《經濟協定》修訂版就明確設定了一體化常見的三大目標，也即「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和「貨幣聯盟」的時間表。2003年啟動的「關稅同盟」將外部關稅統一定為5%，內部取消「關稅壁壘」，而此舉也使區域內貿易額從2002年至2007年的5年間增長一倍多。2008年正式實施的「共同市場」計劃，賦予公民跨境就業、投資和社會保障權利，推動勞動力流動量年均增長10%以上。至2015年，跨境就業人數達180萬，佔區域勞動力總量的15%。
沙伊復交・沙伊關係：伊朗總統萊希2023年11月11日訪問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會面。（Reuters） 可以看到的是，在2020年之前，雖然始終面臨着成員國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稅收分配機制共識欠缺、共同市場失衡以及貨幣聯盟長期停滯等問題，但是GCC始終在推動成員國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並且，近期，GCC統一執行對外反傾銷稅的呼聲增強。科威特內閣近日正式呼籲本國相關機構加快執行GCC工業合作委員會關於對進口陶瓷和水泥產品徵收反傾銷稅的決議。該舉措被視為加強與GCC其他成員國協調一致性的步驟，避免科威特因「落後執行」而在區域貿易體系中承擔責任。看起來，GCC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有望得到進一步推進。
不過，就GCC經濟一體化的未來前景甚至超越歐盟而言，恐怕還是有些過於樂觀。
第一，現有經濟共同體建設的實質成效缺陷重重。
貿易便利化存在雙刃劍效應。統一關稅使區域內工業品流通成本降低10%以上，促進沙特石化產品、卡塔爾鋁製品等優勢產業形成區域供應鏈。但非關稅壁壘仍存：各國技術標準差異導致20%以上的食品類商品需重複檢驗。這種「玻璃牆」現象使實際貿易成本仍高於理論值。
5月15日，特朗普、沙特王儲穆罕默德與敘利亞總統沙拉（Ahmed Al-Sharaa）在沙特會面。（Reuters） 要素流動存在結構性矛盾。資本流動方面，主權財富基金跨境投資佔比從2008年的5%提升至2023年的22%，但集中於房地產（54%）和基礎設施（31%）領域。勞動力市場呈現「高技能人才虹吸」現象：迪拜吸收區域50%以上的金融從業者，導致巴林、科威特相關產業人才缺乏現象日益顯著。社會保障轉移支付更凸顯制度差異－－沙特國民在其他成員國僅能享受基礎醫療服務，而阿聯酋卻提供全面醫保覆蓋。
政策協調存在機制性障礙。GCC雖設立超過20個專項委員會，但決策效率受制於「全體一致」原則。以增值稅改革為例，2018年沙特率先實施5%稅率，而科威特遲至2023年才完成立法程序。貨幣政策協調更為脆弱：2020年疫情衝擊下，沙特與卡塔爾央行基準利率差一度擴大至150個基點，引發跨境套利交易激增。
第二，未來構建經濟共同體仍面臨重大挑戰。
GCC面臨的石油依賴與轉型悖論。儘管GCC各國長期推行經濟多元化戰略，2023年油氣收入仍佔財政總收入的58%（沙特）、82%（科威特）。這種資源依賴衍生出獨特的困境：新能源項目投資（如沙特NEOM城）依賴石油美元支撐，形成「用石油收入擺脱石油依賴」的循環邏輯。更嚴峻的是，各國產業規劃高度同質化—六國均將石化、航空樞紐和金融中心作為轉型方向，導致區域內產能過剩風險。
沙特未來新城「NEOM」在M+博物館舉行了「發現NEOM：設計中的新未來」傳媒導覽，由NEOM城巿規劃執行董事Tarek Qaddumi親自介紹。（毛詠琪攝） GCC內部地緣政治與制度裂痕同樣不容忽視。2017年卡塔爾斷交危機暴露機制脆弱性：沙特主導的貿易禁運使區域內物流成本瞬時飆升30%以上，多哈證券交易所市值蒸發20%以上。這種政治摩擦的經濟代價催生「去制度化」趨勢，阿聯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阿曼介入也門衝突等單邊行動，持續削弱GCC集體行動能力。
GCC內部人口結構與勞動力市場失衡依然很突出。成員國外籍勞工佔比達40%的畸形人口結構（卡塔爾甚至高達88%），這導致兩大矛盾：一方面，國民就業依賴公共部門（沙特政府僱員佔比63%），私營部門競爭力低下；另一方面，「人口安全化」政策（如阿聯酋的Emiratisation）要求私營企業強制僱傭本國公民，與企業效率目標產生衝突。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共同市場的理論優勢難以轉化為實際生產力提升。
第三，超越歐盟的可能性分析。
經濟規模與增長動能比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GCC 2023年GDP總量達4.8萬億美元，相當於歐盟的19%。但增長動能有顯著差異：GCC年均人口增長率2.1%（歐盟0.2%），資本形成率31%（歐盟19%）。若維持當前增速，GCC經濟總量有望在2040年達到歐盟水平的30%左右。但是，即使這一目標實現了，GCC整體經濟規模和歐盟依然存在顯著差距。
2025年5月16日，阿聯酋阿布達比，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中東行的最後一站出席一個商業論壇。（Reuters） GCC制度深化潛力存疑。與歐盟相比，GCC缺乏超國家機構建設。《貨幣聯盟協議》雖賦予海灣金融委員會（GMCO）部分央行職能，但各國仍保留貨幣發行權。司法整合更為滯後。商事糾紛解決依賴迪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等特設法庭，統一商法典草案磋商已停滯8年。這種「選擇性一體化」模式雖保持靈活性，但卻顯著制約深度整合。
外部環境變量影響。全球能源轉型對GCC構成顯著壓力：國際能源署預測，2030年全球石油需求到達峰值之後，2030-2040年，全球石油需求走低可能將導致GCC國家累計損失1萬億美元以上的收入。雖然地緣政治變動會帶來新機遇，比如中美競爭加劇背景下，海灣國家在半導體供應鏈（沙特硅谷計劃）、綠色氫能（阿曼Hyport項目）等領域獲得戰略投資窗口。但是，這些新興領域未來可否有效替代甚至超過油氣資源，依然有待觀察。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的外交互動中，一眾海灣主要國家均表示會對美國追加投資，而美國也表示將會在先進技術合作及轉讓方面加大對GCC成員國的合作力度，包括最為先進的AI晶片產品和技術。這對於GCC成員國未來的發展而言，無疑是一個有力的助益舉措。
不過，安邦智庫（ANBOUND）資深研究員指出，無論是威特科夫的表態還是特朗普當局的近期動向，其真實的含義或許不在於GCC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而是在於以色列。自以色列啟動加沙地帶軍事行動之後，在諸多方面越發自行其是，對於自身在地區和全球的最大幕後支持力量—美國，也出現了一系列的「不服從」舉動。
負責處理俄烏停火、加沙停火、伊朗核談判等多項外交議題的特朗普中東特使威特科夫。（Reuters） 因此，美國有必要在地區戰略上做出一定調整，適當增加以色列所面臨的地區外部壓力，這對於保證美國中東戰略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有一定的必要性。不過，這也意味着，一旦以色列的桀驁出現明顯的「被馴服」態勢，美國對於GCC的援助意願也會出現一定的搖擺。
安邦智庫資深研究員表示，從阿拉伯國家的利益角度來看，海灣國家的一體化進程實際上沒有必須要走歐洲之路。「幾個國王坐在一起決定大事」，這就是從古至今的沙漠規則。所以海灣區域的一體化，並沒有必要完全複製「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和「貨幣聯盟」的那一套，這些可以慢慢來，而更為關鍵的是地緣政治聯盟，在全球地緣戰略方面成為至關重要的牽制力量。看到這一點，就為中國在海灣地區的地緣戰略介入，提供了機會。
最終分析結論：
有關海灣國家的一體化，就威特科夫的表態而言，以阿拉伯世界一體化和發達程度最高的GCC來說，也存在着諸多的挑戰和不確定性，而美國對於扶持GCC的態度也存在着後續的搖擺可能性。因此，GCC未來的經濟一體化，仍然存在着較大的不確定性。
本文原載於2025年5月28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