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救世軍田家炳學校李安迪校長
近兩年，人工智能（AI）迅速走進香港校園。從成立「AI 創新實驗室」、引入生成式 AI 平台，到把「AI 素養」寫進課程文件，幾乎每一所學校都不希望學生在科技浪潮中「落後」。

這份熱誠，本身值得肯定。教育若停滯不前，才是真正對學生不負責任。然而，當我們熱烈討論 AI 如何提升學習效能、減輕教師行政負擔時，一個更根本、也更少被公開討論的問題，卻往往被放在一旁：當學校引入 AI，我們是否已準備好承擔隨之而來的風險與責任？

事實上，當一所學校正式把 AI 納入教與學、行政與展示之中，便已在無形中與這項技術簽下了一份「隱形契約」。這份契約的條款，不只關乎創新，更牽涉版權、法律責任與學校管治。

當「參考」與「侵權」只差一線

近年，國際社會已出現多宗與 AI 相關的版權爭議與訴訟。這些案件提醒我們：AI 的「學習」與「生成」，並非法律真空地帶。

回到校園，風險往往來得更日常，也更容易被忽略。

試想像這樣一個情境：一位學生在視覺藝術科的專題中，使用生成式 AI 創作了一系列數碼畫作。他在指令中要求系統「模仿本地著名插畫家的風格」，生成一幅描繪未來維港的作品。成品無論在筆觸、構圖還是用色上，都與該藝術家的風格高度相似。

老師欣賞其創意，給予高分，作品更被挑選在校內展覽展出，並上載至校網與社交媒體，作為學校推動「藝術科技」的例子。

數星期後，學校卻收到該藝術家透過律師發出的來信，指控相關作品侵犯其著作權，要求下架、道歉，甚至追究法律責任。

問題隨即浮現：

AI 生成的作品，版權屬於誰？

若構成侵權，責任應由學生、教師，還是學校承擔？

「學習風格」是否等同合理使用？

現實是，現行法律對這些問題仍存在灰色地帶，而絕大多數學校，亦未有清晰的校本政策可供依循。最終，老師與學生只能依賴個人判斷，而學校卻無意中成為風險的承擔者。

問題不在學生，而在制度真空

值得強調的是，這並不是學生「用錯」AI 的問題。學生只是在既有制度與鼓勵創新的氛圍下，使用學校所提供或默許的工具。

真正的問題在於：學校是否已清楚界定哪些 AI 使用屬於「可接受」，哪些涉及風險，哪些在公開場合必須避免？

沒有清晰指引，教師難以判斷界線；沒有制度，學校便只能在事情發生後被動應對。

在 AI 時代，這樣的「事後補救」模式，已遠遠不足。

政策先行，是對創新最基本的保護

學校不需要把每一位教師訓練成法律專家，但必須建立一套全校共同遵守的 AI 內容使用原則，作為創新與風險之間的安全網。

這樣的政策，至少應包括三個方向：

第一，清楚標示 AI 的使用。任何在作業、報告或作品中使用 AI 生成的內容，都應要求清楚註明所使用的工具與方式，讓評核與展示建立在透明基礎之上。

第二，界定「風格學習」與「公開發佈」的分野。在課堂學習或草稿構思中，探索不同風格可以是學習的一部分；但在校外比賽、公開展覽或代表學校的作品中，則必須避免使用模仿在世或受版權保護藝術家的生成內容，除非已取得授權。

第三，區分學習用途與對外展示用途。AI 可以是學生的學習夥伴，但凡用於代表學校形象的公開作品，應設有更嚴謹的審視機制。

這些做法，並非為了扼殺創意，而是為了讓創新能在清晰、安全的框架下發生。

沒有政策，本身就是最大的風險

AI 教育，不應只是一場追逐新工具的競賽，而是一項考驗學校管治能力的長期工程。

一所真正為學生負責任的學校，不只是教他們如何使用 AI，更要教會他們在創作與探索的同時，尊重他人的權利、理解界線的存在，並保護自己免於不必要的風險。

願景，讓學校走得遠；而制度與治理，才讓學校走得穩。

在 AI 的時代，沒有清晰政策的學校，才是把整個校園暴露於風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