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航母打擊群抵達、伊朗也宣稱嚴陣以待的緊張氛圍下，美伊談判似乎於無聲中開展。

美國這方，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已在此前多次威脅伊朗重返談判桌、就核問題達成協議，「否則美國的下一次攻擊將更猛烈」。其本人也在1月31日證實，美伊之間正在對話與談判。

伊朗這方，即便此前態度一致強硬，卻顯然不是沒有談判空間。例如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Masoud Pezeshkian）就表示，對伊朗而言，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分歧始終是優先選項，「戰爭既不符合伊朗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國和整個地區的利益。」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高級顧問、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里賈尼（Ali Larijani）也在1月31日指出，伊朗與美國之間的談判架構正取得進展。

而這顯然是美伊雙方都想避免「大決戰」，以及中東多國共同斡旋的折衷發展。例如埃及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就與佩澤希齊揚通話，強調應避免地區局勢進一步升級，反對採取軍事手段解決政治分歧；無獨有偶，卡塔爾首相兼外長穆罕默德（Sheikh Mohammed Bin Abdulrahman al-Thani）也在31日與拉里賈尼舉行會談，旨在「緩和區域緊張局勢」。

當然，有鑑於美伊之間敵意深重、談判存在結構性障礙，雙方還是沒有完全放棄動武。例如特朗普就稱，美國出於安全考慮，並未將可能的打擊伊朗計劃告知美國在中東的盟友；伊朗軍方也同樣警告，美國與以色列不得先發制人對伊朗動武，並強調當前伊朗在導彈、防空及其他防務實力方面相比之前都處於更高水平。

可以這麼說，當前的局勢和緩，恐怕不是完全的煙硝退散，而是換一種方式山雨欲來。而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這場兵臨城下的談判展演，其實是幾重脈絡的複雜交織：美國對於重返中東戰場有所顧慮、以色列要求美國「解決伊朗問題」、伊朗溫和派有意緩解國家財政壓力。

基本上前兩者已經在2023年開始的加沙戰爭體現無遺，也就是美國不願情況徹底失控、以色列卻持續加開戰線；至於伊朗的內部脈絡，其實也在這次全國示威中殘酷暴露：伊朗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戳中了以色列與美國的軟肋，也就是前者想戰卻不夠力、後者能戰卻不願局面失控，只是毫無疑問，伊朗的經濟沉痾、政治衰敗，也正導致民意愈發不支持政府的對外干預、投資核計畫，以及隨後與西方的全面對立。

因此，當前緊張其實是各方都被困鎖的連環戰略困境。對以色列來說，是國家安全神話的一朝破滅；對美國來說，是自己即便遠離阿富汗與伊拉克，也還是無法放心撤出中東；對伊朗來說，則是1979年至今的革命成果正在透支，政權也愈發風雨飄搖。

顯然，美國與以色列的擔憂關乎國家安全與戰略，伊朗的危機卻也同樣刻不容緩。而後者的重擔，可以說是從1979年起便深入血液、融入骨髓，並且由此導致問題的沉重難解。

1979年後的伊朗經濟如何前行？

回顧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經過，其實與同一時期暢行的社會主義革命相當不同：前者並未將自身與工人或農民階級連結起來，也沒有提出明確的經濟重組策略。雖說神權政府建立在否定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王朝、主張伊斯蘭路線的基礎上，但觀察其後續經濟政策，其實與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做法如出一轍，並沒有發展出顯著的伊朗特色。

首先是1980年代，伊朗政府實施了強硬的反市場政策，例如商品配給制、接管銀行和大型企業。這種強烈的國有化力道，背後其實更多是形勢所迫、而非意識形態驅動，畢竟1979年革命後，伊朗就發生了嚴重的資本與精英外逃，又隨後經歷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

到了1990年代初，伊朗政府開始轉向親市場經濟，這背後主要來自時任總統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掌權後的結構調整；在這之後伊朗又經歷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的民粹主義經濟政策，接著過渡到2013年開始的魯哈尼（Hassan Rouhani）政府新自由主義，以及隨後的萊希（Ebrahim Raisi）與佩澤希齊揚混合路線。

但無論是哪一屆政府，一個關鍵始終貫穿伊朗經濟：仰賴石油收入。而這個現象很大程度來自革命前的石油暴利，畢竟從1974年到1979年，伊朗的石油收入整體超過一兆美元，可以說是趕上國際油價上漲的高光時刻，經濟整體也快速增長。

但在之後10年內，人口成長、油價下跌、石油產量下降共同導致了石油收入的「今時不同往日」，例如在第二次石油繁榮時期（2003年到2013年），伊朗的人均石油收入已經下降到1970年代的四分之一，到了2018年更是只有1970年代的十分之一。

但即便如此，伊朗也還是沒有擺脫對於石油經濟的依賴。一來，伊朗錯過了利用石油紅利推行產業轉型的絕佳良機；二來，石油收入會助長腐敗和反成長的民粹主義經濟政策，導致國家整體更不容易進行產業轉型。而這種現象既讓西方能用制裁狙擊伊朗的石油出口，從而重挫伊朗經濟，也持續掏空了伊朗的就業市場。

2000年代的石油繁榮尤其典型。這場繁榮同步拉升進口、尋租和裙帶資本主義，卻也損害了就業，例如在艾哈邁迪內賈德時期，石油收入就讓政府得以維持較高匯率，同時刺激廉價進口，結果也就抑制了國內生產和就業。例如2006年至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就顯示，伊朗經濟每年僅新增1.4萬個就業崗位，但每年約有70萬年輕人進入勞動市場，職位顯然供不應求。

可以這麼說，出於對石油出口的嚴重依賴，伊朗經濟無論在巴列維王朝或伊斯蘭共和國時期，只要遇上石油收入豐厚就能實現增長，卻沒有把握轉型良機，更因此在西方制裁下自曝其短。基本上2011年制裁導致石油收入銳減後，伊朗經濟便開始走下坡。

就業問題則持續為政治穩定埋下隱患。如前所述，即便伊朗有過石油經濟的繁榮，卻還是無法為青年提供就業機會。根據2016年到2017年的人口普查數據，25至29歲的伊朗男性和女性的失業率分別為34.6%和45.7%。這就反映伊朗經濟成長模式的深層問題：政府干預下的官僚體系、無所不在的基金會和國有企業，其實共同扼殺了伊朗的私部門發展。

顯然，伊朗雖是石油大國，卻因為產業傾斜、受到制裁、管理不善，而與「阿拉伯之春」諸國、乃至發展中國家Z世代共享了類似的示威土壤：國家雖有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卻缺乏乘載勞力的就業市場，導致了被剝奪感在青年間普遍蔓延，從而掏空政府的統治正當性。

而這反映的更宏觀現象，是1979年革命並未顯著改變伊朗的不平等情況。長期以來，伊朗的所得不平等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一直高於0.40，少數低於這一水平的時期，是艾哈邁迪內賈德任內推行能源補貼改革、並發放大量現金補貼後。但這只是表面虛華，而沒有改變產業結構深層問題，事實上強調收入均等而非生產力均等，也正是石油民粹主義的象徵。

當然，1979年革命不是沒有改進城鄉差距，卻顯然在石油經濟的飲鴆止渴下緩不濟急。而這毫無疑問，是近年伊朗屢屢爆發大型示威、迫使底層民眾走上街的一大關鍵。

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更糟糕的是，伊朗近年的經濟問題已不只是階級不平等、青年失業率高漲，還有隨之而來的金融風暴。這就導致這場經濟動盪本身，不論是規模或深度，其實都是30年前兩伊戰爭以來後前所未有。

而背後關鍵，其實就是數十年的經濟治理不善，再加上2011年、2018年開始的持續制裁施壓。後者尤其關鍵：制裁會減少石油收入，從而增加財政赤字和通脹預期，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交易成本，導致外匯儲備的持續下降；而只要進口中間產品的供應鏈受影響，產業就容易受到牽連，從而影響無數家庭和企業的預期，連帶削弱支出與投資。

當然，伊朗石油曾經在全球扮演角色，但在頁岩油革命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市場正在經歷從稀缺到充裕的格局轉變，這就導致沙特等海灣產油國紛紛推動「2030願景」等產業轉型；更何況是伊朗這類中型產油國，基本上更多是被衝擊對象、而非衝擊全球市場的關鍵板塊。這也毫無疑問，是美國可以持續用制裁狙擊伊朗石油出口、卻不用擔心油價上漲的重要背景。

而如前所述，國家統治正當性與社會資本的侵蝕、腐敗的根深蒂固，尤其是革命衛隊等特殊利益集團的裙帶關係，已經削弱伊朗推行經濟改革的能力。即便經歷曾經的石油繁榮盛景，伊朗產業的生產力、創新能力也並沒有顯著拉升，更何況伊朗政府還將大量石油收入用以支持中東的反政府武裝、也就是「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而沒有有效填補國有企業虧損對政府帶來的財政負擔，更沒有通過擴大稅基來彌補支出，而是透過鑄幣稅、從國家發展基金中提取資金、向銀行定向放貸來填補預算赤字。

換句話說，伊朗金融業其實長期承受「威利狼」（Wile E. Coyote）的風險，也就是挖東牆補西牆雖能保住一時平穩，但銀行體系的整體穩定性、貨幣價值都可能在某個時刻突然暴跌。高漲的實際利率（即名目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又長期抑制了投資，但在實體經濟疲軟的現實下，利率下調又容易促使私人儲蓄流入外匯市場，從而導致里亞爾貶值並且加速資本外逃。

此外，由於不良貸款金額龐大，伊朗銀行體系已實際演變為全國性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其資產負債表的失衡日益加劇，正如持續傳出「資不抵債」危機的退休基金，一旦政府放棄搶救，必然損及弱勢退休人員的經濟福祉、引發更廣泛的全國示威，但如果政府拼命搶救，就必然進一步壓縮資本支出所需的財政空間。

當然，金融風暴在過去制裁實踐之初，還是不可想像的發展，卻已在2025年底爆發的示威背景中，逐漸從風聲鶴唳擴大為破碎現實：里亞爾持續暴跌跳水，進而觸發巴扎商人示威，最終則是引爆全國騷亂的連鎖反應，底層上街、學生響應、城市中產與自由派加入，訴求再度上升為推翻政府。

雖說從後續發展來看，伊朗政府再度用槍桿子鎮壓街頭不滿，但這種作法其實就像不負責任的經濟與金融政策，只能延緩痛苦而不能解決問題。長期以來，伊朗經歷的就是政府債務大幅累積、經濟韌性下降、社會資本流失、集中式和分散式腐敗加劇、資本外逃、經濟衰退、嚴重乾旱與缺水的複合式危機，種種弊病環環相扣，就算移山填海也已緩不濟急。

正因如此，伊朗改革派始終希望能從核協議談判下手，也就是通過紓解制裁暫緩財政壓力，避免金融風暴與經濟崩潰夾殺政權。只是這條路的困難也是顯而易見：當前的核協議談判其實聯動伊朗的戰略選擇，只要德黑蘭繼續支持「抵抗軸心」、主打反美路線，基本上就不容易與美國達成協議，如此一來制裁解禁依舊遙不可期，甚至可能被疊加更多重擔。

當然，反美路線、推進核計畫、支持「抵抗軸心」，基本已經成為伊朗神權政府不可動搖的國策，甚至可說與哈梅內伊的生命、最高領導人生涯緊密相連，或許正因如此，美媒才會傳出特朗普有意直接「斬首」的風聲，畢竟在當前伊朗的政治環境下，要談出能讓美國、以色列徹底放心的結果，實在難如登天。不過此舉顯然會帶來極高的政治與軍事不確定性，再加上周遭國家都無意捲入衝突，特朗普才至今都沒有動手。

可是即便這次伊朗逃過一劫，沒有遭受美國與以色列的聯手打擊，問題卻依舊存在。過去20年，伊朗經歷了經濟停滯與政治衰敗的相互加乘，宛如蘇聯時代的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時期，原本有機會修復亟需改革的經濟體系，相關改革卻因政治原因一再推遲，導致了最終的為時已晚。當前伊朗即便還不到崩解邊緣，卻已是危機盡顯，如果一再錯失改革良機，恐怕就很難迴避蘇聯晚期的終極情境：經濟問題積重難返、意識形態陣地盡數失守、上層精英拋棄政府本身，最終無可避免走向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