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江玉歡早前宣布不再競逐連任，回歸律師本業。這位自喻「江大俠」的代議士，在進入議會之初便因「免針紙」事件中批評政府做法專橫而嶄露鋒芒。四年下來，她也以充滿個性的議事風格為人熟知，既質疑議員議案流於「說給錄音機聽」的形式，也直言官員回覆時常淪為「遊花園」表演。

宣布棄選當天，她朗誦蘇軾的《定風波》自況，然而，這首古詞的名句「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似乎並不反映她如今的心境。她在本屆立法會接近尾聲時多次發出改革呼聲：施政報告的內容要貼地、立法會議事效率要提升........坊間視她為本屆立法會的「敢言」派，她卻對這種稱譽不以為然。離開議會在際，她接受《香港01》專訪，強調「江玉歡從來都不是敢言，是真心說話」。

江大俠會繼續　還想找一隻雕

江玉歡總把自己比喻為有俠義心腸的「江大俠」，認為只是為市民說幾句心裡話，「完全不是敢言」。事實上，作為代議士，向政府反映市民意見、對政策存在的不足提出批評建議，本就是職責所在。如果「敢言」從議員本分異化為一種稀缺的「功德」，反而才是不正常。那麼，當一位議員只是說幾句「真心話」就被誇讚「敢言」，是否也代表議會言論空間的收窄？

「可能很多同事選擇不說，或者轉一個彎來說」，但江玉歡強調，「這不是江玉歡」，她憶述，疫情間有老人在亞博隔離，長達22日沒有洗澡，她知道後自問「還等啊？要不要先寫信？」立即去拿老人家屬的聯繫方式。在她的幫助下，老人在第二日得以回家。這件事令她堅定，「無論有多大的壓力，也要為市民」。她自言，即便有同僚提醒「你平時說話要小心一點」，她也未曾動搖。

江玉歡宣布不連任後，逾百網民在相關新聞報道中留言表達不捨，她自己則一再強調毋須傷感。她形容自己心態「很積極，不準備哭」，笑言「江大俠仍然會繼續，我還想着找一只『雕』回來」，例如日前提出與同樣將會退出立法會的新民黨副主席黎棟國一起，繼續做「法律雙雄」。

沒有壓力，不做江大俠才有壓力，做回自己永遠沒有壓力。

如果心存偏見　無論說什麼都是批評

回望四年議員生涯，她仍認為疫情時的「免針紙」事件令她「最生氣」，當時政府因7名醫生涉嫌濫發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免針紙），作廢2萬多張免針紙，江玉歡認為政府此舉缺乏法律依據，批評政府做法「專橫」，更在社交媒體上質問「是誰破壞了法治」。江玉歡坦言曾有跟政府就溝通，也寫過信表達意見，但始終沒有得到回應，後續有一位職員致電，她曾跟對方據理力爭，卻得到一句「我也是新來的」的回覆。

那一刻，我覺得我認真過頭了，於是我就寫了那個Post（破壞法治）。

「我沒有那麼有空去無故批評或抹黑別人。」江玉歡坦言，對當前議會的批評空間感到憂慮——「如果連說幾句話都不行，市民的情緒就無處疏解」。她觀察到，這屆議員即使具備「批評意識」，也大多「未必敢做」，彷彿內心帶着無形的「枷鎖」，害怕得罪人、破壞關係。在她看來，「批評」與「意見」本是一體兩面，界線本就模糊，「批評中難道不也包含意見嗎？」當對方心存偏見時，無論說什麼，都可能被視為批評。

從政必須有寬闊的心胸

中央港澳辦對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提出要求，要求議員要具備深入研究政策、審核預算、洞察民情的專業能力，行政長官李家超亦提出，要選出有能力、有抱負、有熱誠、做實事的立法會議員。江玉歡早前撰文指，香港應建立建設性批評文化，立法會與政府作為「命運共同體」，需在行政主導框架內良性互動。這種批評非為對抗，而是基於專業知識與實證的監督，以理性聲音推動良政善治。

她直指，「從政必須有寬闊的心胸，到底在怕什麼呢？」議員心胸要寬闊，政府的心胸更要寬闊。她認為，政府要做好政策，首先要學會聆聽。她拍胸口保證，「EO（行政主任）、AO（政務主任）每三年放三個月或半年下去基層，全部都會脫胎換骨。」

一個政府部門那麼多人，為什麼不能下去聽聽市民的聲音？

至於會不會擔心「敢言」、「敢批評」的議員愈來愈少，她堅定指出，「我沒見過純粹是為了批評而批評、為了個人表演的議員，能得到市民的喜歡。」

基層出身不一定記得基層

江玉歡住過留產所、被親生母親拋棄、小六開始在打童工、做小販推車周街賣乾貨⋯⋯作為從基層一路爬上來的議員，她認為基層的利益永遠是首位。談及最想推動卻未遂的政策，江玉歡思索片刻後，斬釘截鐵地表示是「腦退化症」，她看到香港大部分老人院對待腦退化症患者的方式，是用「捆綁式」的，換位思考後形容為「生不如死」，「政府官員可不可以試一下被綁三個鐘？」她直言，這是其議員生涯最大的遺憾。

「疫情之後，香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她常常在深水埗、紅磡等地看到因長年推紙皮，導致背上出現「駝峰」的老人，「我們總說關心基層，為什麼香港的老人家還要推垃圾和紙皮？」那麼，議會是否需要更多「基層議員」而非「精英議員」？她認同兩者有很大不同，質問「沒做過基層怎知基層疾苦？你會煮飯嗎？能住劏房嗎？用過衣車車衫嗎？」但同時亦指出，「基層出身的人不一定會記得基層，最重要是勿忘初心」。

江玉歡指自己很少「聯群結黨」，因忙於做市民的「申訴專員」，她驕傲地說，「申訴部有很多市民都填我的名字」，甚至有市民打電話給其他議員，會得到一句「你搵江玉歡啦」。

改革要從官員心目中改

「立法會是要改革的」，江玉歡早前撰文批評立法會的議事效率，直指立法會耗費大量時間於無法律效力的重複性議員議案，卻壓縮了質詢環節的深入討論空間。「四年來沒有幾個議員議案轉變為有約束力的政策法案」。她舉例道，本屆立法會最後一次大會其中一個議案是「推動鄉郊旅遊」，但「旅遊說了好幾次，變來變去都是這樣」。她認為這是「說給錄音機聽」的形式主義，一個月兩次足矣。

大家都寫定稿，每人說五分鐘，然後放進會議記錄，我們做的事情沒有影響到社會。

比起議員議案，她認為口頭質詢的時效性和社會關注度有天然優勢，但如今的質詢卻陷於「點到即止」。她反問道：「每個人只有兩三分鐘發言，有時官員遊花園不直接回應，你覺得有質素嗎？」因此，她主張改革議事規則，借鑑新加坡經驗延長質詢時間，「希望日後立法會主題有這樣的魄力去用心改變」。

江玉歡還認為《施政報告》的內容需變革，同樣以新加坡為參考對象。她指出，新加坡政府每年會與市民開論壇，將市民最關心的問題轉變為政策內容，「政府不能只有《施政報告》那兩三個月才跟市民聊天，難道不是365天都應該收集民意嗎？」對於目前長達三個鐘的「朗誦」時間，她認為應該聚焦於重點，剩下的時間交由各個局向傳媒和市民解釋。至於應如何變革，她直言「要從官員心目中改」。

時值立法會選舉，行政立法合作被視作為觀察未來立法會運作效能的重要指標，但是否也該反思，為何本來不應稀奇的「敢言」，成為被讚頌的品質？當深水埗那些被紙皮壓彎的脊梁苦無安身之所，「代議士」又應立於何處？改革之難，不在於方案的匱乏，而在於傾聽的意願與心胸的闊度。真正的行政立法合作，不應是異口同聲的合唱，而應是基於專業與真誠之上，在「命運共同體」的認知下，共同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