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來都在逃避上班!32歲居深圳的她 堅持月賺3k「半躺平」生活

陶映32歲,今年是她不上班的第八年。一個月前,陶映的表妹辭職來深圳散心,兩人同住了半個月左右。陶映剛離開職場時,表妹曾極力勸說她找工作,姐妹倆相差一歲,表妹當時不認可她的選擇,「年紀輕輕就不上班了,不可思議」。如今表妹工作數年,經歷了「職場性騷擾等亂七八糟的事情」後,再與陶映朝夕相處,她發現陶映的生活狀態「也挺好」。當然,評價的變化更多源於心態變化,「好好生活也很重要」,表妹說。
這八年,陶映嘗試過多種兼職,遛狗、上門做飯、畫插畫、做設計、抖音直播……她這些嘗試的目的只有一個——「逃避上班」,保證自己在「不上班的情況下活下去」。
陶映試圖在謀生與自由之間尋求平衡。她將每個月的生活成本控制在兩三千元,也不追求過高的收入,「一個月有三四千元就夠了」。這樣,她就不必花太多的時間在賺錢上,可以「用最少的錢體驗最舒服的生活」。
比如在同齡人趕早高峰的時間裏,她可以晃晃悠悠在街邊吃個早餐;或者工作日上午,她在只有一個人的影廳裏看場電影;她還可以在安靜的下午,睡個酣暢淋漓的覺,不用擔心刺耳的鬧鈴聲響起……在社交賬號上,陶映分享過她對「荒廢」一詞的理解 —— 「有人覺得沒存款且不上班是荒廢,有人覺得朝九晚五但薪資不高、不夠有錢是荒廢……但我覺得整個人沒有任何生命力,過着別人想要你過的生活,日子沒盼頭才叫荒廢。」
除了這些,陶映還有一個「深二代」的身份。她父母養老金待遇豐厚,早年在深圳有一定積累。她住在自己家裏,沒有居住成本,在父母養老所需的經濟支出上,她不需要承擔太多責任。陶映坦承,如果沒有這些前提,她也無法選擇這種生活方式。
看到這裏,也許有人會有一些評價,比如「還不是因為她是深二代」,在陶映社交賬號的留言區裏,也能看到類似的評論。但,這只是陶映生活拼圖的其中一塊。畢竟,在「尊重自己」這一問題上,沒有多少東亞人能交出高分答卷。一個人如何才能按自己的想法,過上自給自足的生活,不被環境左右,不受社會規訓支配,不被根植於腦海深處的社會評價干擾,獨立地建構內在世界,這是我們都需要去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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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就是不喜歡上班」
「不上班」之前,陶映上過三年班。那三年,她在上海一家公司做廣告設計工作,公司福利待遇不錯,同事關係也說得過去,工作也不算辛苦。不過,陶映不太喜歡這份工作,她說不上來原因,「可能單純就是不喜歡上班」。
當然,那份工作裏也有一些讓人不太舒服的細節。比如周末收到同事的微信「你設計稿哪個地方出錯了」,她整個周末「人都不好了」。她害怕出錯,一旦設計稿出現一點小錯誤,幾千份印刷品都會報廢。每次交設計稿前,她頭皮發緊、神經繃直,生怕哪枚啞雷藏匿於細枝末節裏,她要反覆校對很多遍,才敢點下發送鍵。
如果沒有工作上的困擾,陶映很享受上海的生活,她在這裏讀完大學, 畢業後幾乎不花甚麼力氣,就在這個城市尋得一份體面工作。二十四五歲的年紀,周末跟朋友們在街上四處走走,喝喝咖啡,她也覺得日子有滋有味,當然,這僅限於工作順利的時候。
陶映離開上海,是出於身體原因。當時她做了一個小手術,那個病是因久坐導致的,醫生告誡她,以後都不能久坐,不然還有術後復發的可能。她身上還有其他職業病,肩周炎很嚴重,散光的度數也在那三年漲了100度左右。
她計劃回深圳休息一段時間,再重新找工作。修養三四個月後,陶映入職了深圳一家公司做設計工作,這家公司也還不錯,待遇、福利「該有的都有」,同事相處也沒太大問題。但她「內心還是抗拒」,在社交賬號上她用「平替版坐牢」,來形容這一兩個月的上班經歷,「一踏進辦公樓感覺就是入獄了」。工作不到兩個月,她提出離職,此後再未進入職場。在社交賬號上,她列舉了自己抗拒上班的理由:「討厭時間不被自己擁有,討厭明明前一晚沒睡好很疲憊還要爬起來上班,討厭明明當天沒甚麼活卻一定要坐在電腦前的身不由己,討厭無意義的開會,討厭做無用功……」
「我發現對於不喜歡的事情,我沒有驅動力,我也就邁不開第一步。不知道這叫尊重自己,還是說太膽小了。」
工作日的下午,我倆坐在咖啡館裏,陶映再一次解釋她的抗拒。去年陶映接到一份長期兼職,是上門做飯。這份工作整整持續了一年,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固定時間出發,差不多時間回到家,來回通勤兩個多小時。一整年的時間做同一件事,到最後她感到厭倦,也有點崩潰,「真的整出了上班的感覺」。米歇爾.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詳細闡述了資本主義對人的控制 —— 通過精細的規訓(如考勤、績效)將人馴化為「自我規訓的主體」,這種持續性的微觀控制,滲透到整個社會的各個角落。現代社會如同一所監獄,人們在享受短暫舒適的同時,逐漸喪失了自由和個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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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花好3000元
八年來,陶映做過很多種兼職,長期持續下來的有插畫、上門做飯和遛狗。這三個兼職,都符合她的個人興趣,也給她提供了相對穩定的收入。
最開始的幾年,陶映的收入主要依靠插畫和設計。在被AI替代之前,她能接到不少人像插畫和寵物插畫的訂單,這些訂單每月能給她帶來好幾千塊收入,前同事們也會斷斷續續給她介紹一些設計兼職。疫情期間,這兩項兼職的收入日漸稀少。最近兩年,上門做飯、遛狗餵貓成為她的主要兼職。
逃離了社會時鐘,不再追求過高的收入。但這並不意味着,陶映可以完全放鬆下來。如果這個月收入達不到她預期的三四千,「只有2000塊的話,我就覺得完蛋了,下個月就吃不起飯了。」陶映不願壓抑自己的消費慾望。她之前關注過一個博主,在東北阜新花了3萬元買下一套房子,開始了窮Fire生活,這位博主一個月只花三四百錢,除了吃飯幾乎沒有其他花銷。她覺得有意思,但無法接受這種生活方式,
「我有社交的需求,我有想出門逛逛走走,喝喝奶茶,我覺得很開心。」回想起2022年下半年,因兼職收入微薄,只能將每月開支控制在1000元以內,朋友約飯也不得不以「太遠了」回絕的生活,她覺得「一點都不舒服」。
在月收入三四千的經濟狀態下,她常跟朋友約飯,這個月還要去聽演唱會;她喜歡喝奶茶,一杯奶茶能給她極大的滿足感;懶得做家務時,她也會請保潔上門打掃衛生;八年裏,她去過不少地方旅遊,除了港澳、深圳周邊等短途遊,也去過江浙、泰國等地……這些開銷都需要她用自己賺的錢來負擔。因此,如何精打細算地享受生活,「把每一分錢物盡其用」,陶映得花心思細細研究。
過去十年,陶映雷打不動地每日記賬。此外,每逢一個月、一個季度、半年、一整年,她還要做一次收支盤點。最近一年多的每日消費,她大都會事無鉅細地分享到社交平台,賬單精確到幾毛錢。我們碰面這天,她一共花費27.2元,其中一杯奶茶只花了6.8元,因為她用銀行卡積分兑換了20元的抵扣券。坐地鐵、下館子前,順手搜索一番優惠券,力所能及地薅一點羊毛,是陶映的習慣。
她還找到了外出就餐不花錢的門道 —— 做探店達人,這兩年為她省下不小餐費。在她社交賬號分享的每日消費中,既有27.2元的低支出,也有數百元的高支出。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2024年她的年支出預算是2.4萬,最終的實際開銷超過3.5萬元。一旦花出去的錢超過預期,陶映難免心疼肉疼,這時候精神勝利法可謂一劑撫慰 —— 比如今天買了演唱會的門票,花了大幾百,但演唱會下個月才開始,那這筆帳就得記在演唱會當天,「萬一臨時有事去不了,我把票賣了,那這筆錢不就沒花出去嘛」。既然賬單歸於未來,那今天就不必再肉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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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社會壓力的拉鋸戰
陶映有一個年齡相仿的朋友,也有好幾年沒有上班。朋友家境殷實,「家裏蹲」這幾年,她沒有做任何賺錢的事情,父母也接受了她的生活狀態。陶映無法接受這一生活方式,「就算經濟條件允許,我也不想依賴父母」。
她給自己劃的底線是「不伸手」,這樣就「不需要接受別人的安排」,伸手要錢就意味着要看人臉色,即便是父母的臉色也不好看,「肯定天天被問,今天出去幹嗎了,這個月開銷怎麼這麼大,這個滋味不好」,她要保住這點自主性。過去八年,陶映基本實現了收支平衡。她只向別人借過一次錢,有一年家裏的狗生了重病,她不確定最終的醫療花費,提前向朋友借了一筆錢。她從未問父母借錢或要錢。
不過,要說陶映完全實現了經濟獨立,倒也不夠準確。畢竟她住在家裏,最近兩三年的居民靈活就業社保,也是父親主動幫她交的。父女倆默契地完成了這場交接,不上班之後,每隔一段時間,父親會偷偷檢查她的社保繳納狀態,隨着社保費用上漲,有段時間她嫌負擔重斷繳了社保,父親發現後默默幫她繳上了費用。此後,二人心照不宣地將這一狀態持續了下去。這八年來,父母給到陶映的壓力是不一樣的。父親希望她出門上班,只要出門,就是去搖奶茶也行,哪怕月賺3000塊,他還可以再補貼女兒兩千。母親希望她更加節儉,碰見陶映出門吃飯、喝下午茶,母親就要嘮叨她,「你收入沒有上班族高,應該更加節省。」好在,母親接受陶映的生活狀態,相比工作她更看重女兒的身體,上不上班也就沒那麼重要了,「只要能負擔自己的開銷就行」。母親信佛,諸事隨緣,「人生苦短,婚姻不要強求」,在孩子的婚姻問題上,她很看得開。
但父親不同,父親始終無法接受陶映「不上班」的選擇。8年前,陶映搬離上海回到深圳,父親去機場接她,倆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坐在回家的地鐵上,父親忍不住問她「打算什麼時候去找工作」。
在「上不上班」這一問題上,父女都不願妥協。父親是典型的「90年代弄潮兒」,30多歲已經做到了公司高管,他享受到了時代紅利,信奉「一分努力一分收穫」。即便退休了,父親還在為各種事業忙碌不休,碰到陶映躺在梳化上喊累,他也無法理解,「你又不上班,你到底在累甚麼」。
最近兩年,兩人的衝突少了,這得益於物理距離。60歲依然在打拼的父親,長期在外地奔波,一兩個月才回來一次,兩人吵架的機會漸少。她也試着去理解父親,「他那麼捲,生出我這麼個鹹魚來,應該也很痛苦」。父親的催促裏,大概也有外在壓力的成分,一家人生活在鹽田一個老小區裏。鄰居大多是父親的老同事,陶映在鄰居們的眼皮下長大,最近八年她的生活狀態,自然躲不開大家的視線。在小區裏坐電梯,對陶映來說也是一種壓力。同樓的阿姨常在電梯裏問她「在哪裏上班」,住在樓上的伯伯,退休前是單位的領導,每次陶映在電梯裏遇見伯伯,對方必定要給她一番人生指導。
「別人家孩子要麼出國,要麼考公,只有我天天牽着狗到處散步,我爸也會覺得顏面無存吧」。即便沒有這些壓力,陶映還是跟多數上班族一樣,無法打消失業焦慮。這種焦慮可能不夠強烈,但始終存在。
這八年當中,陶映經歷過半年入不敷出的日子。2022年下半年,插畫、設計的兼職機會日漸稀少,她還未發掘出遛狗和上門做飯這兩項職業。那半年她的收入寥寥無幾,只能依賴過往存下的小金庫過活,「感覺可能要坐吃山空了,不知道自己該幹甚麼,但又不想去上班,特別焦慮。」 父母經常唸叨,「遛狗、做飯這些事情,50歲以後你還有沒有力氣去幹。」 陶映深以為然,社交媒體上「20歲做保潔」已不是新鮮事,一旦輕體力活捲起來,自己怎麼搶得過更年輕的同行。陶映覺得自己缺乏一技之長,或者說更長久的生存技能,「我得學一門技術,不能被AI替代那種。」
陶映有個發小,平時做產後修復瑜伽老師,時薪極高,也是發小的興趣所在,還不必擔心被AI取代,完美符合陶映嚮往的自由職業特性。「除了上班,其他只要我不抗拒又能賺錢的事情,我都可以去試試。」
前一段時間,有個阿姨邀請陶映一起做保險銷售,她計劃下半年先跟着對方試一試。況且,陶映的危機感不止於未來,眼下的自由職業也逃離不了內捲。這幾年就業形勢嚴峻,大大小小的兼職「捲到飛起」,就拿上門遛狗來說,有人定價40元一次,就有人壓價到30元一次,很快市場價又被壓到25元一次。像春節國慶這些熱門時段,遛狗餵貓兼職者們更是將價格戰打得火熱。好在,陶映有一個專門的社交賬號,推廣自己的做飯和遛狗業務,大多數客戶看到賬戶後主動聯繫上她,這至少讓她在尋找客戶上省力不少。
陶映時常關注網上零零散散的兼職機會,最近兩年,很多時候她在社交媒體上剛刷到一個兼職機會,一點開評論區已有四五十條留言,遠遠超過兼職所需人數。前段時間她申請成為核磁共振試驗的志願者,那個機會也是她靠手速搶到的,「再晚一會兒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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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不上班」成為選擇
在社交賬號上,陶映分享過一段頗具黑色幽默的對話,發生在她與父親之間:「在我爸眼裏,我天天不上班,跟野人沒有甚麼區別。我爸質問我,這麼墮落下去,如何承擔社會的責任?我一臉茫然,甚麼責任啊?我爸說結婚生子,還有買房。」 她形容聽到「買房」二字的感受 —— 「簡直五雷轟頂」。
大學畢業前,陶映未想到自己會選擇這樣一種生活,那時她的想法跟多數人一樣,計劃成為齒輪上的一環,「畢業了找個班上,做個設計師,拿個萬把塊工資,看看能不能往上爬爬。」步入社會前,陶映一直是個好學生,讀書從未讓父母操過心,大學裏拿過數次獎學金,還經常跑到其他專業的課堂上旁聽。她享受學業帶來的成就感,「就覺得努力的過程挺爽的,人就應該要努力,倒不是想得到別人的評價。」即便如今過上了「半躺平」生活(陶映對過去八年生活的定義),她依然嚮往成就感。過去八年,她對生活狀態最滿意的階段,是靠定製插畫賺錢那幾年。「畫畫需要審美,需要繪畫技術,對方收到你的畫時,很滿意的反饋,帶來的滿足感是很大的」。
陶映記錄自己生活日常的插畫:與朋友去麪包房吃早餐在陶映的評價標準裏,插畫與遛狗、做飯不同,「遛狗嘛,只要你不討厭狗,就能做,做飯嘛,你把菜放進鍋裏,煮一煮,嚐嚐味道可以,就行了」。相比插畫,後兩者缺乏挑戰性,「是個人都能做」,也就很難帶來自我實現的成就感。但畫畫不一樣,「我可以坐在那裏幾個小時,邊聽歌邊畫畫,沉浸在那種創造的過程裏,我很享受,能從中獲得力量」。
「最近這兩年還會畫插畫嗎?」 我問陶映。「沒有,我畫畫一定要讓它變現,能變現我才有動力。」她說。在陶映這裏,有很多有趣的「比較」。有時候這些比較是務實的,她重視「產出」,閲讀、健身在她眼裏都不算「產出」,「光看書不能帶給我滿足感」,自己下筆寫出點甚麼,這才是「有創造」。有時候這些比較又富有生活哲思,坐在咖啡館,或者海邊、山林中發一下午呆,她認為要好過刷一下午短視頻,在一個令人精神放鬆的地方發呆,是一種享受,這意味着她沒有虛度時光。
在社交媒體上記錄自己的生活,對陶映來說也是很重要的「產出」。她在社交賬號上的分享很頻繁,也很用心,有時候腦子裏閃現出有意思的標題,害怕忘記,她會馬上記下來。「既然做了,我就得好好做,做好當下每一件事情,讓我很有掌控感。」
「我覺得沒有產出就沒有價值,沒有價值就很虛無。如果我不賺錢,在家做全職兒女,精神上一定會很空虛。焦慮和空虛感,更多是來自無事可做,所以一定要有產出。」
對於生活裏的許多細節,陶映都有着細緻的記錄,這個票夾裏裝着過去十幾年看過的展覽和演唱會門票。
在「產出」這一生活目標的牽引下,陶映將個人生活安排得豐盈有致。與表妹同住那半個月,表妹歎服於陶映的自律和忙碌,「每天早上7點鬧鐘一響,我就從牀上彈起來,她問我你那麼早要幹甚麼,我說有好多事情要做。」 那十幾天裏,她忙着探店,忙着給香港媽媽做地陪,還忙着做核磁共振試驗的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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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風、遛狗和3000塊的生活
7點起牀是陶映的習慣,她的入睡時間也很規律,每晚12點左右。就連刷手機這樣的消遣,她也是自律的,每次刷一會兒手機,大腦裏的雷達響起——「別刷了,要自律」,這時她可以迅速放下手機。其實她和多數同齡人一樣,對手機「也是有癮的」,但她不喜歡長時間刷手機後的狀態,「刷久了會有一種非常空虛的感覺」。
這樣的自律,也得益於自由職業帶來的放鬆狀態。陶映有個朋友,經常凌晨一兩點才入睡,她問朋友為甚麼熬那麼晚,對方說白天在辦公室受了太多氣,晚上必須報復性玩兩個小時手機,才能安心入睡。陶映在社交媒體上也看到過很多類似的分享 —— 白天人的工作壓力越大,就越容易通過報復性熬夜來進行心理補償。陶映就沒有報復性心理,「我第二天早上起來也能刷手機,沒必要熬夜做這個。」
生活由她自己安排,她決定做甚麼,不做甚麼,這是機械重複的辦公室生活無法實現的,「如果做一個我很不喜歡的工作,每月穩定有幾千塊收入,我會覺得很難受,那是在浪費生命。」
我們見面那天,她的工作是中午到一戶人家做飯,幹完這份工,這天剩下的時間都是她自己的。中午回到家後,她打了個盹,又起來洗衣服、遛狗,之後再出門與我碰面。
陶映生活的鹽田,地處深圳東南角,依山靠海,居民以老深圳居多,與市中心保持着足夠的距離,山海隔絕了城市的喧囂擁擠,此處的生活節奏比深圳大多數地方要慢上許多。
沿着梧桐路,陶映指着街邊的一家家小店介紹,這家粉麵店開了30年左右,讀書時她常和同學來吃早餐,那家牛肉店也開了有20多年,店裏辣椒醬堪稱一絕……附近像這樣的老店還有不少,和20年前一樣,它們留在她的日常生活半徑之內。從粉面店走出來,向北走幾百米是梧桐山,向東走幾百米是海濱棧道。在陶映眼中,這正是一個適合「不上班」的地方。
社交賬號上,陶映的分享中不乏這些充滿生活樂趣的細節:「廣東一月的天氣真舒服,早上曬着暖洋洋的太陽去吃麥門,路邊的棕櫚樹在好天氣的襯托下有幾分熱帶雨林風光……」「吃完飯帶着小狗,和舅媽去山上走走,下過雨的山很清新,濕漉漉的空氣帶來一種莫名的安寧……」「帶上俺的小音響,和朋友找了人不多的海岸線蹲守日落。海邊晚風習習,沒有了白天的悶熱。音響裏放着落日飛車(樂隊)的《My JInji》,和落日氛圍很搭……」發條,偶爾也會擰緊一下。
工作日去市中心兼職,路過科技園等寫字樓時,看見同齡人匆匆忙忙地在路上奔走,陶映的心裏襲來一陣緊迫感,「他們應該有很多存款了吧」。一旦再回到鹽田,那些閃現的焦灼又會一消而散。這是她從小生活的地方,城市的劇變未曾損折它的風貌氣質,它依然沉靜、緩慢,「給人一種很安定的感覺」。童年常去的老店還在街角,從小玩到大的朋友大都留在這裏,家在這裏,親人在這裏……「我又覺得自己的生活挺好的」。
陶映經常在家附近的海濱棧道散步,晚風習習,路人悠閒自在。海濱棧道上,晚風涼爽綿軟,一名年輕人坐在圍欄上自彈自唱,海面上泛起的細浪粼粼徐動,天光漸從霞色變成黛青色,一艘小船蕩在山海之中,目之所及猶如一幅空濛的水墨畫。海的那一面,山頭上的一朵雲隨着氣流變幻,從大白兔奶糖變成一艘圓潤的汽艇……坐在海邊良久,我的心終於沉靜下來了。「我好像有點享受的感覺了」,風吹在臉上,我指着天邊的胖汽艇,與陶映分享此刻的感受。「你得給自己一段時間,去慢慢進入這個狀態。」 陶映轉過頭來,向我傳授躍入山海、雲霞、晚風的秘笈。
(備註:為保護個人隱私,文中人物陶映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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