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來都在逃避上班！32歲居深圳的她 堅持月賺3k「半躺平」生活
陶映32歲，今年是她不上班的第八年。一個月前，陶映的表妹辭職來深圳散心，兩人同住了半個月左右。陶映剛離開職場時，表妹曾極力勸說她找工作，姐妹倆相差一歲，表妹當時不認可她的選擇，「年紀輕輕就不上班了，不可思議」。如今表妹工作數年，經歷了「職場性騷擾等亂七八糟的事情」後，再與陶映朝夕相處，她發現陶映的生活狀態「也挺好」。當然，評價的變化更多源於心態變化，「好好生活也很重要」，表妹說。
這八年，陶映嘗試過多種兼職，遛狗、上門做飯、畫插畫、做設計、抖音直播……她這些嘗試的目的只有一個——「逃避上班」，保證自己在「不上班的情況下活下去」。
陶映試圖在謀生與自由之間尋求平衡。她將每個月的生活成本控制在兩三千元，也不追求過高的收入，「一個月有三四千元就夠了」。這樣，她就不必花太多的時間在賺錢上，可以「用最少的錢體驗最舒服的生活」。
比如在同齡人趕早高峰的時間裏，她可以晃晃悠悠在街邊吃個早餐；或者工作日上午，她在只有一個人的影廳裏看場電影；她還可以在安靜的下午，睡個酣暢淋漓的覺，不用擔心刺耳的鬧鈴聲響起……在社交賬號上，陶映分享過她對「荒廢」一詞的理解 —— 「有人覺得沒存款且不上班是荒廢，有人覺得朝九晚五但薪資不高、不夠有錢是荒廢……但我覺得整個人沒有任何生命力，過着別人想要你過的生活，日子沒盼頭才叫荒廢。」
除了這些，陶映還有一個「深二代」的身份。她父母養老金待遇豐厚，早年在深圳有一定積累。她住在自己家裏，沒有居住成本，在父母養老所需的經濟支出上，她不需要承擔太多責任。陶映坦承，如果沒有這些前提，她也無法選擇這種生活方式。
看到這裏，也許有人會有一些評價，比如「還不是因為她是深二代」，在陶映社交賬號的留言區裏，也能看到類似的評論。但，這只是陶映生活拼圖的其中一塊。畢竟，在「尊重自己」這一問題上，沒有多少東亞人能交出高分答卷。一個人如何才能按自己的想法，過上自給自足的生活，不被環境左右，不受社會規訓支配，不被根植於腦海深處的社會評價干擾，獨立地建構內在世界，這是我們都需要去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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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就是不喜歡上班」
「不上班」之前，陶映上過三年班。那三年，她在上海一家公司做廣告設計工作，公司福利待遇不錯，同事關係也說得過去，工作也不算辛苦。不過，陶映不太喜歡這份工作，她說不上來原因，「可能單純就是不喜歡上班」。
當然，那份工作裏也有一些讓人不太舒服的細節。比如周末收到同事的微信「你設計稿哪個地方出錯了」，她整個周末「人都不好了」。她害怕出錯，一旦設計稿出現一點小錯誤，幾千份印刷品都會報廢。每次交設計稿前，她頭皮發緊、神經繃直，生怕哪枚啞雷藏匿於細枝末節裏，她要反覆校對很多遍，才敢點下發送鍵。
如果沒有工作上的困擾，陶映很享受上海的生活，她在這裏讀完大學， 畢業後幾乎不花甚麼力氣，就在這個城市尋得一份體面工作。二十四五歲的年紀，周末跟朋友們在街上四處走走，喝喝咖啡，她也覺得日子有滋有味，當然，這僅限於工作順利的時候。
陶映離開上海，是出於身體原因。當時她做了一個小手術，那個病是因久坐導致的，醫生告誡她，以後都不能久坐，不然還有術後復發的可能。她身上還有其他職業病，肩周炎很嚴重，散光的度數也在那三年漲了100度左右。
她計劃回深圳休息一段時間，再重新找工作。修養三四個月後，陶映入職了深圳一家公司做設計工作，這家公司也還不錯，待遇、福利「該有的都有」，同事相處也沒太大問題。但她「內心還是抗拒」，在社交賬號上她用「平替版坐牢」，來形容這一兩個月的上班經歷，「一踏進辦公樓感覺就是入獄了」。工作不到兩個月，她提出離職，此後再未進入職場。在社交賬號上，她列舉了自己抗拒上班的理由：「討厭時間不被自己擁有，討厭明明前一晚沒睡好很疲憊還要爬起來上班，討厭明明當天沒甚麼活卻一定要坐在電腦前的身不由己，討厭無意義的開會，討厭做無用功……」
「我發現對於不喜歡的事情，我沒有驅動力，我也就邁不開第一步。不知道這叫尊重自己，還是說太膽小了。」
工作日的下午，我倆坐在咖啡館裏，陶映再一次解釋她的抗拒。去年陶映接到一份長期兼職，是上門做飯。這份工作整整持續了一年，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固定時間出發，差不多時間回到家，來回通勤兩個多小時。一整年的時間做同一件事，到最後她感到厭倦，也有點崩潰，「真的整出了上班的感覺」。米歇爾．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詳細闡述了資本主義對人的控制 —— 通過精細的規訓（如考勤、績效）將人馴化為「自我規訓的主體」，這種持續性的微觀控制，滲透到整個社會的各個角落。現代社會如同一所監獄，人們在享受短暫舒適的同時，逐漸喪失了自由和個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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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花好3000元
八年來，陶映做過很多種兼職，長期持續下來的有插畫、上門做飯和遛狗。這三個兼職，都符合她的個人興趣，也給她提供了相對穩定的收入。
最開始的幾年，陶映的收入主要依靠插畫和設計。在被AI替代之前，她能接到不少人像插畫和寵物插畫的訂單，這些訂單每月能給她帶來好幾千塊收入，前同事們也會斷斷續續給她介紹一些設計兼職。疫情期間，這兩項兼職的收入日漸稀少。最近兩年，上門做飯、遛狗餵貓成為她的主要兼職。
逃離了社會時鐘，不再追求過高的收入。但這並不意味着，陶映可以完全放鬆下來。如果這個月收入達不到她預期的三四千，「只有2000塊的話，我就覺得完蛋了，下個月就吃不起飯了。」陶映不願壓抑自己的消費慾望。她之前關注過一個博主，在東北阜新花了3萬元買下一套房子，開始了窮Fire生活，這位博主一個月只花三四百錢，除了吃飯幾乎沒有其他花銷。她覺得有意思，但無法接受這種生活方式，
「我有社交的需求，我有想出門逛逛走走，喝喝奶茶，我覺得很開心。」回想起2022年下半年，因兼職收入微薄，只能將每月開支控制在1000元以內，朋友約飯也不得不以「太遠了」回絕的生活，她覺得「一點都不舒服」。
在月收入三四千的經濟狀態下，她常跟朋友約飯，這個月還要去聽演唱會；她喜歡喝奶茶，一杯奶茶能給她極大的滿足感；懶得做家務時，她也會請保潔上門打掃衛生；八年裏，她去過不少地方旅遊，除了港澳、深圳周邊等短途遊，也去過江浙、泰國等地……這些開銷都需要她用自己賺的錢來負擔。因此，如何精打細算地享受生活，「把每一分錢物盡其用」，陶映得花心思細細研究。
過去十年，陶映雷打不動地每日記賬。此外，每逢一個月、一個季度、半年、一整年，她還要做一次收支盤點。最近一年多的每日消費，她大都會事無鉅細地分享到社交平台，賬單精確到幾毛錢。我們碰面這天，她一共花費27.2元，其中一杯奶茶只花了6.8元，因為她用銀行卡積分兑換了20元的抵扣券。坐地鐵、下館子前，順手搜索一番優惠券，力所能及地薅一點羊毛，是陶映的習慣。
她還找到了外出就餐不花錢的門道 —— 做探店達人，這兩年為她省下不小餐費。在她社交賬號分享的每日消費中，既有27.2元的低支出，也有數百元的高支出。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2024年她的年支出預算是2.4萬，最終的實際開銷超過3.5萬元。一旦花出去的錢超過預期，陶映難免心疼肉疼，這時候精神勝利法可謂一劑撫慰 —— 比如今天買了演唱會的門票，花了大幾百，但演唱會下個月才開始，那這筆帳就得記在演唱會當天，「萬一臨時有事去不了，我把票賣了，那這筆錢不就沒花出去嘛」。既然賬單歸於未來，那今天就不必再肉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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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社會壓力的拉鋸戰
陶映有一個年齡相仿的朋友，也有好幾年沒有上班。朋友家境殷實，「家裏蹲」這幾年，她沒有做任何賺錢的事情，父母也接受了她的生活狀態。陶映無法接受這一生活方式，「就算經濟條件允許，我也不想依賴父母」。
她給自己劃的底線是「不伸手」，這樣就「不需要接受別人的安排」，伸手要錢就意味着要看人臉色，即便是父母的臉色也不好看，「肯定天天被問，今天出去幹嗎了，這個月開銷怎麼這麼大，這個滋味不好」，她要保住這點自主性。過去八年，陶映基本實現了收支平衡。她只向別人借過一次錢，有一年家裏的狗生了重病，她不確定最終的醫療花費，提前向朋友借了一筆錢。她從未問父母借錢或要錢。
不過，要說陶映完全實現了經濟獨立，倒也不夠準確。畢竟她住在家裏，最近兩三年的居民靈活就業社保，也是父親主動幫她交的。父女倆默契地完成了這場交接，不上班之後，每隔一段時間，父親會偷偷檢查她的社保繳納狀態，隨着社保費用上漲，有段時間她嫌負擔重斷繳了社保，父親發現後默默幫她繳上了費用。此後，二人心照不宣地將這一狀態持續了下去。這八年來，父母給到陶映的壓力是不一樣的。父親希望她出門上班，只要出門，就是去搖奶茶也行，哪怕月賺3000塊，他還可以再補貼女兒兩千。母親希望她更加節儉，碰見陶映出門吃飯、喝下午茶，母親就要嘮叨她，「你收入沒有上班族高，應該更加節省。」好在，母親接受陶映的生活狀態，相比工作她更看重女兒的身體，上不上班也就沒那麼重要了，「只要能負擔自己的開銷就行」。母親信佛，諸事隨緣，「人生苦短，婚姻不要強求」，在孩子的婚姻問題上，她很看得開。
但父親不同，父親始終無法接受陶映「不上班」的選擇。8年前，陶映搬離上海回到深圳，父親去機場接她，倆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坐在回家的地鐵上，父親忍不住問她「打算什麼時候去找工作」。
在「上不上班」這一問題上，父女都不願妥協。父親是典型的「90年代弄潮兒」，30多歲已經做到了公司高管，他享受到了時代紅利，信奉「一分努力一分收穫」。即便退休了，父親還在為各種事業忙碌不休，碰到陶映躺在梳化上喊累，他也無法理解，「你又不上班，你到底在累甚麼」。
最近兩年，兩人的衝突少了，這得益於物理距離。60歲依然在打拼的父親，長期在外地奔波，一兩個月才回來一次，兩人吵架的機會漸少。她也試着去理解父親，「他那麼捲，生出我這麼個鹹魚來，應該也很痛苦」。父親的催促裏，大概也有外在壓力的成分，一家人生活在鹽田一個老小區裏。鄰居大多是父親的老同事，陶映在鄰居們的眼皮下長大，最近八年她的生活狀態，自然躲不開大家的視線。在小區裏坐電梯，對陶映來說也是一種壓力。同樓的阿姨常在電梯裏問她「在哪裏上班」，住在樓上的伯伯，退休前是單位的領導，每次陶映在電梯裏遇見伯伯，對方必定要給她一番人生指導。
「別人家孩子要麼出國，要麼考公，只有我天天牽着狗到處散步，我爸也會覺得顏面無存吧」。即便沒有這些壓力，陶映還是跟多數上班族一樣，無法打消失業焦慮。這種焦慮可能不夠強烈，但始終存在。
這八年當中，陶映經歷過半年入不敷出的日子。2022年下半年，插畫、設計的兼職機會日漸稀少，她還未發掘出遛狗和上門做飯這兩項職業。那半年她的收入寥寥無幾，只能依賴過往存下的小金庫過活，「感覺可能要坐吃山空了，不知道自己該幹甚麼，但又不想去上班，特別焦慮。」 父母經常唸叨，「遛狗、做飯這些事情，50歲以後你還有沒有力氣去幹。」 陶映深以為然，社交媒體上「20歲做保潔」已不是新鮮事，一旦輕體力活捲起來，自己怎麼搶得過更年輕的同行。陶映覺得自己缺乏一技之長，或者說更長久的生存技能，「我得學一門技術，不能被AI替代那種。」
陶映有個發小，平時做產後修復瑜伽老師，時薪極高，也是發小的興趣所在，還不必擔心被AI取代，完美符合陶映嚮往的自由職業特性。「除了上班，其他只要我不抗拒又能賺錢的事情，我都可以去試試。」
前一段時間，有個阿姨邀請陶映一起做保險銷售，她計劃下半年先跟着對方試一試。況且，陶映的危機感不止於未來，眼下的自由職業也逃離不了內捲。這幾年就業形勢嚴峻，大大小小的兼職「捲到飛起」，就拿上門遛狗來說，有人定價40元一次，就有人壓價到30元一次，很快市場價又被壓到25元一次。像春節國慶這些熱門時段，遛狗餵貓兼職者們更是將價格戰打得火熱。好在，陶映有一個專門的社交賬號，推廣自己的做飯和遛狗業務，大多數客戶看到賬戶後主動聯繫上她，這至少讓她在尋找客戶上省力不少。
陶映時常關注網上零零散散的兼職機會，最近兩年，很多時候她在社交媒體上剛刷到一個兼職機會，一點開評論區已有四五十條留言，遠遠超過兼職所需人數。前段時間她申請成為核磁共振試驗的志願者，那個機會也是她靠手速搶到的，「再晚一會兒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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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不上班」成為選擇
在社交賬號上，陶映分享過一段頗具黑色幽默的對話，發生在她與父親之間：「在我爸眼裏，我天天不上班，跟野人沒有甚麼區別。我爸質問我，這麼墮落下去，如何承擔社會的責任？我一臉茫然，甚麼責任啊？我爸說結婚生子，還有買房。」 她形容聽到「買房」二字的感受 —— 「簡直五雷轟頂」。
大學畢業前，陶映未想到自己會選擇這樣一種生活，那時她的想法跟多數人一樣，計劃成為齒輪上的一環，「畢業了找個班上，做個設計師，拿個萬把塊工資，看看能不能往上爬爬。」步入社會前，陶映一直是個好學生，讀書從未讓父母操過心，大學裏拿過數次獎學金，還經常跑到其他專業的課堂上旁聽。她享受學業帶來的成就感，「就覺得努力的過程挺爽的，人就應該要努力，倒不是想得到別人的評價。」即便如今過上了「半躺平」生活（陶映對過去八年生活的定義），她依然嚮往成就感。過去八年，她對生活狀態最滿意的階段，是靠定製插畫賺錢那幾年。「畫畫需要審美，需要繪畫技術，對方收到你的畫時，很滿意的反饋，帶來的滿足感是很大的」。
陶映記錄自己生活日常的插畫：與朋友去麪包房吃早餐在陶映的評價標準裏，插畫與遛狗、做飯不同，「遛狗嘛，只要你不討厭狗，就能做，做飯嘛，你把菜放進鍋裏，煮一煮，嚐嚐味道可以，就行了」。相比插畫，後兩者缺乏挑戰性，「是個人都能做」，也就很難帶來自我實現的成就感。但畫畫不一樣，「我可以坐在那裏幾個小時，邊聽歌邊畫畫，沉浸在那種創造的過程裏，我很享受，能從中獲得力量」。
「最近這兩年還會畫插畫嗎？」 我問陶映。「沒有，我畫畫一定要讓它變現，能變現我才有動力。」她說。在陶映這裏，有很多有趣的「比較」。有時候這些比較是務實的，她重視「產出」，閲讀、健身在她眼裏都不算「產出」，「光看書不能帶給我滿足感」，自己下筆寫出點甚麼，這才是「有創造」。有時候這些比較又富有生活哲思，坐在咖啡館，或者海邊、山林中發一下午呆，她認為要好過刷一下午短視頻，在一個令人精神放鬆的地方發呆，是一種享受，這意味着她沒有虛度時光。
在社交媒體上記錄自己的生活，對陶映來說也是很重要的「產出」。她在社交賬號上的分享很頻繁，也很用心，有時候腦子裏閃現出有意思的標題，害怕忘記，她會馬上記下來。「既然做了，我就得好好做，做好當下每一件事情，讓我很有掌控感。」
「我覺得沒有產出就沒有價值，沒有價值就很虛無。如果我不賺錢，在家做全職兒女，精神上一定會很空虛。焦慮和空虛感，更多是來自無事可做，所以一定要有產出。」
對於生活裏的許多細節，陶映都有着細緻的記錄，這個票夾裏裝着過去十幾年看過的展覽和演唱會門票。
在「產出」這一生活目標的牽引下，陶映將個人生活安排得豐盈有致。與表妹同住那半個月，表妹歎服於陶映的自律和忙碌，「每天早上7點鬧鐘一響，我就從牀上彈起來，她問我你那麼早要幹甚麼，我說有好多事情要做。」 那十幾天裏，她忙着探店，忙着給香港媽媽做地陪，還忙着做核磁共振試驗的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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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風、遛狗和3000塊的生活
7點起牀是陶映的習慣，她的入睡時間也很規律，每晚12點左右。就連刷手機這樣的消遣，她也是自律的，每次刷一會兒手機，大腦裏的雷達響起——「別刷了，要自律」，這時她可以迅速放下手機。其實她和多數同齡人一樣，對手機「也是有癮的」，但她不喜歡長時間刷手機後的狀態，「刷久了會有一種非常空虛的感覺」。
這樣的自律，也得益於自由職業帶來的放鬆狀態。陶映有個朋友，經常凌晨一兩點才入睡，她問朋友為甚麼熬那麼晚，對方說白天在辦公室受了太多氣，晚上必須報復性玩兩個小時手機，才能安心入睡。陶映在社交媒體上也看到過很多類似的分享 —— 白天人的工作壓力越大，就越容易通過報復性熬夜來進行心理補償。陶映就沒有報復性心理，「我第二天早上起來也能刷手機，沒必要熬夜做這個。」
生活由她自己安排，她決定做甚麼，不做甚麼，這是機械重複的辦公室生活無法實現的，「如果做一個我很不喜歡的工作，每月穩定有幾千塊收入，我會覺得很難受，那是在浪費生命。」
我們見面那天，她的工作是中午到一戶人家做飯，幹完這份工，這天剩下的時間都是她自己的。中午回到家後，她打了個盹，又起來洗衣服、遛狗，之後再出門與我碰面。
陶映生活的鹽田，地處深圳東南角，依山靠海，居民以老深圳居多，與市中心保持着足夠的距離，山海隔絕了城市的喧囂擁擠，此處的生活節奏比深圳大多數地方要慢上許多。
沿着梧桐路，陶映指着街邊的一家家小店介紹，這家粉麵店開了30年左右，讀書時她常和同學來吃早餐，那家牛肉店也開了有20多年，店裏辣椒醬堪稱一絕……附近像這樣的老店還有不少，和20年前一樣，它們留在她的日常生活半徑之內。從粉面店走出來，向北走幾百米是梧桐山，向東走幾百米是海濱棧道。在陶映眼中，這正是一個適合「不上班」的地方。
社交賬號上，陶映的分享中不乏這些充滿生活樂趣的細節：「廣東一月的天氣真舒服，早上曬着暖洋洋的太陽去吃麥門，路邊的棕櫚樹在好天氣的襯托下有幾分熱帶雨林風光……」「吃完飯帶着小狗，和舅媽去山上走走，下過雨的山很清新，濕漉漉的空氣帶來一種莫名的安寧……」「帶上俺的小音響，和朋友找了人不多的海岸線蹲守日落。海邊晚風習習，沒有了白天的悶熱。音響裏放着落日飛車（樂隊）的《My JInji》，和落日氛圍很搭……」發條，偶爾也會擰緊一下。
工作日去市中心兼職，路過科技園等寫字樓時，看見同齡人匆匆忙忙地在路上奔走，陶映的心裏襲來一陣緊迫感，「他們應該有很多存款了吧」。一旦再回到鹽田，那些閃現的焦灼又會一消而散。這是她從小生活的地方，城市的劇變未曾損折它的風貌氣質，它依然沉靜、緩慢，「給人一種很安定的感覺」。童年常去的老店還在街角，從小玩到大的朋友大都留在這裏，家在這裏，親人在這裏……「我又覺得自己的生活挺好的」。
陶映經常在家附近的海濱棧道散步，晚風習習，路人悠閒自在。海濱棧道上，晚風涼爽綿軟，一名年輕人坐在圍欄上自彈自唱，海面上泛起的細浪粼粼徐動，天光漸從霞色變成黛青色，一艘小船蕩在山海之中，目之所及猶如一幅空濛的水墨畫。海的那一面，山頭上的一朵雲隨着氣流變幻，從大白兔奶糖變成一艘圓潤的汽艇……坐在海邊良久，我的心終於沉靜下來了。「我好像有點享受的感覺了」，風吹在臉上，我指着天邊的胖汽艇，與陶映分享此刻的感受。「你得給自己一段時間，去慢慢進入這個狀態。」 陶映轉過頭來，向我傳授躍入山海、雲霞、晚風的秘笈。
（備註：為保護個人隱私，文中人物陶映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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