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一個世紀，廣東順德自梳女的「姑婆屋」在中國再度流行。年輕女性們發起全女共居，體驗遠離男性的群居方式。全女共居為何開始受歡迎，又面對哪些阻力和挑戰？它是對女性權益的爭取，還是對社會空間的退讓？這些促成女性互助的嘗試，是否也可能加劇性別對立？

去年5月，32歲的戴雯將老家浙江金華鄉下的一棟三層小樓改裝為有五個客房的民宿。但她沒有把房子掛上民宿平台，而是在女性用戶佔七成的社媒小紅書發帖，招募女性共居者。

「全女共居」在中國再度流行　體驗遠離男性而群居：

網名「風下」的戴雯告訴《聯合早報》，她在裝修期間接觸到女性主義，並因此在網上結識不少同道中人：「但線上了解不到其他人生活中的樣子，總感覺有些缺失。我和朋友討論後，決定把這裏打造成只提供給女性的平台，讓大家在線下也能建立深度聯結。」

這個名為「她山共棲」的全女共居空間，設立半年多來已接待數十名女性。她們白天一起出遊，晚上共同做飯、觀影、聊天到深夜。

近年來，全女共居空間在中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年輕女性們開始嘗試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打造遠離男性的女子之家。

全女共居由來已久　「姑婆屋」百年後再流行

全女共居的概念在中國並不新。20世紀初廣東順德的自梳女，就集資興建「姑婆屋」群居養老。位於順德的冰玉堂，就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從新加坡告老還鄉的自梳女共居的住所。

隨着全球老齡化加劇和婚育率降低，更多單身女性開始探索傳統家庭以外的居住和養老模式。2016年在英國倫敦設立的「新天地」（New Ground），就是由26名年長女性組成的養老社區。韓國全州不婚女性組織「非婚者們的飛行」也在2022年成立合作社，推動老年女性共居住宅。

去年，18名中國女生每人出資3000元（人民幣，下同），在雲南合資籌建「廣廈間共創社區」。團隊在小紅書發文介紹，這個女性社群將以自梳女為參照，「探討、實踐全女共居、資源互置分配乃至全女養老的可能性」。

不過，當下中國更常見的全女共居模式，還是民宿形式的短期體驗。以她山共棲為例，住戶入住時長短則一兩天，最長的也不到一個月。但不少住客受此激勵，加入實踐全女共居的行列。

去年7月，31歲的「北漂」媛媛慕名前往她山共棲住了四天。她受訪時說，這和之前住民宿的體驗截然不同：

不用擔心男性凝視和騷擾，我們想穿什麼就穿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回到北京後，媛媛決定將市區一套二居室單位以每晚50元的超低價，提供給需要在京短暫落腳的女性，打造「城市最小單位的女性共居空間」。

媛媛以年租形式租下這套房子後，工作地點搬到了市郊，只有周末才會回到這裏。這個名為「梧桐小屋」的閒置空間，四個月來接待過20多名女性，其中有外地遊客，有求職一族，也有人單純對小屋感到好奇。「無論來自哪裏的姐妹，都把這裏當成一個安全的空間，也會主動維護它的環境和秩序。」

和戴雯一樣，媛媛也把小屋視為實踐女性主義的場所。她說，父親的大男子主義做派和家暴行為，讓她心疼母親的同時，也對父權制度日益反感。成年後，她開始閲讀女性主義著作，越來越關注性別議題，也在線下參加全女讀書會、女性公益手作坊等活動。

自認是不婚主義者的媛媛直言，全女共居就是她嚮往的生活方式：

和女孩子在一起，讓我感到舒服和安全。我希望通過這個小型實踐，推動更多女性擁抱這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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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全女民宿　拒絕伺候「大爺」

對雲南大理民宿「初舍」老闆宋明靜而言，投身全女共居則是被動但必然的選擇。

年過半百的宋明靜長期從事圖書出版，2022年轉投民宿業。起初民宿男女都收，但宋明靜很快發現，男性客人身上有她難以忍受的「爹味」和「大爺感」。

她告訴記者：「很多男性喜歡對別人說教，還管我叫『服務員』，希望我們像伺候大爺一樣服務他。這讓我很不舒服，也不想賺這個錢。半年後，我嘗試只接收女住客，發現這個概念很受女性歡迎，就大膽地改做全女民宿。」

在宋明靜看來，沒有男性的空間裏，女性才能真正做回自己：她們不必化妝打扮，也能卸下妻子、母親等家庭身份，表達內心真實想法。

戴雯也認為，全女共居不只是簡單地住在一起；由於多數住客懷抱女性主義理念，大家有機會進行深度交流，通過共居結為朋友的概率很高：「我們經常聊天到深夜，當着陌生人流下眼淚，離別時依依不捨地擁抱……女性間美好而純粹的友誼，給了我很多力量。」

去年8月，戴雯和幾個合夥人在泰國清邁租下一棟房子，作為「她山共棲」旗下第二個女性共居空間。她希望將這個計劃拓展到更多國家，讓女性在世界各地都能安心居住。

理想與現實終究有落差

戴雯坦言，清邁的全女民宿由於地點便利，入住率相對穩定；但金華民宿地處交通不便的鄉村，加上自己過去兩個月都在外旅遊，無暇打理民宿，客流直線下降；維持民宿穩定運營，是今年要努力的方向。

北京入冬後，媛媛將梧桐小屋的日租從50元調高至70元，外加收取每天10元取暖費。但她苦笑道，漲價後自己還是在虧本運營：「雖然做這個不為盈利，但當初定價過於草率，沒有核算過日常運營成本和無人入住時的維護費用；現在最大的挑戰就是平衡理想與現實。」

有「上海第一棟女性共居公寓」之稱的長物莊，2020年開始運營一年後就宣佈關停。項目負責人接受媒體採訪時承認，做不下去的最主要原因是「收支不平衡」。此外，其中一名負責人結婚後搬出公寓，也令項目運營受影響。

2023年曾被多家媒體報道的江蘇南京「賽西亞」全女共居項目，也在2024年走到盡頭。此前媒體報道中就曾點出項目困境：共居別墅只有兩個房間對外出租，即便都滿租也無法使運營團隊盈利；加上房子地段偏僻，難以吸引上班族成為長期租客。

除了全女共居項目，近年來中國各地的全女書店、全女健身房和全女酒吧等全女空間，也在紅極一時後迎來倒閉潮，令全女經濟可持續性受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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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女空間受質疑　是進步還是倒退？

另一方面，全女空間也面對來自主流輿論乃至女性內部的質疑：它是在爭取女性權益，還是在退讓社會空間？是促成女性互助的平台，還是加劇性別對立的推手？

23歲的重慶女生小吉兩年前到韓國旅遊時最深刻的記憶，就是入住全女民宿。她回憶道，自己當時被的士司機坑了錢，回到民宿後委屈大哭。民宿負責人和同住的韓國女生雖然語言不通，但仍通過翻譯器安慰她，還給她買了咖啡和薄餅，讓她體會到女性間的溫暖。

不過，小吉並不嚮往長期全女共居的生活。她說，對於有特殊互助需求的女性，全女空間有存在的必要：「我不認同的是全女模式作為一種退讓，把女性在社會上好不容易爭取到的生存空間拱手讓出。」

長年研究中國大陸性別問題的台灣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伍維婷受訪時指出，全女空間最早出現在19世紀，是因女性在公共空間裏受排斥而誕生。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現的全女空間，更像是一種政治文化表態，展現女性對催婚催育的政策，以及社會厭女氛圍的抗議姿態。

伍維婷研判，當下的全女共居風潮更像是年輕女性對新型生活方式的探索，它能否演變為社會運動，又能延續多久，還有待觀察：「這取決於年輕世代怎麼思考，以及如何應對社會壓力。」

媛媛認為，要解決女性在公共空間面對的凝視和騷擾：「既可以努力改進現有空間，也可以嘗試開闢一個新的空間，這兩者都是合理的存在。」

早已結婚生女的宋明靜直言：「我沒有要跟男的對着幹，也不管什麼主義，只是服務我願意服務的人。」

正和德國男友異地戀的戴雯也說，她不認為男女必須對立，但現實是女性雖然進入男性主導的世界，仍是作為附屬品和被凝視的對象：「世界上專屬於男性的空間太多了，全女空間正是對此的有力反抗和宣示。」

去年6月，戴雯在小紅書上發文，回應母親對全女共居的疑慮：「媽媽總覺得生活需要建立一個『家庭』來穩定下來，一群女人在一起過日子，怎麼能長久？可是生活永遠只在當下。這個女性共居的家，誰也不知道會存在多久，但當下收穫的快樂，就是生活最理想的模樣。」

從「厭男」到「激女」　年輕世代的女權轉向

除了全女共居，部分中國女性也嘗試以其他方式遠離男性。家住湖北武漢的小田，幾年前開始踐行一條原則：儘量不結識新的男性。

自認有「厭男」傾向的小田告訴《聯合早報》，她自幼目睹父親多次家暴母親，也被他以暴力威脅過；成年後發現身邊的男性朋友曾結伴嫖娼，職場上的男性工作夥伴知錯不改、態度傲慢……這些都讓她對男性產生嚴重信任危機。

27歲的小田中學時曾交往過兩任男友，現在也是一個男團的粉絲；但她坦言，自己對現實中的男性毫無想法，也不打算戀愛結婚。她說：「一個看起來完美的男性，往往是被包裝出來的；總感覺他們背地裏都會嫖娼，也會對女性開黃腔。並且婚姻中女性需要承擔的責任太多，我不願給一個陌生人在物理和情感上傷害自己的機會。」

近年來頻頻登上網絡熱搜的性別議題，如河北唐山燒烤店男子毆打女性、大連工業大學開除和外國電競選手發生性行為的女學生、MaskPark網絡偷拍論壇被曝光、山西大同訂婚強姦案等，也令小田感受到男性對女性的壓迫。

面對這些爭議事件，小田過去會追蹤事態進展並參與討論，但隨着工作忙碌，她逐漸減少對此的關注和表達。相比之下，更年輕的重慶姑娘小吉仍在各個平台積極參與辯論，幾次因此被平台禁言，還曾被罵是「激女」（激進女權主義者）。

23歲的小吉受訪時直言，自己以身為「激女」而驕傲：「任何思想都需要激進派推進，我們也肯定會遭受罵聲，但這不就為溫和派爭取到更多談判的餘地了嗎？」

小吉同樣在充滿暴力的原生家庭裡長大，並在成年後減少和父親往來。她反對女性步入婚姻，還將為男人說話的已婚女性稱為「敵方坐騎」。小吉解釋，她針對的不是所有已婚女性：「而是那些明明接觸過女權思想，還要投身建設父權制的年輕女性」。

在社媒平台上言辭激進的小吉，現實中每月為植樹造林、動物保護等多項公益活動捐款，還定向資助貧困學生。受訪前一天，她剛為一名經濟拮据的男生購買過冬棉衣。她說：「我討厭的不是男性，而是不文明、不講道理的人……只是這樣的特質更常出現在男性身上。」

隨着性別議題爭議在中國輿論場日漸升溫，官方一邊加快修訂《婦女權益保障法》，一邊持續收緊女權組織和博主的空間。中國官方自2020年來實施過多輪針對「宣揚極端女權，挑動性別對立」的網絡清朗行動，多個女權博主和機構被銷號或解散。去年6月，微博增設「挑動性別對立」投訴分類，加碼打擊這一行為。

學者：女權長期受壓　「厭男」是一種創傷反應

長年關注性別與傳播議題的中國資深媒體人、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李思磐受訪時指出，隨着女權運動長期被官方打壓，女性博主討論性別議題時更容易遭遇敵意乃至網暴：「在這個背景下，女性所謂的『厭男』，是一種創傷反應。」

台灣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伍維婷受訪時也認為，「厭男」是被「厭女」氛圍催生的產物；社媒平台推波助瀾下，雙方情緒更容易激化：「隨着拉扯加劇，容易產生『女性才了解女性』，不願和男性溝通的想法。」

李思磐也觀察到，社媒環境下成長的年輕女性，女權意識更加堅定，但這可能是網上抱團和排斥帶來的結果：「現在社媒缺少理性討論問題的環境。大家遇到不同意見，不會想着調整立場，而是要跟同溫層站在一起，也把這樣的心態帶到線下的人際交往。」

她認為，這樣的心態能夠理解，但並非性別問題的解決之道：「社會體系裏的純女和純男空間非常有限。何況除了性別，人們之間還有很多不同，女生和女生也會有矛盾。不同類型的人總是需要相處和合作，需要調停和協商，聽到對方的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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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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