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宏福苑的一場無情大火奪走至少 161 條寶貴生命。慘劇發生至今整整一個月，災民在傳媒訪問中流露出的焦慮與無力感，反映了社會對這場「無妄之災」依然意難平。火災燒出香港建築安全的系統性漏洞，更點燃了公眾對問責深度的迫切追問。特區政府成立的獨立委員會已展開工作，預計花9個月提交報告，但它是否足以滿足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的「追責到底」，以及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要求的「抓緊落實」？

李家超矢言追責到底　習近平指示抓緊落實

針對宏福苑一場大火燒出來的各種長期存在的利益藩籬和制度漏洞，行政長官李家超一早表明堅定立場，要求「調查到底，認真改革，化悲憤為改革力量，打破利益藩籬」，並強調「無論是什麼人、職位是什麼、是基層或高層，如要負責就要負責」。

火災發生後，國家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本月17日，李家超在北京述職時，向習近平時匯報了特區政府成立獨立委員會徹查事故真相，習近平指示要持續進行、抓緊落實。

李家超委任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陸啟康領導三人獨立委員會，調查起火成因、消防設備監管問題、維修的安全標準、是否涉及貪污圍標、現行法例規管和罰則等。獨立委員會已開始運作，將於9個月內完成報告。與此同時，警方以涉嫌誤殺拘捕多宏福苑維修工程相關人員、廉政公署亦就工程可能涉及貪污成立專案小組及展開全面調查。

內地兩場重大火災追責結果有何啟示？

這一系列追責行動會有什麼結果，也許可以從內地近日對兩宗嚴重火災事故的處置結果看出端倪：

12月17日，河南省公布南陽市方城縣英才學校重大火災事故調查結果，從方城縣消防救援大隊隊長到南陽市副市長，25名不同職級的公職人員被處以記過、降級、撤職等不同程度處分。兩日後，法院一審宣判學校實際控制人、校長及宿管老師6至7年有期徒刑。這場火災發生於去年1月19日晚，造成13名三年級學生遇難，4人受傷。由事發到公布調查結果，歷時約兩年。

12月28日，遼寧省公布遼陽市白塔區三里廚娘飯店重大火災事故調查報告，認定當中涉及當地部門及黨委、政府履職不到位，對40名不同級別公職人員嚴追責問責，飯店經營者等人移送司法機關。這場火災發生於今年4月29日，迄今整整八個月，造成22人死亡、3人受傷。

兩宗事故的處置均體現了問責需要對應法律責任與行政責任，以及一定程度上政治責任。遼寧案中，住建、消防等部門「只管合法、不管非法」的監管惰性遭嚴厲批判，河南案宿管老師被重判引發一些爭議，但法院認定其為求管理方便用床舖堵塞宿舍安全出口、又未檢查學生攜帶打火機等違禁品，負有主體責任。

三個問責維度　宏福苑火災缺乏什麼？

若以調查時間作為比較點，河南案歷時兩年，其間引起各種猜測，調查結果公布後亦未能完全釋疑；遼寧案花了約8個月認定行政部門責任，法律責任仍待審判。宏福苑獨立委員會9個月後的報告，估計亦可在技術與行政責任層面作出基本結論。

宏福苑火災造成的人命傷亡遠甚於河南與遼寧這兩宗事故，迄今涉及刑事罪行被拘捕的人數遠多於後兩者；在行政責任方面，媒體在事故發生後迅速梳理了多個政府部門在工程監管、安全防護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它們亦必然會是獨立委員會調查的部分重點，哪些具體人員需要擔責，屆時可見分曉。

也正因為宏福苑慘劇火災的嚴重程度非其他事故可比擬，當局如何處理第三個問責維度——政治責任，亦格外受關注。與法律及行政問責相比，政治問責的核心在於及時回應社會情緒，社會事故性質愈嚴重，問責愈需果斷。若缺乏政治問責，即使完成司法調查與行政處分，也難以向公眾解釋，為何在如此重大的生命損失之後，負有決策責任的官員依然能夠安坐於「廟堂之上」。

政治問責：不推諉監管失靈、不迴避領導責任

政治問責如何推動，內地同樣給香港提供了參照。對宏福苑火災如何問責的關注，令本港以及內地不少輿論把目光重新投向2010年上海靜安區一幢公寓發生的特大火災，那場火災造成58人死亡，除了26名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涉案人員之外，還有共有28名人接受黨紀、政紀處分，其中有21名為政府官員。

時任上海市長韓正被要求向國務院作深刻檢查，他直言「政府工作還有諸多不到位、不落實，對此我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更直言自己需要承擔「三方面責任」，反思工作存在「六方面不足」，其中，對虛假招投標、違法分包、圍標等工程問題，直指「政府機關和公務員隊伍中存在腐敗現象，有管理不嚴、治政不嚴之責，應當作深刻反思，認真檢查」。

究其根本，政治問責不需要等獨立委員會九個月後的調查結果。然而，火災發生至今，未見任何局長級問責官員，就轄下部門的系統性監管失靈主動表態嚴查行政責任，更遑論主動承擔政治責任。這種決策層的集體緘默，與特首宣示的「問責到底」形成強烈對比。令人擔心的是，若主事官員一出事就習慣性地將責任外推，所謂的制度改革便注定在「與我無關」的官僚慣性中空轉。

「在其位、擔其責」是治理倫理的關鍵元素

一套完整的問責體系，應是司法歸司法，政治歸政治。刑事問責訴諸法律，查明具體人員的過失，耗時較長可以理解；而政治問責旨在回應公共利益、撫平社會創傷、重塑治理信任，它需要的不是拖延，而是政治上的決心與決斷。刑事問責實現的是遲來的正義，而迅速、明確的政治問責，則是對社會情緒最及時的迴應和對治理漏洞最直接的承認。

在這方面，中共前高層官員孟學農兩次引咎辭職，體現了「在其位，謀其政，擔其責」的政治倫理。2003年，他出任北京市長僅3個月，就因處置「沙士」疫情不力，請辭市長職務；2008年他復出擔任山西省長僅8個月，又因襄汾尾礦庫潰壩事故再度引咎辭職。兩次「丟烏紗」均未涉及直接過失，而在於職位所承載的公共信任與政治承擔。

論「官運」，孟學農可稱之謂倒霉，但他的遭遇本身也清晰表明，治理者必須為其職權範圍內發生的重大失誤承擔政治後果，即使那涉及「歷史遺留」的問題。當中體現出政治問責的核心精神：不因個人無直接過失而推諉，而是為系統性監管失靈承擔領導責任。

以果斷的問責姿態展現政治承擔，是將危機轉化為革新制度契機的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