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Lake談特朗普・一|世界不是在2017、2025後突然發生巨變

David Lake談特朗普・一|世界不是在2017、2025後突然發生巨變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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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就職後,一系列國際政治事件震驚全球:面對俄烏戰爭,特朗普直接與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爆發白宮罵戰;面對全球經貿,特朗普毫不猶豫在4月發動「解放日」關稅戰;面對中東亂局,特朗普從提議「接管」加沙到應對後續的以色列、伊朗衝突,各種驚人之舉層出不窮。這種赤裸展現權力政治的美國,引發了各方探問與擔憂:特朗普是否正為自由國際秩序送終?

5月16日,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舉辦「永續發展的王道途徑國際論壇」,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21 世紀基金會、王道永續指標亦參與協辦,邀請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大衛·雷克(David A. Lake),以「自由國際秩序的終結:全球化、深層對抗與未來?」(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Globalization, Deep Contestations, and the Future?)為題,講述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當前挑戰從何而來,自由國際秩序又將走向何方。

雷克既是美國政治學會暨國際研究學會前會長、國際政治經濟學會創辦人暨主席,也在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發表大量經典著作,包括《國際關係中的層級秩序》(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間接統治:美國國際層級秩序的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國大學通用政治學教科書《世界政治:利益、互動與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國際政治經濟學會也設有「大衛·A·雷克獎」(David A. Lake Award),頒發給每年年會上的最佳論文,以表彰雷克對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貢獻。

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四篇,本篇為第一篇,聚焦自由國際秩序的成形,以及全球化所帶來的反噬。

5月16日,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舉辦「永續發展的王道途徑國際論壇」,邀請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大衛·雷克(David A. Lake),以「自由國際秩序的終結:全球化、深層對抗與未來?」為題,講述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當前挑戰從何而來,自由國際秩序又將走向何方。(劉燕婷攝)

特朗普不是巨變本身

雷克首先提到,這將是一場相當悲觀的演講,但也不是完全悲觀,就像講題「自由國際秩序的終結:全球化、深層對抗與未來?」所呈現,最後其實還有一個問號。因此這不是對自由國際秩序的「驗屍」(postmortem),但自己至少要提一個問題:過去75年我們所經歷的國際秩序,是否已經走到盡頭?未來又是什麼前景?

雷克指出,當前國際秩序一片混亂、並且受到嚴重挑戰,自己與其他學者的合著新書《深層對抗》(Deep Contestation),就是探討特朗普對國際秩序基本規則所造成的衝擊。但自己今天首先要探討的,其實是特朗普出現前的緊張結構。

「討論國際關係時,人們常有『現在論』(presentism)的觀點,也就是強調特朗普在2017年、2025年上台後,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但雷克認為,特朗普其實更像某些挑戰的代表,「我們當然會談論他對這種趨勢的推動,但其實這不全是特朗普導致,世界不是在1月新總統就職後才突然改變。我要聚焦的,是反自由國際秩序的力道,如何在這些年一步步取得成果。」

2025年6月24日,美國馬里蘭州,圖為特朗普準備啟程前往荷蘭海牙參加北約峰會。(Reuters)

自由國際秩序的四組規範

雷克接著說明1945年開始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LIO),並指這一秩序建立在4組圍繞國際行為的規範(norms)與規則(rules)上。

首先是主權(Sovereignty)。雷克表示,主權規範歷史悠久,人們通常追溯到1648年的「西發里亞和約」(Westphalia,又譯威斯特伐利亞),但真正把相關概念編纂成法條,還是要到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與其他附屬協議。這些協議規範國家間的彼此平等,各國既擁有自決權(self-determination),也互不干涉(non-intervention)彼此內政。

接著是安全(Security)。雷克指出,這是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一開始是戰後聯合國所設想的普遍性原則,接著這些原則被簡化為某種西方的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概念,代表組織就是北約。另外還有《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是關於戰爭本身的規範;以及不侵犯(non-aggression)準則,也就是各國不應宣稱並使用武力奪取領土;還有領土完整(territory integrity),是指國家邊界應受承認。

再來是開放市場(Open Markets)。雷克說明,相關規範除了自由貿易外,還有資本流動(capital mobility)、跨國投資的自由流動。某種程度上,許多規範都是1980年代才出現。

最後是政治(Politics)。雷克表示,這是自由國際秩序中特別「自由」的部分,相關規範圍繞國家內部政治應該如何組織,以及民主與對人權的尊重。

2025年6月17日,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在加拿大舉行的七國集團(G7)峰會上歡迎北約秘書長呂特(Mark Rutte)。(Reuters)

而以上四套規範融為一體,就被稱作自由國際秩序。「這些規範充滿理想,但即便是自由國際秩序的核心成員國,也不總是尊重這些規範」,例如身處國際秩序中心的美國,就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直接違反了許多前述的安全規範。但即便如此,美國還是在其他領域實踐自己的領導。

雷克指出,這就是所謂的「表面多邊主義」(veneer of multilateralism)機制,也就是多邊主義存在於聯合國憲章及其附屬公約、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等國際建制中,各國尊重主權規範,是平等的參與者,也擁有平等的發言權。但在這層稀薄表面下,即便各國形式平等,美國卻無疑在各種國際建制中擁有更大發言權,尤其是在制定規範與規則上。

雷克更指出,隨著時間推移,國際秩序也逐漸走向「可變幾何形」(Variable geometry)結構,也就是各種規範就像一個冗長清單(laundry list),各方可以接受其中某些規範,但不必接受全部,「而這其實也像臨時清單(ad hoc menu)與固定清單的關係,各方可以挑選規範來遵守,例如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加入國際體系,面對主權、開放市場等規範時大致無礙,但在面對民主時就有較大扞格。」

雷克總結,隨著秩序發展,各國都大體遵守了自由國際秩序的部分規範,但不必然遵守全部。作為自由國際秩序的核心成員,北美與歐洲國家相對遵守較多,至少在原則上;其他國家則相對根據自己意願,挑選規範來遵守。但整體來說,自由國際秩序帶來人類歷史上最長期的和平與繁榮,貿易的成長水準也是前所未見。

特朗普2025年6月18日在白宮外接受傳媒提問(Reuters)

自由國際秩序的成形

而談到自由國際秩序的起源,雷克首先指出,在整個冷戰時期,美國基本通過一種特殊機制來統治世界,自己稱之為「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

以歐洲為例,美國的目標是確保友善的保守派在各國掌權,因為當時歐洲存在社會民主黨和保守反共政黨的對立,前者主張中立的外交政策,而後者則更加親西方導向,更願意通過各種方式與美國站在一起。而美國的作法就是推出軍援,以及與市場改革掛鉤的經濟援助,例如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以及其他各種機制。

雷克解釋,正因當年的美國在某種程度上支持歐洲保守派,所以到了1951年,歐洲各國政府都有點像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本質就是與美國結盟的中右翼聯盟。而通過這種間接統治的方法,美國從一開始就偏袒特定政黨,且只要這些保守派掌權,各國就會制定並採取符合美國期望的政策,美國不用到處脅迫各國加入自由國際秩序,「這不是脅迫(coercive),而是一種誘惑(seductive)。」

雷克表示,這些政權只要遵守秩序,就能推動自由國際秩序正常運轉,隨之而來的繁榮發展,又會將歐洲鎖在這個秩序中,因為只要參與秩序的利益夠大,保守派就能再次當選,並且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制度化。

因此到了1960年代,自由國際秩序的紅利已經清晰可見,也吸引了大量不完全遵守規範的周邊國家加入,希望成為自由國際秩序的一部分,最後也逐漸接受相關規範。過程整體就像引力,圍繞太陽的行星都被拉進這個秩序,「而隨著時間推移,自由國際秩序逐漸成長為『自我維持』(self-sustaining)的體系,這就是它的起源。」

在德國西柏林,二戰結束後建立的美英法佔領區內,正進行大規模重建,牆上掛著「馬歇爾計畫援助」的標語。(資料圖片)

全球化反噬自由國際秩序

雷克接著談到挑戰,「自由國際秩序始終面臨挑戰」。

在過去,挑戰主要來自蘇聯勢力範圍,例如歐洲的華沙公約(Warsaw Pact),這些成員國長期被排除在自由國際秩序外,既沒有從中受益,也沒有參與其中,事實上華沙公約的成立,也是要對自由國際秩序提出替代方案,之後在1960年代末出現的「77國集團」(Group of 77)也是同樣道理。「因此針對自由國際秩序,其實替代方案始終存在,有些是被刻意排除在自由國際秩序外,例如蘇聯,有些則是國家們自己決定不參加。」

但雷克也指出,將威脅排除在秩序外,其實有助強化規則,例如美國所謂的流氓國家(Rogue State),基本是指不接受規則、不參與規則、也被逐出自由國際秩序的國家;其中例如朝鮮,作為一個拒絕自由國際秩序的國家,它同樣被排除在秩序紅利外,這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自由國際秩序本身。「而被當成『威脅』排除在自由秩序外,也是導致中美當前緊張的關鍵之一。」

不過圍繞當前的新挑戰,雷克指出從2008年開始,針對自由國際秩序的質疑與挑戰,反而是來自北美與歐洲等核心成員國。這種情況與過往不同,過去的挑戰大多來自秩序外部,現在卻是美國與歐洲部分勢力,開始帶頭質疑自由國際秩序的核心原則。至於這種質疑從何而來,雷克表示相關解釋不少,「但我認為最核心的,就是對全球化的反彈。」

2025年4月7日,美國副總統萬斯(JD Vance)言論一項「惹火」,他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再次語出驚人,聲稱全球化經濟令美國「向中國農民借錢,去購買這些中國農民生產出來的產品。」此言論一出,立即惹來美國網民熱議和猛烈抨擊。(X@theblaze)

雷克指出,隨著各國融入國際經濟,全球化的分配後果也開始顯現,每個社會都有被貿易催生的贏家與輸家。而貿易能提高一國收入,是繁榮的根源,這種繁榮又維繫了自由國際秩序。但對先進工業化民主國家來說,貿易雖然提升已經充沛的生產要素,卻持續損害自己本就稀缺的生產要素,而這些國家長期稀缺的,就是非技術勞動力。

雷克舉例,美國藍領階級的實質工資,從1972年以來就持續不變、甚至下降。因此雖然美國的整體繁榮程度有所上升,卻有很大一部分人因為全球化而受害,歐洲也是如此。至於因全球化而受益的,則主要是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所有者。

雷克指出,這輪全球化導致的收入不平等,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或者至少是19世紀末以來的新高,「美歐洲社會都隨著時間推移,變得更加不平等,而政治權力又在這種背景下流向了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擁有者,他們又反過來強化有利貿易贏家的相關政策。」

雷克總結,全球化的整體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分裂了美國社會,並導致歐洲也出現類似現象。而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同樣加速了這一趨勢,也就是經濟學中所謂的「中國衝擊」(China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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